草原歸去來(6)

李大同

作者簡介：李大同，祖籍陝西，1952年生於四川省南充市，《中國青年報》著名記者，原《冰點》周刊的掌門人。文革前為北京第26中學1967屆初中畢業生。文革初期參加過紅衛兵，因對當時的運動不理解提出十個問題，被列入團中央的《內參》上報。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幫”子弟獨自前往內蒙插隊。在10年的插隊期間，蒙語一流，擔任過大隊會計和負責人，甚至榮獲了那達慕大會的賽馬冠軍，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愛。1979年，進入《中國青年報》，先後任駐內蒙古記者，學校教育部、科學部主任、高級記者。1995年在報內創立《冰點》時評欄目，翌年起成為報內之品牌欄目。1996年《冰點》被評為“中央主要新聞媒介名專欄”,後遭改組。

貓頭鷹和女屍

等我再次回到我的住處時，我屋子的玻璃碎了兩塊。炕上有兩隻死貓頭鷹，你說不迷信吧，也有點毛骨悚然！貓頭鷹進宅，好事不來啊！可能是貓頭鷹撞碎了玻璃，進來出不去了。晚上我躺下睡覺，又有貓頭鷹叫„„我拿上槍推上子彈出去一看，木樁子上站着一隻貓頭鷹在叫。連打兩天，打下兩隻，第三天還來。不知道為什麼？總之，冥冥之中感覺這地方不能呆了。

這時候，還發生了一件事：北部一個公社女知青和當地老鄉發生了關係，懷了孕。當時，中央有個26號文件下來，大意思是：迫害知識青年的要嚴厲打擊。其實，這女知青的事，不是什麼迫害，是兩情相悅。但把這個蒙古青年給抓了起來，判了三年徒刑。女知青在當地沒有辦法呆了。旗里認為，最乾淨的、從沒有緋聞的地方就是我們白音德力格爾了。這時，旗委副書記、武裝部王政委就對我說：“大同，能不能讓×××到你們那去？我說那怎麼行？我們這裡怎麼能來有這種醜聞的人？”我當時也不知道她怎麼樣。王政委分管知青工作，說：“大同啊，你得給我這張老臉啊！她在那呆不下去了。”我說，那好吧。她就搬過來了。

她過來以後才知道，這個女生家裡很有背景。她父親是中央某部的一個處長，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張浩，她的小姑父是原雲南省委書記。文革開始時，林彪還派秘書到她們家問有什麼困難沒有。這個女孩兒，屬於女中豪傑一類，14歲就到了草原。那時和老鄉發生性關係的，都是不懂人事的女孩兒。草原上的蒙古小伙子剽悍起來，也是很有魅力的。她糊裡糊塗，懷孕六個月了都不知道。找她姑姑，才知道懷孕了。於是事情鬧大了。

沒有想到，一年以後，這個女孩子淹死了。在我們營地七八里外，有一片湖水。夏天，我們常到這個湖裡游泳。當時，我剛參加盟里的一個學習班回來。上邊想把我當成後備幹部，讓我和旗一級的幹部參加這個學習班。當我回到我們知青的住房時，她不在，一夜沒有回來。

第二天，我和老鄉一直找到這個湖邊，找見了我的槍和她的藍頭巾，但沒有人。這在當時是很轟動的一件事，全內蒙都知道。結果，兩三天撈不上人來，後來，北京的潛水隊都出動了，38軍的偵察排也來了，還是沒有撈上來。我每天都在水裡潛來潛去，在裡面摸。那湖深不見底。當時因為水太冷了，水溫高的話一天就能浮上來。結果到了第四天，屍體慢慢浮起來了。當時，我也是被懷疑對象啊。後來，1977年我在旗里的黨校，遇到一位幹部對我說：“你是好人啊。”我說：“你根據什麼說我是好人？”他說：“你不知道，那個女知青死了以後，我就是調查組的，我調查了你們大隊的每一個老鄉，所有的老鄉，異口同聲地說，你是好人。一句你的壞話都沒有。這種事情，從來沒有見過。所以，解除了對你的懷疑。”她後來就埋在我屋前200米遠的沙坡底下。你看，先是貓頭鷹叫；之後又死了一個人。再往後，我們的狗又半身不遂了，很怪！它是一條能抓狐狸、非常優秀的獵狗。有一天早晨，突然就半身不遂了。我怎麼餵它，它都不吃，看都不看一眼飯食，就是眼淚汪汪地看着我。又一天早晨，我發現狗沒了。狗臨死之前，會恢復到狼的本性，不死在主人家裡，要死在野外。它硬是用兩條前腿拖着後腿，翻過我們前面的大沙包，到一個沙坑底下，死在那兒了。我挖了一坑，把它埋了，壘起一座小墳，插了一個木板：寫着“愛狗”。

