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實的藝術—評兩部電視劇中有關知青的描述

馬昌海

自1980年延續了20多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結束以來，反映這一題材的作品非常之多，但在很多方面卻仍顯不足，甚至背離了史實。比如在電視劇《知青》和《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就存在着以下問題：

一、45集電視劇《知青》（梁曉聲編劇，張新建執導，山東影視集團2012年首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1、電視劇《知青》的第一集，一開始就是知青們冒着大雨從悶罐車裡跳下來大喊大叫：“北大荒，我們來了！”當年有幾個知青是坐着悶罐車去下鄉的？事實上，有很多來自江南的69屆小知青到達北大荒連隊駐地時，都哭喊着不下車，也不肯卸下行李。有人甚至毆打從原先學校送他們來北大荒的老師和工宣隊員，認為是上當受了騙。我們是1968年8月19日半夜到錫林郭勒草原公社的，早上醒來看到那兩排破舊淒涼的土坯房，一個女生不禁嚎啕大哭。大家一個個都沉默不語，沒有興奮的。有一批知青1969年剛到北大荒時趕上國慶節，集體收聽天安門廣場集會的實況轉播。上午10點鐘，當東方紅的樂曲響起時，數百名16歲的北京知青一起放聲大哭。

電視劇《知青》始終昂揚着知青們初到農村時的激情及對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對在常年累月無休無止艱苦勞作的煎熬下尚不得溫飽而帶來的深感前途無望，思想沉淪、精神苦悶卻隻字未提。

我們應該從群體的基本狀況，理性地去看待知青在這場運動中的真正苦難在什麼地方。我們怎麼能無視歷史的背景和千萬個孩子被高層和集體的意志奴役了近20年的實際狀況！更不能違背殘酷的客觀事實，抹殺應尊重人權、人性的前提。知青的苦難並非來自於我們自身的脆弱，而是超出我們權利範圍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只有這樣的反思和內省，才能起到對今天社會的補救和醫治作用。試圖以集體主義精神，以所謂的人性溫暖，以做我們曾經那樣的好人，是十分可笑的。想以此來緩解一些人的某種消沉心理，實際上卻是在延緩和阻礙知識和思想的進步。

我們現實社會中存在的金錢至上，權力腐敗，誠信缺失等等現象，實際上就是在文革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播下的惡果。電視劇《知青》讓年輕的一代對劇中兄弟姐妹般的知青友誼產生了一種嚮往，苦難都沖淡在那些濃濃的所謂與“農民的抱團溫暖中。”並且把專制對人權人性的踐踏，對青春的摧殘和毀滅歸結為個人的不幸，而沒有明確指出社會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的倒退。

知青的苦難在40多年後的今天來看，除了個人的自我發展受阻，還導致了生存狀態和競爭的不公平性，引發了正直品質和個人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尤其是對法律的藐視，人人自危而不敢說真話。

2、電視劇《知青》寫了黑龍江、陝北、內蒙古及山東知青的生活片段。其中有關內蒙古草原知青的描繪離現實生活太遠了：下了馬隨手一扔也不栓，人靠近其右側時馬也不躲？建設兵團的女知青敢集體在野外洗澡？這種“傷風敗俗”之舉不會在當地蒙古族老鄉中引起軒然大波？有的河裡儘是牲畜的排泄物，又黑又臭，能洗澡嗎。內蒙古建設兵團的漢族女知青居然還是傳奇般的摔跤能手，敢把小伙子塞上嘴捆綁吊起來，最後還成了戀人？草原上的馬會自己跑回臨時游牧點的家而不回馬群？

