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十八歲的照片
謝盛友：我們這一代
作者：謝盛友
我是個作家，在某些人眼裡，還是個有點名的中德雙語專欄作家，但是，我寫字倒是沒有錯，但一輪到要發音了，每每會出錯。
我是1958年生人，提前一年上學，到1966年文革開始，心裡有時極度疲憊，生產大隊要開階級批鬥大會，我們找不到被批鬥的對象，我們一個生產大隊的，都姓謝，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沒有一個是“地富反壞右”，況且，我們大家無法“階級劃分”，家家戶戶都是貧農階級，一窮二白苦度日。
我相信，由於那災難性的十年，現在大學裡的教授，校長副校長之輩，有我這樣、或者類似經歷的人為數不少。即便你是名牌大學的大牌教授，是校長，甚至院士，有些字不認識，或者會用而發音念錯，只要是屬於我們這一代，大抵都是正常見的。人都是時代的產物，沒有人會例外。我第一次感覺到我是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人，是九十年代初接受台灣聯合報的訪問，在同年齡的台灣同胞面前，我無地自容，在知識層面我們的差距的確太大了。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的一個知識狀況，一點學問都沒有。
我
們成長的年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代。“老三屆”是指中國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畢業生，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考大學。1966年到1968
年，中國正陷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之中，大學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鄉高潮中，這三屆本應已畢業的而實際上並沒有完整結束學業高
中，作為“知識青年”的主體“上山下鄉”，被安排下鄉，或集體到農林牧場，或分散插隊落戶農村。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們已經超過正常的高考年齡，但鑒
於其被“文革”耽誤，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許參加高考，被稱為“老三屆”畢業生。國家恢復高考後，先後於1977年、1978年、1979年參加高
考，並相應於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進入大學學習的三個年級的大學生，習慣上統稱為“新三屆”大學生。這三個年級的大學生在年齡
構成上差距相當大，有十四五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有文革十年中積累下來的歷屆高、初中學生，更有年齡已在二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的。
我找不出能確切描繪那個時代的詞彙。當時正逢三中全會前後，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記得在學時有美國的大學代表團來中山大學訪問，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
的大學生”。那時圖書館座位太少，傍晚時分，開館之前，學生已經排起長龍，糾察隊在維持秩序。不然，大門的玻璃又要被擠破。
那年頭，同學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隊買飯時，也背英語單詞。外語專業自古以來是“計劃”式呆板教學，一二年級學習語音語言基礎、口
語、聽力，三四年級精讀、泛讀、翻譯、報刊選讀。我這個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歡學習內容被規範、被計劃、被灌輸、被指導。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歷史
系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系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系課室，讀黑格爾。
我自己有最經典的論述：“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詩，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現在的海外學子可以體會、可以承受?
“什麼是農村？什麼是農民？”
現在的留學生基本上沒有概念了。農村是我們這代人絕大多數者生活過的地方，我們曾在辛勞質樸的歡樂中虛構單純的夢想。那時候“史無前例”
地“橫掃一切”，“一天等於二十年”地把學校“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父老鄉親們辛勞終日，克己守法，苦中求樂。我們經常大家在一起唱“語錄歌”、跳
“忠字舞”，從中取樂。王蒙曾經自道：“我是一個入世的人……出世的要求又相當強”，“我的作品有許多真實生命的體驗”。從一個革命浪漫主義的“少共”到
一個理解農民的智者，王蒙走過的道路，他所經歷過的精神巨變，對我們這些人或許有某些啟示意義。
我們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義，
文革之後革命的理想迅速幻滅，但新的理想又出現了，變為個人的英雄主義理想。我們當時讀的暢銷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普希
金、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這本書現在幾乎沒人提，當年卻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因為它塑造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充滿着個人主義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文革之後迅速煥發出來。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今天不一樣，今天流行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當年的個人主義充滿着英雄氣概，“小我”
（個人和家庭）的意義最後要通過“大我”
（國家和民族）做出貢獻而得以實現。“走向未來”叢書，兩位主編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寫的文章，今天讀來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精神，他們的《公開的情書》哪怕是
私人的愛情生活，都與國家與人類的宏大目標緊密相關。
我們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於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邃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時候而已。
曾為知青、後進大學，如今成為超級成功者，大談青春不悔。我們卻忘記了，大多數知青都被耽誤了青春，如今下崗待業，成為困難戶、低保戶，我們完全忘記了更多
的被時代殘酷淘汰了的難友。我們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虛驕，覺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實上，少數精英的成功是
建立在大多數同代人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們那時的高考，100個考生裡面只有不到5個人被錄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殘酷，我們真的是極少數被命運特別關照的
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謙卑，而不是自傲和虛妄。
政躬則國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