這時還發生了一件神秘兮兮的事情。我們牧場場部正南面有一個大高坡，高坡上有一棵巨大的樹，在草原上老遠就能看見這棵大樹。這棵樹在1977年莫名其妙地倒了。這一系列的事疊加起來，你再不信鬼神，心裡也打鼓。讓我覺得知青在這兒的氣數盡了。已經到了第九個年頭了。所有的夥伴都走了，新來了一個女的還死了，貓頭鷹、狗、樹„„我也應該走了。

本來，我是堅決拒絕到旗里當幹部的。旗里早就想調我去當幹部或當中學校長之類的，我斷然拒絕，覺得還是當牧民好。如果我在草原，我只當牧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這回，我接受了旗里的調令，先到阿巴嘎旗黨校當教員。調令早在1977年初就下來了，我是到1977年底才走。我要培養出合格的會計和出納才能放心走。我相中了一個馬倌兒，上過初中，在當地文化水平就是最高的了。我讓他住到我的辦公室來，每天教他——收入怎麼登，支出怎麼登，怎麼平衡，怎麼計算工分。他和我住了半個多月，一天到晚打算盤。直到我覺得他懂了。

臨走前，老鄉們全來送我。這時，我的辦公室還在夏營地，老鄉們已經搬到冬營地去了。冬營地離夏營地有七八十里路！那天晚上，我們大隊所有人家除了看畜群的外，都坐着牛車往大隊部來給我送行。冬天啊，男女老少，殺牛宰羊開始燉肉。然後我們大隊兩個最好的歌手跪在我面前說：“大同，原來你讓我們給你唱蒙古老歌，我們不敢唱。今天，你點哪一曲，我們就唱哪一曲。一個唱高音，一個唱低音。”蒙古人唱歌不能坐着，只有跪着才能發聲，唱他們的長調。他們整整給我唱了一夜。我是喝一口酒，點一支歌；再一口酒，再點一支。我們的老馬倌哭的，“江州司馬青衫濕”啊！他70多歲了，五十年代全內蒙摔跤手第五名啊！袍子都哭濕了。他們真把我當成自己人了。我也很心酸，但我知道知青氣數已盡。老鄉們富裕有錢了；我們賽馬贏了；蒙古語言文字學會了；接班人培養了；能走的人都走光了，我已經盡到最後責任了。

其實，到了黨校也沒有什麼事做，一年培訓一兩次公社書記和旗里的局長們。講毛選五卷，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是黨校有個很好的圖書館，我一天到晚就是讀書。大概到1978年初，內蒙要開自治區團代會，把我借調到那兒去起草報告。

這時，我父親已經平反了。父親一平反，他過去的資源就開始發揮作用了。《中國青年報》要復刊，要招收第一批記者。聽說老黃的孩子還在內蒙，怎麼辦呢？讓他拿點作品來，看看能不能當記者？招第一批記者，報社都是三個人去考察：記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編輯部一個部門主任。每一個記者，當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來。我呢？沒有在報上發表過一個鉛字，沒有上過幾年學。後來他們問我：有沒有寫成文字的東西讓我們看一看？我告訴他們：有一本《賽馬日記》。另外有給家裡人寫的信。那時，給家裡人寫信經常討論局勢，一寫就是上萬字。我說只有這些。他們說拿來看看。報社一個副總編輯看後說：“很好。《賽馬日記》證明文字功力很強，家信證明思想非常解放。”結果，一紙調令就發下去了。我是第一批記者里，惟一一個沒有經過任何考察就進來了。