漢族女知青策馬救“小地包”的細節，更是遠離了生活的真實：在草原上，馬鞭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種裝飾品，人們在策馬奔馳的時候，完全可以不用馬鞭（如果是遇上連打都不跑的“肉”馬，不斷用鞭子抽也不管事）。通常，騎手只要嘴裡輕輕發出一聲“秋”，或腳跟輕輕一磕，甚至只須稍微抖動一下韁繩，快馬就會飛奔起來。只有大車老闆子才會揮舞着長鞭不停地喊“駕”（車老闆駕馭馬車的四種口令之一），而騎手們是從來不喊“駕”的。當那個女知青不停地揮鞭上前，再用手抓住拖着“小地包”的奔馬時，她手裡的馬鞭竟然神奇般地消失了。也不知道她是抓住了光馬的什麼部位，居然能夠迫使奔馬停下來？然後，這個野蠻女友竟然丟下脖子上還留有套馬杆的那匹馬，就縱馬揚長而去了？

兩個黑龍江知青到草原數日，是如何神奇般地學會了馴服烈馬？這兩個人只是臨時去買馬，是從哪裡弄來的蒙古袍子穿上了，他們穿的那種夾袍子一件要用36尺棉布，在那個年代，他們是從哪裡搞來那麼多的布票？

在草原上也有插隊和建設兵團的根本區別，生活狀態迥然不同。如一年四季的飲用水問題；幾年都不能洗個熱水澡，渾身都是虱子。冬天在蒙古包里睡覺須戴着棉帽，醒來只見被口的白霜。一年四季做飯只有鹽、牛羊肉和小米、麵粉，沒有蔥姜蒜、辣椒、胡椒、桂皮、花椒大料，醬油醋等任何一種調料。因為根本沒有賣的，從家帶來的很快就用光了。更沒有一點蔬菜水果，連一點鹹菜都是稀罕之物。燃料主要靠辛辛苦苦地漫山遍野找干牛糞儲存起來，夏季大雨瓢潑，冬季白雪覆蓋，到哪裡去找干牛糞。夏季到處是成群的蒼蠅；冬季在曠野零下30°的呼嘯寒風中解手……想打個電話都要奔波幾十甚至上百公里，家裡的來信也常常要一兩個月才能收到。

南方山鄉和水網地帶及亞熱帶叢林知青的生活狀態及勞動環境與北方差異太大了。葉辛的《蹉跎歲月》，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張暖忻的《青春祭》，孔捷生的《大林莽》以及鄧賢的《中國知青夢》等作品，對此都有過一些描繪。

在電視劇《知青》中，不熟悉知青的演員表演也有點誇張失真，經常沒頭沒腦大喊大叫的，可能會讓年輕人誤以為當年的人都是這樣神經兮兮的；服裝也過於整潔華麗，經常穿幫出錯。有些對白也脫離現實明顯超前了：比如居然敢在1969年公開說：“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才到北大荒一年多，就能認識到齊勇弟弟的死是“一場歷史的悲劇了”？七連的指導員在1969年也能覺悟到這是“派性害死人了”？

3、像《知青》劇中那個陝北小山村的知青們，主動放棄回城、參軍、上大學的機會，堅守在農村和農民一起艱苦奮鬥，是極為罕見的，根本不具備普遍性。如果讓觀眾誤認為在那個年代通過知青與農民的努力，就可以根本改變農村的貧窮落後面貌，那豈不成了對文革歲月的美化？

4、文革中各地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過程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有潛規則，還出過“白卷英雄”張鐵生。有些人雖被基層群眾高票推薦過，結果卻被別人頂了。電視劇《知青》的描述顯然沒有反映出“推薦”上大學這一過程的全貌。

5、與下鄉知青一代同齡的，還有更大數量的生長於農村的回鄉知青。自從1955年黨和政府把“廣闊天地”劃給他們“大有作為”之後，“回鄉”便成了沒能上中學或大學後的唯一出路。不論是文革前還是和文革中，回鄉知青都遠遠多於城市下鄉知青。估計至少是城市知青人數的一倍，約三千萬到四千萬。

