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國際社會普遍實施了制裁，但美國政府卻擔心中國倒向蘇聯，所以老布什總統當年7月就派特使（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密訪北京，解釋美國政府的制裁是基於美國的政治制度和國會壓力而不得不實施的，希望北京能夠寬大對待被捕人士，以便美國政府說服公眾減輕制裁。鄧強硬地回絕了美國的要求。
美國政府的這一態度使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我們，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同時，中國也想儘快搭上全球化的便車，利用市場經濟機制改善民眾生活，從而使民眾迅速從“六四”鎮壓的憤怒中走出來並逐漸忘記這件事，用經濟成功來壓住所有政治反對。
接下來的演變大家都看到了，美國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放行，取消貿易與人權掛鈎，幫助中國迅速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對美國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順差。時至今日，已經呈現出在世界範圍內與美國在經濟、科技和軍事上全面競爭的態勢，並已造成西方的深度恐慌和分裂。同時，中國國內人權狀況日益惡化，專制進一步強化，而且再也不理睬西方對它的指責。
美國和西方本意也想利用市場和開放的力量，促使中國中產階級成長從而製造出民主的內生力量，使中國和平演變成民主國家。這一設想忽視了“六四”與蘇聯解體後中共對和平演變的高度警覺，他們把一切可能導致中國人思想變異的因素都扼殺在搖籃里，包括牢牢控制住中產階級的經濟命脈，使他們無法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始終依附於政府和黨。
可以說，“六四”後的三十年中，西方試圖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努力並不成功，對中國本質的認知誤區一直困擾着西方。
作者：《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現居美國新澤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