我開始當內蒙古記者站記者，幹了兩年後提升為機動記者，然後當編輯、編輯部主任。大體經歷就是這樣一個脈絡。總的來說，我們草原知青，是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一群人，保持了一種狀態。不頹廢，總是有生活的熱情。在一種異族文化內找到自己生活的樂趣，並能夠施展抱負，還有不間斷地閱讀。當然後來回北京後，我也參加了自學高考，兩年後順利拿到文憑。在報社工作沒有文憑不行。

草原文化再品味

當時決定在草原紮根，在草原也有一段初戀，但最終我放棄了。因為我認識到我不可能在草原永遠呆下去，我是要走的。我在草原，會適應草原文化，而蒙古姑娘到了北京，會立刻枯萎。後來那個姑娘失戀後，人比黃花瘦。做出這個決定後，我也不敢去她們家了。她也是一個上海孤兒，但不是最初房東家的那個姑娘。

她叫琪琪格。別的上海姑娘連同膚色都被同化了，根本看不出是漢族人。唯獨這個姑娘完整地保留了江浙一帶人的膚色，一點都沒能變，白白淨淨的，永遠吹不紅。我們知青開始曾惡作劇，告訴她：你爹你媽都在上海。她就“呸、呸！”地惱我們，根本不相信。時間久了，她信了。相信以後，開始拼命地學漢文，而且不願意穿袍子了，喜歡漢人衣着打扮，讓我們從北京給她買高級的香皂和雪花膏。人一旦有了民族歸屬感，她會下意識地改變做派。對我來說，那也是一段很美的初戀。我當青年突擊隊隊長時，她是鐵姑娘隊隊長。我們有一段時間建草庫侖，日夜在一起，感覺很美好，夜裡兩人在月光下騎馬徜徉„„當她已經完全投入的時候，我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我不可能娶她，我肯定是要走的。我沒想到能在草原呆十年，太久了。原來想能呆四五年就不錯了。如果我不是和牧民有這種交情，根本是呆不住的。

我給他們當家的時候是他們生活最好的時候，蒸蒸日上。當時我們已是經濟收入最好的分場。農業學大寨的時候，因為我們是牧區，沒有多少可學的。但我也是先進知青的代表，去過大寨。擔任分場主任以上的知青，組織到大寨參觀過。我屬於被自治區培養的幹部苗子，當時還找不到像我這樣蒙漢兼備的苗子。上完盟里的學習班後，還要到自治區的學習班去。

但是在那地方，漢族永遠不能擔任各級政府的一把手。有些人，在漢族區長大，一句蒙語不會，但他是蒙族，就能當一把手；你一口流利的蒙語，也永遠只能當二把手。二把手基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幹事。

蒙古族的文化，除了賽馬、摔跤，還體現在所有的器物上。也可以說是馬具文化，比如，馬絆。馬晚上要吃草，你不能讓它走遠了，就設計出一種馬絆。讓兩條前腿和一條後腿被絆在一起。可以走着吃草，但不能走很遠。

馬絆是用皮條擰出來的。一開始，我們以為，最好的馬絆，做好以後，應該能直直地豎立着。但是我們發現，我們做的馬絆，給馬戴上以後，馬的蹊部，總會被磨出血。我們特別奇怪，拿我們做的馬絆和老鄉做的相比較，看不出什麼區別來。後來，有一次，一個老牧主到我們包里來喝茶，他叫金巴。原來整個牧場都是他的。他一看我炕桌上的紫檀木算盤，就說：“這是我的。”我心說，這個還鄉團，還記着呢！但是牧民們都說，所有牧民的活技，手藝最高的就是這個老金巴。我們對老金巴說：“給你酒喝，你幫我們做一個馬絆。”他說：“什麼酒？”我們說：“北京二鍋頭。”草原上的人喝不到這麼純的高度酒，他們喝的都是破薯干酒。他嘗了嘗：“嗯，好酒！”喝完了，說：“皮條呢？”拿過皮條，往腳上一纏，然後就“欻、欻„„”往手上吐兩口唾沫，根本不讓人幫就幹起來。我們做的時候，還得一個人拽着皮條，另一個人用刀。他幹起來就像耍雜戲一樣，手在飛快動着。一會兒，一個馬絆子做出來了。猛一看，他做的和我們做的也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就問他：“你做的馬絆和我們做的馬絆，到底有什麼區別？他說不出來。只是說：“這是我做的嘛”。但是特別怪，用他的馬絆，馬蹊就是不出血。後來，我們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對照，就發現，他的馬絆和馬腿接觸的部位，皮條割得要比我們的窄兩毫米。細微之差，就差在這兩毫米上！你知道嗎？這就是文化。

