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人性：美國與民國開國精英的一點對比

諶旭彬

  托克維爾說過：“人心中也有一種對於平等的變態愛好：讓弱者想法把強者拉下到他們的水平，使人們寧願在束縛中平等，而不願在自由中不平等。……自由並不是他們期望的主要的和穩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們永遠愛慕的對象。”

  托氏道出的，是人性中固有的缺陷。

  所謂“對於平等的變態愛好”，大體可以理解為“如果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頓飯，也會希望其他人和自己一樣”，亦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喜歡見到有人在同等的合法規則下比自己過得好，也就是所謂的“寧願在束縛中平等，而不願在自由中不平等”。

  如何處理這種“人性的固有缺陷”，其實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出發點。

美國開國精英接受人性的缺陷

  美國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確立了“人民”這一概念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獨一無二的地位。

  在美國的開國精英們看來，“人民”不但是革命最強大的道義後盾，也是新政權最終極的合法性來源，亦即“人民”是國家主權唯一的所有者，是政府一切權力的來源。

  但開國精英們所讚美的“人民”，只存在於抽象的政治概念里。對具體的“人民”，開國精英們並不信任。

  譬如，在紐約批准憲法大會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曾宣稱，在“自由的共和國”，“人民的意志構成政府的根本原則”；但他隨後又說，“（人民）不具備系統的政府管理所必需的辨別力和穩定性”，他們“經常被錯誤的信息和激情引向最嚴重的錯誤”。

  再如，在弗吉尼亞批准憲法大會上，埃德蒙·倫道夫一再稱頌抽象的“人民”，但卻在發言中用“herd”(牧群)來指代“大眾”，以至於被人責備用詞不慎、蔑視人民。

  其實，這並不是用詞不慎的問題，而是一種對具體的人存在的人性缺陷的警惕與懷疑。

  這種懷疑，可以說是一種“歐洲傳統”。18世紀英國的“鄉村輝格派”就認為“人民”具有雙重性，他們讚頌抽象整體的“人民”，將他們描述成政治權力的終極源泉；同時確有對那些具體參與社會政治的“人民”滿懷戒備。

  美洲的清教徒也喜歡說“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但在涉及具體的、活生生的“人民”時，卻又斷言“在幾乎每個時代和每個國家，人民作為一個集體始終難以在行動時帶有任何一點節制和智慧”，將他們描述成“愚昧而輕率的大眾”。

  基於這種對人性缺陷的戒備，多數美國開國精英，不相信具體的“人民”擁有自己統治自己的素質和能力。

  譬如，約翰·亞當斯曾以回顧歷史的方式，如此描述具體的“人民”的“可怕”面目：“民眾的忌妒的呼聲、猜忌、疑心、自負、傲慢、驕橫、野心和某個地位優越者的暴躁”，一旦被用來對付某個人，結果必然是，“一群不受節制的烏合之眾的憤怒和狂暴，通過擅長蠱惑的專制者的暗中挑唆，就會爆發為各式各樣的攻擊、毀謗和怒火，往往以謀殺和屠戮而告終”，其程度之可怕，在專制主義的歷史上隨處可見。

  在亞當斯看來，“人民的統治”很可能淪為“人民的暴政”，在地域狹小、人口甚少的雅典式城邦，“人民的統治”尚且不能很好地處理政府事務，在美國這樣一個土地遼闊、人口眾多、居民分散的國家，“人民的統治”自然更加靠不住。

  不過，開國精英們並不打算因此放棄共和體制，也不打算將具體的“人民”從政治生活中驅逐出去。前者決定了“人民”將成為國家正當性與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後者則考驗開國精英們對人性固有缺陷的處理能力。

  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制度設計。

  如漢密爾頓所言，“人民是動亂而多變的，他們很少作出正確的判斷或決定”，因此，“唯有一個永久的機構才能制約民眾的輕率放肆”。

  詹姆斯·麥迪遜的主張更具體。他建議設立一個任期較長的第二院，因為“人民”對他們的真正利益缺乏了解，容易犯錯誤，而他們的直接代表也會出於同樣的原因而犯錯誤，於是就需要在政府中設立第二院來制約第一院，匡正它因“易變和衝動”所犯的錯誤。

  當然，也有一些非常端的意見。比如，主張將政府管理定性為一種“專門技藝”——“政府管理是一門科學，如果不鼓勵人們用三年甚至一生奉獻於它，這門科學在美國決不會得到完善”——所謂“用一生奉獻於它”，其實是主張推行“政治職業化”，也相當於將普通民眾排斥在政府的大門之外。

  最後，開國精英們用“代表權、選舉權、同意權和知情權”四者，確立了“人民”和“政治精英”之間的一種“委託-代理”關係。人民將“代表權”出讓給“政治精英”，不必直接參與國家政治事務，如此可以避免“人民直接統治”帶來的種種弊端；通過“選舉權”，“政治精英”與“人民”之間互通流動，“人民”可以上升為“政治精英”，“政治精英”落選後也須回歸“人民”（當然，這只是整套制度設計的一部分）。