1958年1月9日，毛澤東簽署一號主席令，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限制了公民的遷徙自由。未經批准離開原住地的農民稱為“盲流”，政府有權逮捕並勞教。從此，農民只能被束縛在田地里刨食，成為依附於土地的新時代賤民。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種族隔離和階級壓迫。

自1958年實行的戶籍制度和而後的招工制度、糧油布棉的定量供給制度和旅店的身份介紹信制度，更是堵死了絕大部分農村青年合法滯留城市的可能性。毛澤東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為地分割了中國的城市與農村，造成了中國獨特的“二元化”城鄉社會結構，把農村青年的農家出身政策性地化為他們天生的缺陷，迫使他們以農村生活為永遠的歸宿。

與下鄉的知青一代相比，回鄉知青有更多的艱辛與憤懣。對下鄉知青來說，城市生活是他們理所當然預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們失去了應有的人生；但對於回鄉知青，務農是他們被強加的命運，而城市生活是他們可望而不可及的夢。同樣是在農村，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的心理創傷卻迥然不同。

文革前的回鄉知青中有過呂玉蘭、邢燕子、董加耕等全國聞名的典型模範。幾千萬回鄉知青被融入廣袤的鄉村大地後，如今似乎已被人遺忘。多年前路遙的作品《人生》，對當時回鄉知青的際遇有過生動具體地描述。但近年來鮮見有哪部作品對人數更多的回鄉知青的坎坷命運有過更具體的描述。在長達45集的電視劇《知青》中，只出現過山東海邊的那個女烈屬的寥寥鏡頭。

對於農村青年來說，除了極少的招工提干及升學的機會外，參軍幾乎是脫離苦海的唯一途徑，如作家莫言、閻連科及軍事專家張召忠教授等等。

二、48集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吳子牛執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組織指導，北京華影文軒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和央視製作）對知青大返城未做出全面真實地描述。

1978年底至1979年，由雲南知青要求返城的風波引發了全國知青的大返城。

1、緣起：西雙版納景洪農場十分場上海知青丁惠民，1978年10月和11月兩次給鄧小平寫信，質疑上山下鄉運動的種種嚴重弊端，明確提出了回城要求，上萬知青簽名聲援支持。雲南知青開始醞釀和謀劃更大規模的請願活動。

1978年11月11日，橄欖壩農場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難產身亡，結果演變成了一場“知青要回城！”的請願。上萬知青組成的罷工抗議隊伍湧向景洪州所在地，沿途又不斷有知青加入。浩浩蕩蕩的請願隊伍很快就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州政府以物質手段發動起漫山遍野的農民：“凡活捉一個知青並送交政府部門的，給予加倍的工分獎勵”，於是，上萬知青請願隊伍在短短時間內就土崩瓦解了（見鄧賢：《中國知青夢》）。

12月7日，西雙版納各農場知青代表第二次聯席會議決定組建“赴京請願代表團”。丁惠民被推舉為總指揮。12月9日中午，因州委的一再拖延推諉，對知青的要求不予以明確答覆，“請願籌備總組”遂發出了《罷工宣言》。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召開的“第二屆全國知青工作會議”，認定建設兵團知青作為已經就業的全民所有制國營農場工人，不再屬於知青回城的範圍。此舉無異於火上澆油。

2、請願：12月19日，西雙版納知青首批請願團的北上經費在路途中的小鎮通關驛站神秘丟失，到當地公安部門報案卻不得要領。丁惠民在《在激流與漩渦的中心》一文中說：“知青在昆明也向公安部門報了案，據說當時公安部門回答：只要你們不去北京，這筆錢以後一定會找回來還給你們的。我想，所謂公安便衣偷錢的傳聞就起源於此吧。”22日和24日，首批知青請願團在昆明火車站兩次強行登車，與鐵路公安人員發生激烈肢體衝突。接着請願團集體臥軌，致使西南大動脈癱瘓，上萬旅客滯留。26日，國務院調查組組長趙凡向知青們轉達“國務院已同意雲南知青派人去北京”的指示，然後率先命令車站的戒嚴部隊撤離。在趙凡保證不追究臥軌知青的責任後，知青們撤離了火車站。