更奇妙的是，我們把馬絆塗上油，掛在杆子上，老鄉們進來喝茶，抬眼看到這個馬絆，就說：“這是金巴做的吧？”一眼就看出來了。同樣一個馬絆，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金巴做的。他從哪兒看出來的？人家做的就顯得高貴、不凡，真讓人暗暗稱奇。他做的器具是有一種人的氣度在其中的，你不能不服氣。

他進知青蒙古包都是小心翼翼的。他認為你是漢族，又是北京來的，偶爾看到你這兒沒什麼人，他才進來喝茶。我們也沒有想問他過去的事情，只是想把他的手藝偷下來。讓他做馬嚼子、絆子，我們看着他怎麼做，拿他的做樣本和我們的比較，哪兒粗，哪兒打結扣；特別是馬絆子前腿分岔處，到底分多少？一把，還是一把半？我們原來沒有把握。金巴一來，一按他的做，就弄清楚了。草原的牧主和內地的地主不同，牧主都是勞動能手。因為他有生產資料，勞動技能他們最全。連個牲口毛都沒有的，就是二流子。當然“地主”也是被執政黨扭曲的概念，很多地主富農也都是勞動能手。

另外那裡有一個汗貝喇嘛，也是一個大牧主，阿巴嘎旗原來就叫汗貝廟。汗貝喇嘛一看就雍容華貴，氣質不凡。草原上原來的精壯漢子，身高馬大、漂亮的都要去當喇嘛，而喇嘛不能成婚，導致人種退化，剩下的都是歪瓜劣棗。共產黨來了讓喇嘛都還俗，延緩了種族上的危機。原來蒙古族是多麼剽悍的民族！後來不行了。

還比如套馬。如果讓漢族人去套，就比較功利。衝上去，把杆上的套一揚，套在馬脖子上，往後一坐，杆子往後一抻，就算是套住了。但是蒙古人不然，他們一定要在飛跑追逐當中甩出最漂亮的弧度來。杆上有一米多長的繩，套馬時，一定讓繩套兜起來，再往前一送，讓它整好套在馬嘴上，再一抖，讓繩套正好兜在馬咽喉處。這才是最漂亮的套馬。而且不能用兩隻手。即使撒了杆子，全場也是一片喝彩。

他們的摔跤也令人神迷。我們分場的倫德格曾代表內蒙到外蒙參加比賽。他身高一米八幾。他講起當年他的摔跤，聽得我們目眩神迷。

倫德格將近40歲的時候，基本上不怎麼摔了。這時東烏旗來了一個摔跤手，叫乃登。乃登曾經作為後備苗子選到國家摔跤隊，得過全國輕量級冠軍。但是他無法忍受城市生活，就跑回到草原。他這個全國冠軍摔那達慕還不是小菜一碟？內蒙各地開那達慕大會時，他就戴上十幾個馬籠頭拴在馬鞍子上，到處參加比賽。每到一處，肯定拿冠軍，獎品是一匹二歲公馬。那時，那達慕大會上，經常看着他騎着一匹馬，牽着一溜二歲馬，咵、咵、咵地過來了，都是他的獎品。1963年，查干諾爾公社（牧場附近）那達慕會期間，乃登牽着五匹馬來了。他知道倫德格的厲害：一腿掃過來一般人都得橫着出去。我們那兒一個老復員軍人叫嘎拉登，是倫德格的助手。他一看乃登牽着五匹馬來了，就是已經贏了五個那達慕，摔倒了天下英雄，嚇得把馬籠頭揣到懷裡。一個那達慕大會，512個摔跤手，他一路下來要摔倒多少人啊？我問倫德格，你贏了還是輸了？他說，你猜。我說，如果純憑技術，你贏不了他。他說：“對！我是贏在經驗上。”他就給我們講了那次摔跤的經過。那次就是他們倆決冠亞軍。

