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個七月的清晨，在收到匿名線報後，三名弗吉尼亞警察闖進了Mildred和Richard Loving的臥室。當他們質問黑人女子Mildred（其實是有黑人血統）和白人Richard是什麼關係時，Mildred Loving答道：“我是他的妻子。”——臥室的牆上，掛着這對年輕夫婦不久前在華盛頓特區獲得的結婚證書。然而警察告訴他們，這張證書在當地不過一張廢紙。

  根據弗吉尼亞州《1924年種族完整性法案》（Racial Integrity Act of 1924）中“禁止種族通婚”的法條，跨種族婚姻與性行為（特別針對白人與“有色人種”的結合）違法，可被處一至五年監禁。Loving夫婦被捕，在之後的判決中，他們被處一年監禁、暫緩執行——緩刑的條件是這對年輕人必須離開家鄉弗吉尼亞州，並且二十五年內不得返回。

  五年後，Loving夫婦回家探親時，被以“共同旅行”的理由再次逮捕。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幫助下，Loving夫婦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1967年6月12日，最高法院通過對Loving v. Virginia一案的裁定徹底廢除了反對種族通婚的法律。

Mildred和Richard Loving夫婦

  美國歷史上的反種族通婚法條特別限制的是白人和“有色人種”的結合：主要針對黑人，在亞利桑那、加利福尼亞、猶他等十六個州，也包括亞裔。這樣的法條本質要維護的是一種建立在歧視基礎上的種族秩序：白人和“有色人種”之間的婚姻和性關係，被看成是一種對“血統”的“污染”。種族通婚被看成是“不正常”“違反自然規律”的。在反通婚法條的執行中，非白人的那一方受到的是更嚴苛的處罰：就以Loving夫婦為例，兩人第一次被捕時，白人Richard被關押一晚後即被釋放，而當時已經懷孕的Mildred則在監獄中度過數天。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黑人，因為（被懷疑）與白人發生性關係，遭私刑處死。

  美國聯邦法律曾一度默許了種族主義的合法性，並給予白人受法律保護的優待和權利，而這些權利不為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以及拉丁裔美國人所享有。從17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60年代，歐裔美國人（尤其是英裔美國人）享有法律所賦予的特權，這些特權了包括受教育權、移民權、選舉權、公民權、土地徵用權以及刑事訴訟權。

  種族歧視的正式廢除發生在20世紀中葉，但這不能為社會所接受。種族歧視也被視為有悖道德；然而種族政治現象仍然顯著。社會經濟不平等中依舊保有種族主義，並且採取了一種更加現代、更加委婉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成了一種最為普遍的種族主義符號。種族分層仍繼續存在於就業、居住、教育、貸款等和政府治理中。

  雖然在過去幾十年中，一般美國民眾所持觀點本質上已經有所轉變，但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等組織的調查發現，許多美國人承認還是有歧視性觀念；例如，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2007年的一篇文章說大約十分之一的人承認對拉美裔美國人有種族偏見，而四分之一的人承認對阿拉伯裔美國人有種族偏見。

  根據泛大西洋奴隸貿易數據庫的數據顯示，在1626年到1850年期間，大約共有30萬名奴隸通過美國船艦被強行運到了美國。並且，內戰前，美國內部每四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使用奴隸。1860美國人口調查顯示，在150萬白人家庭中，大約有38.5萬位奴隸主。

  雖然美國憲法在1808年就已禁止輸入奴隸，並在1820年將奴隸貿易視同海盜罪行，可判死刑，但奴隸制仍繼續存在了半個世紀。1863年1月1日，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發表解放奴隸宣言，宣布解放美利堅聯盟國未受合眾國政府直接控制地區的所有奴隸。雖然林肯個人反對奴隸制，但在轉向解放奴隸之前，他認為憲法是支持奴隸制的，而且也是他簽署了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1961年科溫修正案並沒有得到通過) 來確保國會不會廢除或干預聯邦的“國內體制”，包括奴隸制。林肯在他的第一任就職演講中就說他“對奴隸制的明確性和不可終止性沒有異議”。出於對“科溫修正案”的支持，林肯也曾試圖將他的這一想法變為法律條文，但是內戰的爆發卻讓他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權力。對於黑人所擁有的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林肯這樣說道，“我不贊同，也從未贊同讓黑人成為選民或者陪審團成員，也不贊同他們從政和與白人通婚，我和所有人一樣認為白人生來高人一等。”

