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對沒有，勢力還在。

如果有讀者對“敵對勢力”的發生史還不是很了解，不妨看看前南斯拉夫導演庫斯圖里察的電影《地下》（又譯《沒有天空的都市》）。馬高和他的情人在家裡做完愛後經常拉響防空警報，然後滿身血跡地跑到地下室里，告訴在那裡忙着為他生產軍火的黑仔及其他同志“該死的德國鬼子又來轟炸啦！”事實上，這時候的南斯拉夫早就解放了。

前兩天有一位女性網友問我如何處理個人和祖國的關係。千頭萬緒，我一時不知道從何說起，只回答她說“你是先天的，祖國是後天的”。

最近這些年，互聯網上突然開始流行起“蛋疼”這個詞，為了男女平等、爭奪話語權，女生們還很配合地發明了“乳酸”。如果能夠多了解一點上個世紀的花邊新聞，就知道在那個謠言滿天飛的年代，“蛋疼”、“乳酸”卻是真實存在的。比如1950年7月間在北京周邊地區，便爆發過令人兩股戰戰的“割蛋”謠言。

謠言說，為了造原子彈，蘇聯需要大量的睾丸、子宮、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的腸子做原料。毛澤東答應了，於是就派出便衣部隊到全國各地割這些東西送給蘇聯。“割蛋”的人化裝成和尚、道士、商人、農夫，他們都經過專門訓練，能飛檐走壁，白天偵查，晚上動手。割一個女人的子宮，拿到蘇聯能換三塊現大洋。有的地方還傳說：割一個人的腸子，“以腸作證”，給12匹洋布。就這麼一條在今天看來荒誕透頂的謠言，在當時竟然真的有很多人相信。一個400餘戶村民的村莊，為此購買手電筒1000個，門戶緊閉，徹夜亮燈，每晚消耗點燈煤油25斤。

今天，許多“愛國者”都在忙着抓“敵對勢力”和“漢奸”，做着我所說的“只賺不賠的生意”。當然，這一切與過去的哪個時代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了。《三國演義》裡有“識時務者為俊傑”一說，而生活在那個“大巫時代”里的人們最崇尚的卻是“識特務者為俊傑”。通常，階級鬥爭抓得最緊的時候，也是特務最多的時候，每個人都在內心架起了機關槍與瞄準鏡，同時也將自己扔進一種時刻被人瞄準的困境，即多數人對多數人的監視。所以，你會看到，尤其在上世紀六七十時代裡，特務無所不在：懂外語的教授成了裡通外國的特務；象棋棋譜《淵深海闊》上的數字與口訣被認定是特務的聯絡密碼，需要送到公安局破譯；甚至，像容國團這樣的優秀運動員也不得不因為“特務嫌疑”自殺，而他兜中遺書還畢恭畢敬地寫着“毛主席萬歲”。此外，還有專打信號彈的特務、美蔣空投的特務、偷聽敵台的特務、會抽香煙的女特務……

有一個故事：某縣貯木場小學有個四年級的小學生，因為好玩，拿了一支粉筆趴在二樓的欄杆上寫下了“毛主席萬歲！”。很不幸，從樓下看“毛主席萬歲！”幾個字是倒的。這下不得了，被在樓下的同學看見了，這位小學生便成了寫反動標語的反革命。小孩因此受了大驚嚇，好在他的家庭祖祖輩輩都是貧農，根子紅。老師也只好讓他在班上作了幾次檢討，在教室後面站了一個月。在那個年代，如此草草了事，也算是得到了幸運之神的眷顧了。

那個時代真正讓你毛骨悚然的“特務”，不是上面這些想象中的壞蛋，而是住在你家裡的溫順的告密者。關於這一點，寫過《臥底》的章詒和女士和德國電影《竊聽風暴》的男主角飾演者烏爾里希·穆赫都深有體會。在柏林牆倒塌之前，無數東德人和穆赫的妻子一樣，甘做了床上的臥底、國家的特務。雖說名義上都是國家的主人，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是“有床位，沒地位”。

在這樣的歲月里，自由通訊同戀愛、性交一樣，是一種潛在的罪行。抓到的特務，總是和電台聯繫在一起，如果此人成分是“地”、“富”、“反”、“壞”、“右”，總免不了還會有一本“血淋淋的變天賬”。六十年代後期，隨着半導體收音機的普及，另一種意義的電台開始進入普通人的生活，略懂技術的知道如何找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截然不同的聲音。據有經驗的人說，如果聽了兩分鐘還沒有念毛主席語錄，那它十有八九就是敵台了。此外，語調、語速也有明顯不同，相較而言，敵台播音語氣柔和，不像大陸的革命播音員那么正氣凜然、目空一切。糟糕的是，沒有不透風的牆——更何況在這個大公無私的年代根本沒有牆，誰要是多偷聽幾次敵台，難免會被神經兮兮的革命群眾揭發，打成現行反革命，得到不應有的下場。當時同樣流行“八分錢郵票”一說，只要“八分錢郵票”，被告密的就可能遭受冤獄。