他說乃登也很小心，兩個人互相架住以後，以一隻腳為軸心，另一隻腳慢慢挪動，找對方的破綻，誰也不敢出第一腳。真正的摔跤高手是要借力打力的，永不先出招兒。你一旦先出招，他就會四兩撥千斤。倫德格這種傳統的摔跤手更是這樣，從不主動出招兒。他們開始就是慢慢地走，走了十幾分鐘，兩人都沒敢出腳使絆兒。全場屏心靜氣，都不敢出聲。倫德格說，走着走着我看到旁邊有一粒豆子大的小石頭。我不動聲色，繼續往那邊挪。蒙古摔跤手的靴是平底的，等看到乃登一隻腳整好踩在那個小石頭上，我“啪”的一腳，閃電般地打過去，乃登腳下一滑，單腿一個膝蓋沾了地。他輸了！聽得我們驚心動魄。

這種文化是讓我們折服的。平時，我們體會不到那麼細緻的東西。後來，每次那達慕會上倫德格是當然的裁判長。有一年讓倫德格表演，乃登已經是超級冠軍了，他的摔跤服上有80顆銀釘，他把自己的摔跤服捧到倫德格面前，意思是，只有倫德格才配穿這套服裝。這一切，我們都很欣賞，感到崇高，有一種榮譽感！這就是讓我們感動，沒讓我們絕望的草原。

有一次，我到場部開會，路過一家浩特，連馬都沒有下，開玩笑地說：“今晚我在你們家吃飯！”結果牧場的會一直開到夜裡，我黑燈瞎火地往回趕。一下馬，一進那家門，鍋上正在咕嘟咕嘟蒸着包子。我路過他們家時，他們家的麵條已經切好，要下鍋了。一聽我說要到他們家吃飯，麵條不吃了，當即殺羊。切肉丁，包包子。包子包好了，一家人都不吃，等着大同來。我一進門，就拿酒。這時，你會感到這地方值得呆。他們生怕我走了。即使後來我走不了，也不會絕望。

他們的生活態度是完全聽天命的。沒有任何追求。我就這樣活着，祖輩讓我這樣活着。除非你給了他新的刺激和引誘。那年，我把對我們最好的牧民老鄉老戴請到了北京。我說，老戴你這輩子洗過澡嗎？他說沒有。我說到北京願意洗澡嗎？他說：“洗，洗。”到了北京下了火車，我們在東單的一家比較高檔的清華池要了單間。單間外面有床，裡面有淋浴，也有澡盆。五角錢。老頭一進到大屋裡，看到大池子裡一池赤條條的人，就傻了。他哪見過這陣勢？嚇得跌跌撞撞的。我說別緊張，咱們是單間。脫了衣報，胳膊肘上黑嘎貝兒厚厚的，我幫他用絲瓜瓤搓啊，搓啊！所有內衣都讓澡堂洗乾淨熨燙後再拿來，消滅虱子。一輩子沒有洗過澡的人洗完以後，舒服死了，紅光滿面的。

我們帶內蒙老鄉到故宮、長城、頤和園，所有名勝都去了。連自然博物館都去了，大開眼界。在草原上，蒙古包門都向東南，一到北京他就暈了，不辨方向，到處都是窗戶。有一次在王府井，差點把他丟了。我們還給他專門製作了一個大相冊讓他帶回去，上百張照片呀。據說，老頭講了一年，相冊上的故事還沒講完呢！

實際上，到後來我們已經不認為我們是知青了，而是漢文化的使者。在和蒙古文化較量了一番後，雙方握手言和。文化是平等的。你有你永遠勝出的地方，我也有我永遠勝出的地方。總之，在草原，我們過得還是比較愉快的，甚至可以說是形成了一種氣質。

在很大程度上，這段生活決定了我們以後的人生態度——積極、樂觀，熬得住，不怕孤獨和寂寞。這是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