  1865年，約有400萬黑奴獲得自由，95%的黑人生活在南方，占南方總人口數的3分之一，而在北方，黑人只占到了百分之一。

  內戰後，正式宣布廢除奴隸制的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於1865年批准實行。並且，國會通過了1866年的民權法案，這項法案拓寬了所有出生在美國的公民的一系列權力。儘管如此，“黑碼”（指一系列壓迫黑人的制裁法案）仍然阻止着美國黑人獲得其應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1868年批准通過的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強化了這一結果，1875年的民權法案同樣如此。在決意破壞阻止私人種族歧視的聯邦權力時，1875年的民權法案被廢除了。然而在重建時期最後的修訂案——美國憲法第15修訂案中，給予了美國黑人男性選舉權。通過聯邦做些的這些不懈努力，美國黑人開始抓住解放的機會。美國黑人開始投票，謀取官職，利用公共教育。然而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重建期的結束時期，依靠紅衫軍、白色聯盟這些準軍事力量掌權的暴力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頒布了吉姆·克勞法，以廢除美國黑人的投票權，通過實行不平等的種族隔離政策，他們還制定了一套全面地歧視性政策。

  當年在美國這片土地之上存在着的冷酷的制度化的種族歧視，以及對美國黑人的後代的合法歧視。在整個內戰後時期，為鞏固之前存在的社會秩序，種族分層已經被非正式地系統強化了。嚴格從法律意義上說，黑人的投票權仍然存在，然而，投票稅，像美國私刑（通常由自稱3K黨復活的團伙實行，多建立在重建後的南方）這樣普遍性的恐怖活動，以及例如祖父條款這樣的歧視性法律法規都使美國黑人，尤其是南方的美國黑人依舊不具有投票權。不僅如此，這種歧視還延伸到了國家立法中，在對黑人學校和白人學校的“經濟援助分配上顯示出了極大的不公平。”除此之外，有時候縣級官員還會把明確標記要給黑人的資源重新分配給白人學校，從長遠考慮，這種做法破壞了受教育的機會。為反對這種法律意義上的種族主義，出現了抗議和遊說組織，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1909年建立的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這段時期有時也被視作美國種族關係低谷期，因為有關種族主義，種族隔離，種族歧視以及白人至上主義的叫囂都在這一時期增多了。與之相應地，反黑人暴力運動也大大增加了，種族騷亂事件頻發，例如1906年的亞特蘭大種族騷亂事件和1921年的塔爾薩種族騷亂事件。

  隨着大遷徙的到來，原本被視為主要是南方諸州的問題的種族主義擴散為一種國家意識。一戰後，紮根於南方諸州的數以萬計的美國黑人重新定居到了北方的工業中心城市，尤以波士頓、芝加哥和紐約（哈萊姆區）等城市最為集中。以芝加哥為例，僅在1910年到1970年間，美國黑人的數量就從2%躍升至32.7%。

  人們對待南方移民的態度和業已存在的種族分層保持了一致。黑人的湧入打破這些城市的種族平衡，激化了黑人和北方白人之間的敵意。人們對南方黑人的刻板形象常使他們將例如犯罪和疾病等城市問題的出現歸罪於美國黑人的存在。總的來說，北方的美國黑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都遭遇了一系列歧視對待。在職業發展上，適合黑人的總是地位低下，晉升受限的經濟機會。在房地產市場中，應對黑人湧入的是更為強硬的歧視政策，這導致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暴力，限制性契約，經濟歧視和種族傾向”。

  1876年到1965年期間實行的吉姆.克勞法是在南部和美國邊界諸州執行的地方法和國家法。它們授予美國黑人“隔離但平等”的狀態。但事實上，這導致了黑人的待遇和住宿條件總是次於它們給美國白人的。最重要的法律規定，公立學校，公共場所，火車、公交車等公共交通工具應為白人和黑人提供不同的設施。1954年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國家資助的學校隔離行為違反憲法。門德斯訴威斯敏斯特案是聯邦法院中首批反對學校隔離的個案之一。