12月23日，第二批北上請願的知青“暗度陳倉”繞開昆明，從一個小站讀書鋪登上了開往成都的190次特快列車，12月27日中午輾轉來到了北京，隨後到天安門廣場靜坐。晚上7點，國家農墾總局在接到國務院知青辦的電話後，將這28名知青接到了萬壽路農林部招待所。28日下午，請願團在西單民主牆貼出三份致華主席、鄧副主席的聯名信、《告全國人民書》，版納知青詩抄、漫畫。

12月30日，國家農墾總局、國務院知青辦、國家勞動總局、團中央在請願團駐地召開會議，知青代表們闡述了對《第二屆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文件的意見和建議，表示只要承認上訪合法和補發罷工期間的工資，他們即電令復工。國家農墾總局經請示國務院後，同意了雲南知青的復工條件。12月31日深夜，請願團給西雙版納各農場發出《復工電報》，卻遭到了很多知青的抵制。

1979年1月4日上午，國務院副總理王震接見知青代表，說你們此次得以順利來京請願，對毛主席“聲東擊西”的戰術學的不錯嗎！但在而後的談話中卻厲聲斥責。在座的民政部部長程子華也嚴厲批評知青們請願上訪的鬧事行為。知青代表不敢據理力爭，更無人反駁。下午，王震將知青代表的《請願書》呈送鄧小平。接着，王震將軍為了緩和一下情緒，兩次邀請知青們到家裡看內部放映的美國影片《巴頓將軍》，被知青代表們所婉拒。第三次因秘書說要轉達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指示，知青們才決定前往。

電影放完後王震與知青們再次談話，談話結束時，一個魯莽的知青突然大喊：王震，你別走！你還沒有回答我們的實際問題！兩名警衛人員當即將這個衝上前來的知青反扭制服。

王震將軍遂回身以拐杖杵地：“想找彆扭？你給我小心點 ！”

雙方不歡而散。第二天清晨，請願知青代表們不辭而別，悄然返回雲南。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未對這一過程做出全面真實地描述。

國家農林部副部長兼農墾總局局長、國務院知青辦副主任、國務院調查組組長趙凡臨危受命,赴雲南邊疆處理知青要求返城的重大事件。趙凡從實際出發，頂着巨大壓力做了大量艱苦細緻地工作，穩定了知青的情緒並多方斡旋，推動了一項重大政策的調整，促成了這一文革遺留問題最終得以解決，因而改變了千百萬人的命運。

趙凡對這一歷史場景有過詳細記載：“知青鬧返城是從景洪農場開始的，版納地區8個農場有3.2萬人參加罷工”。“1979年1月8日，臨滄地區耿馬縣勐定農場告急，當時有200多人靜坐絕食，一天發出200多封電報，強烈要求國務院調查組前去。……我接到電話後，於當晚8時從景洪出發，連夜急馳勐定農場。從景洪到勐定的公路，跨過許多高山和大河。路況差，夜間行車確實存在危險。但為了‘救火’，也顧不了這許多。我坐車連續走了一個晚上和一個白天，很疲勞，但總算安全到達了勐定。

1月10日下午4點，我來到農場門前招待所的廣場上，當時那裡已經聚集了許多人，據有關人士說，大約1500人。正要安排我講話，忽然前面的一些青年跪下了，發出一片哭聲，後面跟上來的人也都跪下了，我從來都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場面。待大家鎮定了以後，我作了短暫的講話：我既是國家工作人員，也是知青的家長，我有四個孩子，三個在農村插隊，一個在工廠做工。我能體會你們的處境和要求。我將負責地把你們的情況向黨中央、國務院反映。你們首先要回到工作崗位上去，給領導以解決問題的時間，這樣亂鬨鬨的什麼事也辦不成。特別是在這裡日夜坐着，晚上很冷，會凍出病，把身體搞壞，將來即使回到城裡，什麼也幹不成。希望你們接受我的這個勸告…。”（趙凡：《憶征程》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年8月，第214-215頁。）

