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界限很難區分，特別是在虛假的“記者是無冕之王”的誤導之下，遊走在“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之間的記者多如牛毛、混淆社會視聽，正像川普總統所說，“假新聞破壞美國民主”。

那麼，新聞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究竟有何區別？請看：

曾格（John Peter Zenger），出版自由的先驅

在殖民時代，出版自由最先受到重視。大多數殖民者認為，他們有權表達自己對政府、政府官員的批評意見。本文介紹一個早期的有關出版自由的典型案例，這個案例對最終美國憲法中的出版自由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今天的美國，特別強調和重視出版自由：報紙和雜誌的出版者，有權出版他們的自己的出版物。但是在殖民時代，皇室統治者掌握和控制出版的權利。任何人膽敢寫一些批評政府或政府官員的文章、文字，就會以“毀謗罪”受到指控而入獄，因為他們“不公正的傷害了官員的尊嚴”。

2、1735年，John Peter Zenger，紐約周報雜誌主編，因“毀謗”政府官員罪被逮捕。經歷了將近一年的監獄生涯後，才最終受到審判。Zenger的律師進行了頑強、有力的辯護。他說：“Zenger所說、所寫都是事實、真相。”律師始終堅持說：說出和寫出真相和事實是無罪的！法庭最終判決Zenger無罪釋放。當法官宣布這一判決時，旁聽席上的觀眾一片歡呼。

3、Zenger審判成為重要的歷史事件有兩個原因：一，人可以因“毀謗”而受到懲罰，但是，講真相、說事實、出版於事實相符的刊物是無罪的。二，這個案例標誌着美國在出版自由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當然，到真正的出版自由立法，還要走很遠的路，這個道路是艱難曲折的，不僅由於舊的統治勢力的阻力，也因為，對所謂“事實、真相”的真假認定方面困難重重，這其中有技術、人性、人情、法理上的多重原因。另外，“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界限很難區分，特別是在虛假的“記者是無冕之王”的誤導之下，遊走在“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之間的記者多如牛毛、混淆社會視聽，正像川普總統所說，“假新聞破壞美國民主”。

英語典故：由於漢密爾頓的出色表現，美語中後來稱讚人時的用法

有個英語典故，也就是英文成語、英文諺語：“精明的如同費城律師一樣”（Philadelphia lawyer）。這個典故怎麼來的呢？是醬紫滴，知道此典故的來龍去脈，有助於理解“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之間的差別：

曾格案件是北美殖民地時期有關法律和出版自由的著名案例，對此後西方（尤其是美國）影響深遠。

背景：北美本土派勢力（商人和地主）興起後，要求對殖民地事務享有更大的控制權，但由於本地僅有的一份報紙是布雷德福所有的《紐約公報》（New York Gazette），而且是由殖民當局所控制，所以本土派勢力需要能有人出面替他們搞宣傳，正好一位布雷德福過去的學徒約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開辦了印刷廠。於是1733年秋，商界在和曾格磋商後，1733年11月5日，曾格的《紐約新聞周報》（New York Weekly Journal）出版。

風格犀利的《新聞周報》使得當局越發不滿，總督威廉科·斯比爵士一方面指控曾格“對政府進行無恥中傷和惡毒謾罵，試圖煽動反政府情緒”，另一方面命令其一手提拔的首席法官德蘭西對曾格提出起訴。但大陪審團拒絕提出一項正式法案，議會也同樣不願提出起訴。最後，總督從諮詢會議中挑選了一批人，同意對曾格採取法律行動。1734年11月17日星期天下午，曾格以“煽動鬧事”罪名被捕。

審理經過：

審判於1735年8月4日開始。在此之前，科斯比的總檢查長理查德·布雷德利提出一份“起訴書”，使曾格一直在押。在此期間，《新聞周報》繼續出版，由曾格之妻安娜主持，詹姆斯·亞歷山大擔任主編。當亞歷山大和威廉·史密斯對起訴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時，他們便被剝奪了律師資格。