  針對不斷攀升的歧視和暴力，非暴力抗議行動出現了。例如，1960年2月，在北卡羅納州的格林斯博羅（Greensboro），四個黑人學校的學生到了伍爾沃斯商店，他們坐在櫃檯邊，但沒人願意為他們服務。這幾位同學在學校里了解過非暴力抗議，所以當白人在櫃檯邊折磨他們，把番茄醬倒在他們頭上，還用香煙燙他們時，他們仍只是平靜地坐着。這之後，許多抗議種族主義和不平等的靜坐示威活動相繼發生。靜坐活動席捲了整個南部並蔓延至其他地區。最終，在許多場靜坐示威和遊行、抵制等其他非暴力抗議活動發生後，不少地方開始同意廢除種族隔離。

  16街浸信會教堂爆炸案是公民權力時期的轉折點，它也是當時全國矚目的焦點事件。1965年9月15日是一個星期天，3K黨用一箱藏在室外樓梯間的炸藥炸毀了伯明翰教堂的一邊。炸彈炸到了大約26個在地下會議室做準備的孩子，四名黑人女孩死亡。這一爆炸發生在馬丁·路德·金向華盛頓進軍之後，它也因此成為對美國黑人認知條件發生轉變的整合面。它影響了1964年公民權力法案和投票權法案的通過，這兩項法案顛覆了業已存在的吉姆.克勞法。然而，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這兩部法案從未真正執行過。

  即使是吉姆·克勞法廢除以後，種族隔離仍然存在。有關房價和人們對融合的態度的數據顯示，在20世紀中葉，種族隔離是白人集體選擇的結果，他們想把黑人從其社區中排除出去。種族隔離也採取了經濟歧視的形式，像是拒絕提供服務或增加服務費，這通常發生在在一些由種族決定的領域，像是銀行業，保險業，求職入口，醫療入口，甚至是面向居民的超市。儘管在美國，非正式的種族歧視和隔離一直存在，但是經濟歧視是隨着1934年國家住房法的頒布而產生的，這部法令新增了聯邦住宅管理局（FHA）。首先反對這一行為的是1968年公平住房法的頒布（這部法律反對那些以種族，宗教，性別，家庭地位，殘疾或種族出身為基準實行的經濟歧視），接着是1977年社區再投資法的頒布，它要求銀行對所有群體實行相同貸款標準。儘管經濟歧視是違法的，但有人認為這種歧視仍然以其他方式繼續存在着。

  儘管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中產階級和公共就業都有了極大發展和提升，黑人的貧困和缺乏教育仍然深深紮根於整個去工業化時期。偏見，歧視，制度上的種族主義仍然影響着美國黑人。第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爆炸案後雖有所改善，但針對黑人教堂的暴力還在繼續，2015年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槍擊案。

  1981年到1997年，美國農業部對成千上萬的美國黑人農民實行了不公平對待，拒絕向他們提供在相同情況下可以提供給白人的貸款。這一歧視是皮克福德訴克里案的主題，這一訴訟案由美國全國黑人農民協會的成員上訴，結果達成了兩份解決協議，分別是1999年價值12.5億的解決協議和2009年價值11.5億的解決協議。

  許多人都會把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看成種族關係向前發展的一步：巴拉克·奧巴馬被選為這個國家的第一位有一半黑人血統總統。種族劃分存在於整個選舉過程中，在總統預選中，絕大多數黑人投票人都投票給了奧巴馬，約有80%的美國黑人都投票支持奧巴馬。

  社會學家芮思龍（Russ Long）在2013年做出斷言，現在存在一種更微妙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把種族和性格聯繫了起來。在一個1993年由卡茨和布羅利負責的研究中，其結果表明“黑人和白人對彼此形成了多樣的固有印象，並且多是負面印象”。

