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媽有四個兒子；王發財，王富貴，王討飯，王難民。都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浙西農村。前面二個兒子，取名的時候圖吉利，就起了大富大貴的大名，結果，事與願違，可能是農村的貧困，物資條件差，生下來體質不怎麼好，後來就夭折了。另外二個，根據算命瞎子的理論，是名字越賤越容易帶，也是為了圖吉利，就取了這二個不怎麼雅觀的大名。迷信也罷，命運也罷，竟然養大成人了。在中國浙江農村，取賤名，是很普遍的現象。
說說難民。我這個表哥。文革期間很積極，他們那個村，當時唯一的現代化建築，是村東頭一條才僅十米的石頭砌的公路橋。其他一概是泥土壘的瓦片房。茅草房也很多。公社電站發的電，只能為每家15瓦的電燈，送來螢火蟲一般微弱的光亮。上廁所，如果有香煙紙侍候肛門。已經是人上人的待遇了，基本上是廁所裡面放着毛竹片，出恭以後，一刮了之。因為是山區，常年種玉米，只能餐餐吃玉米飯。玉米不玉，其實老玉米磨粉。粗礪的很，難以下咽。雖然如此，難民還是積極響應毛澤東‘在大好形勢下，要防止階級敵人搞破壞活動’的最高指示，晚上，他經常去漆黑的橋頭，背着一根木棍站崗。七十年代，他17歲那年，陰錯陽差的去北京當兵。那時，因為交通不便和貧困，有的農村人，一輩子連20公里開外的小鎮，都沒得條件去，大家都感覺他很幸運。他自己也感覺很幸運。一個月以後，看見了他寄來的照片和信，那是他在天安門穿軍裝，手握‘紅寶書’的留影。信中說；他在北京當的是‘工業兵’。10年以後，才從一個他不得不告訴以實情的長輩親戚那裡得知；他這個‘工業兵’其實是個‘理髮兵’。
工業是要‘冒煙’的，理髮不能冒煙，。難不成你理髮能讓人頭上冒煙？那個時代，雖然大家都比較貧窮，但是行業之間的岐視是大大超過現在。擺個攤好像做‘賊骨頭’一樣。所以難民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真實情況，也是可以理解的。
八十年代，難民在北京做了八年的‘頭等事業’回家了，就搞了張黨票，然後結婚生子，回來在村子馬路邊開了飯店，然後又去城裡搞物流，也搞到了不少錢。只是開飯店時候，和人結怨，對方經常5，6個人一夥，兵臨城下，挎着刀在他飯店門口遊蕩。搞的他神經很緊張。
他岳父告訴他實話；你要躲好，仇家今天在哪裡哪裡出現了。難民就很惱火岳父。如果有人告訴他；難民，你不要怕，儘管出去好了，沒事的。難民緊張的心，才會舒展開來。
所以說；許多事情，是不能說實話的。
難民現在兒子出息了，他就執意要退休。兒子在江西做鋼鐵生意，很有錢。他就開個本田車，城裡住住，農村住住。白天打打牌，晚上跳跳舞。夏天的晚上，他喜歡晚飯後獨自一個人去東山半山腰，哪裡要路過無數的墳墓，但是安靜無比。他經常告訴我，山上很安靜，涼風習習，甚是愜意。看天上星星，他慢慢入睡。一覺睡醒，然後才回家睡覺。
難民，不怕死鬼，怕活鬼。那些挎刀的地皮讓他神經緊張，需要抗抑鬱的藥品才能勉強入睡。和墳墓相處，他竟然輕鬆的很，也算是人間一大奇事。
討飯後面也去當兵，也寄來照片，一手叉腰，一手提着駁殼槍。只是他三年就回來了。後來慢慢知道，他在安徽當的是種田兵。折騰來折騰去，干的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本行。那些駁殼槍，原來是道具哦。可見軍隊的腐敗，絕對不是今天才有。那些將軍幹部的子女當兵，絕對不會去理髮吧？絕對不會去種田吧？干一個月二個月鍍鍍金是有可能的。沒有一個民主的機制，老百姓到哪裡都難以翻身。
討飯也去東山，但是他不是去乘涼的。當兵回來若干年，討了老婆，那時還沒有煤氣，還需打柴當燃料。有天他早起，就上山砍柴，完畢，他下的山來，天還灰濛濛的，路過墳地的時候，他突然看見前面有一團白乎乎的東西在動，他三魂丟掉了七魄，不敢再往前一步，只能在一塊岩石旁畏縮。進退兩難。農村人也苦，東南西北山，到處有墳墓，完全逃避恐懼是做不到的。後來等到天亮，才心驚膽戰地挑柴下來。仔細一看才發現，原來是一團白塑料紙在風中飛舞。
討飯現在在杭嘉湖販賣柑橘，每年下半年在老家收購幾萬公斤，塑料袋木框包裝好，分批送去在那裡設點銷售，許多年的渠道了，熟門熟路的。雖然沒有難民那麼有錢，過過日子還可以。
難民直到今天，還無比崇拜‘偉大領袖’毛澤東。在他看來；天不生毛澤東，萬古如長夜。快60歲的人了，還喜歡看電影【地道戰】【地雷戰】，百看不厭。還喜歡看中央四台軍事節目，對那些窮兵黷武的國家很是羨慕。仿佛那些軍艦導彈都是他後院生產出來的。
今年，難民說他兒子做生意需要資金，去銀行貸款的話，利息8厘，期限很短，還貸不到。所以就要求我按照一分利息借他兒子，想到我們親戚很近，他房子也不少的，我就借了20萬他，每年利息2萬4。但願他做好生意，不要去糾纏那些鬼事和崇拜神的事情。剃了八年頭，還感恩戴德，值當嗎？否則，錢拿不回來的話，我索性也只能改名叫‘難民’得了。甚至叫‘討飯’也說不定 。
劉斌於浙江省爛柯山下
2014年12月20日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