約翰·錢伯斯被指定為辯護律師，他要求將審判推遲到8月進行。曾格的辯護問題吸引了費城一位60歲高齡的律師漢密爾頓前來，主動要求做曾格的辯護律師。開庭當天，法庭內外人滿為患，既是來看曾格的命運如何，也是來一睹年逾花甲的漢密爾頓的風采。

庭審：當時北美殖民地法律對誹謗罪解釋不同於今天英美的司法解釋，依照當時慣例，只要發表有損於當局的言論，就構成誹謗，至於言論內容真實與否無關緊要，法庭甚至把“越是事實，越是誹謗”作為通則。

漢密爾頓首先承認原告對曾格的指控，即曾格在報刊上發表過批評總督和殖民當局的言論。但他接着指出，【陳述無可非議的真相乃是每一個生來自由的人所享有的神聖權利。只要不違背事實，就不能算做誹謗，只有“虛假的、惡意的和煽動性的”謊言才構成誹謗。這樣一來，便從根本上推翻了殖民地法庭對誹謗的解釋】後來，連宗主國英國的一位法學家也have to承認，漢密爾頓的辯護詞“雖不是法律，實優於法律，實應成為法律，而且在任何正義伸張之處，一定永為法律。”

庭審到最後，漢密爾頓陳辭：

“總之，此刻擺在法院和陪審團諸位先生面前的，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私事；它不是你們正在處理的、僅僅事關一個窮印刷商或是紐約一地的事。不，絕對不是！它最後可能會影響英國政府統治下生活在美洲大陸的每一個自由人。它是一個最崇高的事業。它是一個自由的事業。我深信無疑，你們今天正直的行為，不僅會使你們贏得同胞的愛戴和信任，而且每一位熱愛自由、反對奴役的人都會祝福和敬仰你們——挫敗暴政的企圖，並以一個公正無私的裁決為我們自己、我們的子孫後代，以及我們左鄰右舍享有自然與國家賦予的權利——以言說和書寫真理來揭露和反對(至少是世界上這些地區的)專制霸權的自由——奠定了寶貴的基礎。”

這段演說引起了全場聽眾的歡呼，陪審團做出無罪裁決，曾格獲得自由。

言論自由：越是事實，越是誹謗，背後的理論邏輯是：公眾對於執掌權力的人進行譴責或批評，會激起社會不安，從而破壞安定。曾格案件中，雖然民意支持他，但並未改變殖民時代作家們在煽動性誹謗此問題上的態度。反而他們認為政府是會受到誹謗的，而誹謗政府當然可以被認為是犯罪。曾格案件雖然沒有確立法律例判，但確立了一項原則——【對政府官員進行批評的權利是新聞自由的支柱之一】。從心理方面看，曾格案件確實促進了這一效果實現，從1735年後，再未出現殖民地法庭以煽動性誹謗罪審判印刷商的案例。雖然也有印刷商被法律機關或政府認為犯了蔑視法律罪，但當局並未再進行過一次類似審判，民意顯示出了他的力量。

英語典故：由於漢密爾頓的出色表現，美語中後來稱讚人時的用法“精明的如同費城律師一樣”（Philadelphia lawyer），也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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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前的曾格案，如何成為美國爭取自由的前奏？

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培養公民心智的條件，有良知的媒體是民主社會的堅強後盾，公民的監督是共和政府健康存在的基礎。曾格案開啟了美國新聞出版自由的先河。

有感於美國新聞自由的後退，普利策獎得主理查德·克魯格重拾往事，講述了這個精彩的故事，值得一讀。

作者簡介：理查德•克魯格（Richard Kluger），生於 1934 年。曾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普林斯頓人日報》主席。曾先後任《華爾街日報》記者、《福布斯》雜誌和《紐約郵報》的撰稿人、《紐約先驅論壇報》文學編輯、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執行編輯、雅典娜出版社總編輯。