  當第一代中國移民來到美國時，包括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後裔在內的亞裔美國人也遇到了了種族歧視。第一代移民、他們的孩子、非亞裔家庭收養的亞洲小孩均受到影響。當年的一張嘲諷“排華法案”的政治漫畫，圖中一個中國人四周圍滿了中國移民得到的好處，但卻被擋在了”“金色的自由之門”外，而其他群體，如“共產黨人”，“流氓分子”等卻被允許進入。圖片下方的文字充滿了諷刺意味,“你知道的，我們必須在某些地方劃清界限”。

  19世紀，美國工業進入飛速發展階段，礦業和鐵路方面的勞工大量短缺。通常會用華工來填補這些空缺，最知名的就是太平洋鐵路的修建。由此產生了大規模的中國移民。由於他們為了廉價的報酬而替白人工作，同時受“黃禍論”的影響，中國移民並不被尊重。“黃禍論”預言中國移民會是西方“文明”的終結者，這一論斷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可。隨着1882年《排華法》頒布，對中國移民的歧視達到了頂點。《排華法案》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這也是首次通過法律來排斥一個國家的主要群體，其排斥理由是因為種族和階級。

  當地歧視法律法規同樣也用來扼殺中國人做生意和工作的機會；例如1886年的一樁最高法院案——益和訴霍普金斯案，舊金山准許開設洗衣店（主要是華人經營的）的城市條例命令突然廢止了，這很明顯是針對華裔美國人的。當禁止令實施後，這座城市又准許了所有非華人的開店申請，與此同時，只有200分 的華人洗衣店被批准營業。而華人洗衣店繼續營業時，這座城市又試着對店主罰款。1913年，許多華裔的家鄉——加利福利亞州頒布實施《外國人土地法》，這明顯是限制亞洲移民的土地所有權，這部法律一直實施到了1920年，最終導致幾乎所有亞洲人的土地所有權被收回。

  1907年，尚未受《排華法》影響的日本移民開始遷至美國，解決了曾由華工填補的勞動力短缺問題。這一湧入也招來了種族歧視和阻礙，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曾限制日本移民。不久，日本簽署了《紳士協議》，拒絕給那些想遷來美國的日本勞工發放簽證，日本移民就中斷了。

  二戰期間，中國是美國的盟友，聯邦政府讚揚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頑強抵抗，國內反華情緒有所減少。1943年，國會通過《麥諾森法案》，廢除《排華法》，重新開放中國移民。與此同時，美國積極抗擊軸心國成員—日本帝國。珍珠港被襲擊後，反日種族主義傾向明顯，這也被政府所默許。政府會在宣傳海報上用類似“小日本”（Jap）這樣的潦草書寫，甚至在列舉可能出現的安全威脅時，直接這樣稱呼被扣留的日裔美國人。這種歧視在戰爭結束後還存在了一段時間。

  美墨戰爭（1846-1848）之後，美國從墨西哥吞併了一大塊土地，構成了今天美國西南地區。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墨西哥人遭到了歧視。據估計，1848年到1928年期間至少有597名墨西哥人被私刑處死（由於許多私刑都缺乏記錄，所以這一估計十分保守）。1880年到1930年間，每10萬名墨西哥人中被處以私刑的人有24.7。這一數據僅次於這一時期美國黑人群體被處以私刑的數量，每10萬名美國黑人中被處以私刑的人數是37.1。1848年到1879年間，墨西哥人被處以私刑的人數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每100000人中就有473人被處刑。

  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發起了一項墨西哥遣返項目，旨在鼓勵墨西哥移民自願返回墨西哥。然而，許多人都是在違背其意願的情況下被遣返。據統計，超過100萬墨西哥先民被驅逐出境，在這些人中，本來就是美國公民的人數約占60%。

  1943年，發生在洛杉磯的阻特裝騷亂事件生動地展現了拉美人（例如墨西哥裔美國人）遭到的種族暴力。駐紮在一個拉美社區中的海軍士兵和這一人口密集的社區中的年輕人發生了衝突。小團體和個人之間頻繁的摩擦演變成了持續好幾天的暴亂。大量海軍士兵在民眾中尋找墨西哥裔美國青年並襲擊他們，當時一部分年輕人穿着阻特裝，在那個群體中這是一種十分誇張的裝扮。動亂持續未加抑制，當地警察甚至還援助了這場動亂好幾天，直到基地指揮官宣布士兵禁止進入洛杉磯人市中心和墨西哥裔美國人社區。