  簡言之，這種制度設計，核心前提是承認“人性存在缺陷”（或謂之“人性惡”）。

民國開國精英不接受人性的缺陷

  與約翰·亞當斯等人相似，中華民國的開國精英們，也是一方面讚頌抽象的“人民”，一方面對具體的“人民素質”心懷戒備。

  以革命黨領袖孫中山為例。

  近代史學者高華有一段精闢的總結：“孫中山對中國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質持悲觀態度。他認為中國人民由於長期生活在專制之下，未能接受現代教育，與現代國民的水平相距遙遠，以這樣的國民素質不能迅速適應並享受現代民主政治。‘夫以中國數千年專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國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復，而欲成立一共和憲治之國家，舍訓政一道，斷無由速達也’。因此，國民黨有責任以‘保姆’身份‘訓導’、開化民眾，才能為國家進入未來的民主憲政階段培植基礎。‘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耳，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 南京國民政府權威的建立與困境》）

  再以立憲派領袖梁啓超為例。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梁通過觀察舊金山的華人社會，就已得出了中國“人民”素質低下、不夠資格享受共和體制的結論。

  在梁看來，華人沒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舊金山的華人，生活在美國這種自由的共和政體下，猶不能達文明之境，形成一個有秩序的華人社會。舊金山華人尚且如此，國內華人自然“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體萬不可行於今日中國：“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若夫數百年卵翼於專制政體之人民，既乏自治之習慣，復不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個人主義以各營其私，……（若實行共和政體）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不得自由而得專制。”

  不過，同樣是對具體的“人民”懷抱着不信任，相比美國開國精英以制度設計來防範“人性的固有缺陷”（或謂之防範“人性惡”），中華民國的開國精英們則集體走上了“不接受人性的固有缺陷”、“改造國民性”（他們喜歡把普遍的人性上升為“國民性”）的路徑；而在“國民性”改造完成之前，他們一致選擇了“開明專制”。

  比如，袁世凱的幕僚楊度，在1915年4月為袁氏撰寫了兩萬餘字的《君憲救國論》，文中大談國情論，說中國人素質太低，與其共和不如專制，不如立憲而行君主；袁還借了外國幕僚古德諾之口，強調中國民智未開、權利觀念淡薄，目前“應當強調的是權威而非自由”。

  梁啓超與孫中山，則早在民國成立之前，即真誠地認為中國民眾須經過一段時間的“開明專制”，以求提高素質，成為合格的共和國國民，然後共和政體方能落地實施。

  孫的“開明專制”模式，是通過革命手段，實施“一黨訓政”。這種意見，在革命黨人中頗為常見，比如，陳天華曾說過：“吾儕……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預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

  梁啓超的路徑，則是以和平改良手段，與當政的實力派人物“合作”，在既成體制內，造一個“開明專制”的內核。故而，在“二次革命”中，梁選擇無原則地支持袁世凱；1916年，又與自己所創的“進步黨”無原則地支持段祺瑞。先後試圖將袁、段二人打造成“合格的開明專制領袖”。

  簡言之，美國的開國精英，將“人性缺陷”當作一種社會常態，並不曾奢想以某種手段去改造“人性”。如約翰·亞當斯所言，“民眾的忌妒的呼聲、猜忌、疑心、自負、傲慢、驕橫、野心和某個地位優越者的暴躁”，這些都是人性當中難以消除的東西，必須正視、承認這些東西很可能會伴隨人類社會直到永遠。在這個前提之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設計，將其負面影響制約到最小，是一種合理的路徑。

  民國的開國精英則逆其道而行之。比如，梁啓超批評國人“惟知持個人主義以各營其私”，且將這種人性中固有的自私歸咎為“專制政體”的戕害，言下之意，即是認為人性中的自私，可以通過某些手段來祛除（後世也確實出現了“斗私批X”之類改造人性的政治運動）。

  其實，如果梁啓超等人所謂的“國民素質”指的是“無代表不納稅”、“天賦人權”等現代政治、文化、科學常識，那麼“提高國民素質”的說法自然沒有問題。不過，這方面素質的欠缺，並不妨礙共和政體的建設，也不成其為必須搞“開明專制”的理由。但梁的批評觸及“不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個人主義以各營其私”等內容，則明顯可知他所想要改造的乃是“人性中的固有缺陷”。

  梁啓超等人的這種做法，雖是真誠地想要實現共和，實際上卻背離了“共和”的本意。在共和政體下，“人民”是共和的主體，但不需要所有民眾都具備參與共和政治的能力。理由很簡單：

  （1）全民直接參與政治事務是很恐怖的。如約翰·亞當斯所言，“一群不受節制的烏合之眾的憤怒和狂暴，通過擅長蠱惑的專制者的暗中挑唆，就會爆發為各式各樣的攻擊、毀謗和怒火，往往以謀殺和屠戮而告終”。

  （2）代議民主共和體制是一種精英“委託—代理”模式，對普通民眾素質的要求並不高，並不需要他們“靈魂深處鬧革命”，消滅“各營其私”的“個人主義”。

  以梁啓超為代表的民國開國精英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那種“改造人民”的執念，走到極致時，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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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了此文。有關“人性的缺陷”我是同意的，也就是托克維爾說過的：“人心中也有一種對於平等的變態愛好：讓弱者想法把強者拉下到他們的水平，使人們寧願在束縛中平等，而不願在自由中不平等。……自由並不是他們期望的主要的和穩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們永遠愛慕的對象。”但我還是覺的，儒教文化的中華民族（其實就是漢族）與歐洲基督教文化的白種人之間，在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上有差異。正是因為這樣，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理念很難自發地產生於中華民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