從 1974 年起 成為一名職業撰稿人。 1997 年憑藉講述捲菸工業歷史的《煙草的命運》獲普利策獎，還曾憑藉《檔案：興衰記》《簡單的公正：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以及美國黑人爭取平等權的鬥爭史》兩次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

 《自由的根本》前言（節選）

1941 年年初，在史無前例（也無來者）地三度連任美國總統兩個月後，富蘭克林•D.羅斯福對國會發表了第九個國情咨文報告。這次被稱為“四大自由”的講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引爆的十六個月後發表的，被許多歷史學家稱為羅斯福最令人難忘的演講。儘管羅斯福宣稱將竭盡所能使美國遠離這一全球性的災難，但 1941 年 1 月的演講卻明確無誤地表明了美國加入反對極權專制鬥爭的立場，因為極權專制侵害了美國人政治信念中關於權利和自由的核心價值觀。

總統說：“未來的歲月，我們將確保人們生活在奠基於四大自由的世界。首先是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在世界各地。”他列舉的其餘三個分別是宗教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正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倡導普世平等和民主長存的政治信念，無須擔驚受怕、自由表達思想是美國人與生俱來的最為迫切的價值訴求——這一點不言自明。這一自由一旦喪失，必定殃及其餘。

在政治犬儒主義盛行、維護社會正義顯得刺耳的當下，人們不禁要問：美國人為何要多管閒事？答案只有一點：羅斯福四大自由的首要一條神聖不容侵犯。言論和書寫的自由難道不是亙古長存，經得起任何挑戰的嗎？難道世上還有比言論自由更緊迫、更重要的事情？美國人目前面臨着日益增長的貧富分化的鴻溝，社會群體也裂變為激情似火與麻木不仁兩大類別，我們珍貴的民主政體本身也可能被撕裂，但遺憾的是，我們的公共話語卻滿懷怨憤，不僅沒有試圖修復這一鴻溝，相反卻將政府與民眾對立，使之功能失調，變得離題萬里。但處於當今形勢下，外有極端組織，內有暴力衝突，人們的恐懼與焦慮與日俱增，幻想我們的自由不加以精心呵護便能自帶免疫功能，這樣的想法未免過於天真。

假如我們留意的話，會注意到一些跡象，那就是美國的新聞自由或平常所說的媒體自由，近來有被污名化的趨勢，而記者或媒體從業者，其群體價值更是被嚴重低估。自 20 世紀 70 年代延續至今的蓋洛普民意調查要求公眾就各個職業的誠信度及道德標準進行排名。 2012 — 2014 年度，護士職業高居榜首，有 80% 的受訪者給出“好”和“相當好”的評價。排名其次的是工程師，好評率 70% ；然後是內科醫生、牙醫和藥劑師，好評率在 63% — 65% ；各個層次的教師，平均 57% ； 45% 左右的則包括教士、法官、殯葬師和會計等職業。比他們更低的是汽車修理工（29%）和建築承包商（26%）。然後才是記者，好評率僅有 24% ——與 1976 年的 33% 相比下降近 10 個百分點。

上述數據很可能被捍衛新聞自由的鬥士所忽略，因為它不夠精準，缺乏穩定性，或由於政治偏見而受曲解，但這樣的疏忽相當危險，因為這些數字表明了美國人對現狀的不滿。新聞自由，在托馬斯•傑斐遜於 1787 年寫給弗吉尼亞友人的信中被讚譽為最根本的自由：“政府的存在是為表達人民的意志，這是確定不移的首要目標；要是由我來決定是要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但同時我也會讓每個人都有報紙可讀，並且有能力閱讀。”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傑斐遜深知專制政權會習慣性地掩飾其過惡——除了媒體，人民對此一無所知，又如何知曉是應該維護這一政權，還是在必要的時候通過暴力將其推翻？傑斐遜相信，只有保持選民的信息渠道通暢——哪怕有時信息會被一廂情願地或別有用心地歪曲——才能造就美國民主的繁榮而不致淪為暴政的犧牲品。四年以後，他的信念廣受認同，有關“權利宣言”的第一修正案在國會獲得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