  許多公共事業單位，企業和房主協會都制定了正式的“排墨”政策。一些小孩因為是墨西哥裔美國人的後代，在公共學校體系中，受到了種族隔離的待遇。在許多區縣中，墨西哥裔美國人不能擔任法律案件的陪審員，尤其是當被告是一名墨西哥裔美國人時。在西南地區的許多地方，根據法律法規和房地產企業的政策，墨西哥人被單獨分居了出來。

  美國原住民在北美大陸上生存了1萬多年，他們對美國歷史和種族關係產生了一種十分複雜的影響。後來白人通過戰爭，強制移民，制定條約等方式，美國原住民被奪去了土地。隨着種族主義的到來，一些美國原住民選擇或者只被允許滯留原地，禁止遷移。雖然美國文明化進程的努力在切羅基人、奇克索人、克里克人和喬克托人那裡均有成效，但白人仍把所有美國原住民習慣性視作“殘忍的印第安野人”（就像美國獨立宣言講到的那樣）。在加利福尼亞淘金熱的頭兩年，就已經有成千上萬的美國原住民死於其中。1850年，上加利福尼亞作為一個自由州正式加入美利堅合眾國，但奴隸制和印第安人簽賣身契的行為並沒有立刻廢止，直到1863年才被加利福尼亞州議會視為非法。

  開拓西部的白人以征服為法，打着文明的旗號，成了美洲大陸的主人，解決邊界爭端最好的辦法就是完全消滅所剩無幾的印第安人。1890年12月29日大屠殺發生後，鮑姆寫道：“先驅們之前就已宣告，我們的安全只能靠滅絕印第安人來實現。幾個世紀以來，通過驅趕印第安人，我們的生活更好了，為了保護我們的文明，我們需要做的更絕，需要把這群完全無法馴服的物種從地球上抹除。我們這些侵略者和執行不當命令的戰士的安全是由這些謊言維護的。要不然，在未來的歲月中，我們的生活里可能充斥着由印第安人引起的各種麻煩中，正如他們曾經所是的那樣。” 一旦印第安人的領地被併入了合眾國，存活下來的印第安人在法律面前也不具有平等的權利，他們被視為國家的病灶。

  許多美國原住民都搬去了預留地——這部分面積占到了美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四。和美國原住民簽訂條約後又反悔的事例不勝枚舉。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被迫學習“居住管理辦法”，通過對他們的再教育讓他們接受白人殖民者的價值觀，文化和經濟。

  當前，儘管法律已經規定了形式上的平等，但美國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和大西洋島民仍然生活在這個國家經濟最落後的地區。國家心理健康調查研究顯示，美國印第安人族群酗酒、抑鬱、自殺的幾率要更高一些。

  在政治上，人們認為像犯罪、福利這種概念的種族編碼已經被用於對公共政治觀點施加影響。種族編碼是隱式的，它包括涉及種族的語言和暗示種族的態度和思維的圖像。例如，在國內政策的制定中，人們認為羅納德.里根在19世紀80年代曾暗示過“特殊利益”和“大政府”與可忽視的少數群體這兩種概念之間的聯繫，通過對少數群體的條件否定以在競選活動中質疑一些政策和項目。在一個分析政治廣告的主要態度的研究中，瓦倫緹娜把看過喬治.W.布什宣傳廣告文案及搭配的三種不同圖形的選民的投票結果和其所嵌入的不同的種族線索做了對比，結果剖析出了三種情況：中立、種族判斷、蔑視黑人。比方說，當陳述人說“民主黨是想把你交的稅用在沒有實用的政府項目”時，就會以在辦公室中的黑人女性和孩子為視頻圖像。瓦倫緹娜發現，蔑視黑人產生的最大影響主要體現在種族化的政策上，像反對平權行動和反對福利開支。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法律教授伊恩·哈尼·洛佩茲將這一現象稱為“狗哨政治”。他認為，“狗哨政治”促使美國白人中產階級投票反對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以懲罰“不值得的少數群體”，他們認為這些“不值得的少數群體”以他們的利益為代價獲得了過多的政府援助。根據洛佩茲的觀點，保守的白人中產階級將那些少數群體視為經濟利益上的敵人，他們因此支持那些許諾控制非法移民並打擊犯罪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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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網上有關資料摘編讀起來冗長，且缺乏趣味性。但我認為，你如果想了解一點美國種族歧視的問題，讀些這樣的資料對自己理性地認識美國的種族歧視有幫助。下面這段資料摘編引起我的思索：