趙凡深感雲南知青“鬧事”非一日之寒。他以超人的膽識上下斡旋，終於公正而果斷地處理了他平生所遇到過的最棘手的問題。實踐證明，知青大返城事件的正確處理，已成為高級領導幹部處理關係國計民生重大問題的典型案例。

在雲南知青集體要求回城之前，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已有過實事求是的看法和意見。面對複雜的社會矛盾，要求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來予以化解。具體處理雲南知青問題的國務院調查組組長趙凡及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和雲南省委書記安平生等人敢於負責，拿出了切實解決雲南知青返城問題的具體方案，進一步促進了問題的最終解決。

3、結局：趙凡帶領的國務院調查組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國務院知青辦的名義於1979年1月18日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識青年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了六條處理意見：把農場辦成農工聯合企業，適當提高工資，把知青穩定在農場；農場知青可以參照以往辦理病退、困退的規定商調辦理回城；城鎮職工退休後，可以由其在農場當知青的子女回城頂替；從農場參軍的知青，退伍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時，允許到農場商調本市下鄉知青；上海郊區到農場的青年農民，可以允許回原籍社隊。

國務院很快就批准了這個報告，知青大規模返城之門從此正式開啟。

由中央權威文獻部門參與指導的傳記片性質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用一個魯局長替代了趙凡。又用一名北京女知青跪地向這位魯局長哭訴，希望回家照顧患癌症父親的一幕，替代了雲南省勐定農場的廣大知青們以罷工、絕食抗爭，在見到國務院調查組組長趙凡後，集體下跪嚎啕大哭的場景。並迴避了罷工指揮部成員之一、1969年下鄉的北京知青吳向東以噴濺的鮮血震驚全場的細節：“在我的發言即將結束之際，為了捍衛一個真正的知識青年，一個有血有肉的大寫的人的尊嚴，也為了拒絕剛才那個由政府強加給我的‘農場青年職工’的不真實的身分，我決定以最後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抗議。”他隨即轉身掏出一把鋒利的匕首，切開了手腕的動脈血管。一股指頭粗細的血柱噴涌而出。

電視劇把雲南知青要求大返城的領軍人物說成是鄧小平幕僚的兒子，帶頭要求回城的也都是北京知青。按照國務院調查組和雲南省的報告，當時雲南農場共有知青7.5萬人，其中上海3.7萬人，四川3.2萬人，昆明3600人，先前來的8385名北京知青僅剩2900人。

大返城風潮的發起，是成千上萬沒有什麼家庭背景的普通知青，自發地為改變命運而向中央反映自己的訴求及抗爭，與鄧小平幕僚的子弟沒有什麼關係。大返城是關乎到上千萬知青命運的大事件，處理這一事件，不是鄧小平一句“讓娃娃們回來吧”這麼簡單。原上海知青周公正在《雲南知青終結上山下鄉運動探析——寫於“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一文中說，雲南知青通過集體抗爭掙得自身命運的轉折，這在新中國是史無前例的。1978年11月對越南的自衛反擊開戰在即，昆明軍區須確保一個有利的出發陣地和穩定通暢的後方保證。雲南各農場基本沿着國境線分布，知青的集會、請願、罷工顯然不利南疆戰事，“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這也是促使中央果斷迅速下決心解決雲南知青問題的重要因素之一。上山下鄉在1980年被終結，並非政府主動糾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1979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而且也停止了傳統上為其辯護的毛澤東式話語。”其中包括農民的長期消極抵制。（潘鳴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第172-175頁。）

1980年，全國仍有15.5萬知青下鄉。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從這一年暑假起，應屆畢業生可以不下鄉的，不再上山下鄉，上山下鄉運動才就此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