　美國所謂“種族隔離”本質上屬於社區政治、而非全國政治或國際政治，一開始就跟州權和小共同體權利互為表里。排斥黑人的鄉約民規通常來自私人或法人團體的明確或默示交易，沒有或不需要聯邦法律的支持。嚴格說來，美國早期的憲法解釋沒有授予聯邦政府制定種族政策的權力。憲法沒有明示的權力屬於各州。契約自由神聖不可侵犯，實際上限制了司法機構對社會偏見的救濟範圍。在憲法意義上，種族隔離是多數暴政在種族問題上的體現。北方各州的自由黑人在憲法上擁有廣泛的權利，但地方小共同體的偏見使他們無法落實這些權利。

  在純民主共同體內，少數族群基本上沒有修改憲制或推翻多數派政策的機會。他這種理論造就了州權和奴隸制的致命聯盟，反過來刺激促成了韋伯斯特—林肯的聯邦主義—廢奴主義聯盟。因此，黑人地位始終與聯邦權力共進退。聯邦權力的擴張就是黑人地位的上升，反之亦然。歷史上，聯邦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經歷了南北戰爭、新政和冷戰三次大規模擴張。最後一次規模最大，時間最長。這三次擴張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黑人的地位，削弱了各州在種族問題上自行解釋憲法的權力。黑人民權運動在冷戰時期取得了最大的進展。

  依據十九世紀的憲法解釋，聯邦政府在冷戰時期行使的許多權力都是違憲的。在廢除強制種族隔離和實施強制種族平等之間，邊界模糊、解釋混亂，很容易從一種錯誤跳躍到另一種錯誤。強制穆斯林女生揭去面紗、強制滿族人剪去辮子，到底是維護平等、還是侵犯自由？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立場。廢除種族隔離（desegregation）也是這樣的問題。

  種族歧視問題玷污了美國的道德形象。蘇聯在宣揚資產階級民主偽善性的時候，從來不會忘記開發這個富礦。蘇聯報刊經常收集美國左翼媒體和地方小報涉及種族歧視的零星報道，教育本國人民，煽動亞非拉有色人種。這些報道在美國的讀者不多、分量不大，一旦經過蘇美兩國宣傳和外事部門的輯錄、整合和分析，就能以小搏大、引起美國最高層的重視。民權活動家雖然目標不同，也並不是不精通這種技術。有色人種國民協進會（NAACP）向聯合國請願，主要目的在於引起聯邦政府的尷尬和不安，藉助聯邦政行政當局向司法系統和地方政府施加影響。自南北戰爭以來，後兩者一直是黑人權力的主要障礙。

  其實美國聯邦政府從未強迫黑人集中居住。居住區源於黑人的貧困和白人鄰居的社會性偏見，當時和以前的政府對這兩者都沒有干涉的權力。從憲法的角度看，他們實際上是在要求：中央政府擴大干預社會的力度，更加明確地指向有利於黑人的肯定性行動，而非僅僅維護沒有特定對象的一般性法律規範。由此即可看出：黑人權力運動和美國憲法原則的張力其來已久，絕不像圖解化的“白人壓迫黑人、黑人爭取平等”那麼簡單。雖然南北戰爭前後的黑人問題主要是法律歧視問題，但新政以後的民權運動大體上已經轉化為社會歧視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權領袖開始策劃向華盛頓進軍，他們並不打算藉助社會力量，反對政府；而是希望政府更加積極地干涉，消除社會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