據我所知，與我村相鄰的村莊也是住過些“特務”的，最負盛名的就是“台灣特務”。在我幼年的記憶里，有一段模糊卻又真切的影像一直揮之不去。事情大概發生在1980年前後，那是一個秋天的中午，我去上小學，在路過位於河邊大隊部時，看見當時的大隊書記正推着一位婦女在大隊部的水泥坪上滾來滾去。水泥坪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據說這位被扒光了衣服的婦女正是本大隊著名“台灣特務”的妻子。傍晚，涼風四起，當我放學又一次路過大隊部時，周圍的人群已經散去，而那位遭受着赤身裸體批鬥的婦女仍被高高地綁在電線杆上，上身不知道被誰稀稀拉拉掛了一捆稻草。我至今仍能記起自己當日看到這個場面時是如何無動於衷，既談不上驚悚，也不知道悲傷，只覺得那是撞入眼帘的平常一幕，一群大人在吵架或完成一個儀式而已。

奇怪的是，若干年後，當我向村民問起這件事時，許多大人對這次批鬥竟然毫無印象——也許他們見得太多了？——以至於我開始懷疑我的這段記憶是不是來自於我曾經做過的一場夢。然而，理智卻又告訴我，自己根本沒有能力捏造一個與現實相等的夢境來詆毀那個已經臭名昭著的時代，儘管其時它正接近尾聲。

事實證明了我的這一判斷，在多次求證此事後，終於有當年的旁觀者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這場批鬥是從“台灣特務”的村莊一直斗到了大隊部，目的是讓這位婦女揭發其丈夫的罪行。儘管從理論上說，“文革”已經結束，但誰都知道，肆虐於這片土地上的批鬥與戧害之風，既非始於“文革”，亦未終於“文革”。

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在我小學畢業前後，“台灣特務”一家搬到縣城去了。據說這家人在街上做點賣冰棍之類的小本生意。一些人在背地裡開始羨慕他們從此遠走高飛，不再種地——用大人們的話來說是他們“曬不着日頭了”。對於我們這些被禁閉在廣闊農村的鄉村少年來說，鄉下人到城裡賣冰棍、見世面也已經算是一種傳奇了。與此同時，想着他們曾經遭受的被批鬥的無邊苦難，這家人真有點像是童話里的王子和公主，渡盡劫波，苦盡甘來，“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大約十年後，當我考上大學並離開農村，多了些閱歷與思考，真正了解到底層社會邊界之寬、之廣，就知道這家人在縣城的生活其實並不幸福，亦不容易。而且，真相比我的想象更殘酷。後來我知道，那位被批鬥的婦女很早就成了寡婦。

“台灣特務”與我同宗，曾經讀過不少書，土改時他家被劃為地主成分。七十年代，因為有機會“收聽敵台”，獲得一些前所未有的信息，有了共鳴，於是給台灣方面匿名寫了封信。誰知不久東窗事發，他被人順着郵戳當成“特務”查出，因此被抓去坐了很長時間的“啞巴牢”。所謂“啞巴牢”，指的是那種既不宣判，也無人過問的牢獄之災。再後來，據說是得了胃癌，這不幸的人沒多久就死在監牢裡了。

據年長的人說，早先“台灣特務”的小女兒讀小學時成績很不錯。在當地，如果小學生考了前三名，小學會給家裡發喜報，敲鑼打鼓送到家長手裡。然而，因為生長在一個“地主人家”，又有個“特務爸爸”，小女兒雖然有一次考了第二名，卻被剝奪了送喜報的資格。為此，小女孩哭了幾天，直抱怨她的父親成分不好，害人害己。

關於那個時代的事情，從偶爾搜集到的一些散落民間的檔案，亦可以看到許多平常人的命運如何因為“反革命”、“地主成分”、“特務背景”等而被改變。比如一位生於1946年8月的鄧姓女生，老家原在江西省餘江縣，1962年轉入我的母校雲山中學讀初中，隨後又轉入永修中學。她的父親1947年畢業於國立中正大學農學院，此時在雲山墾殖場總場生產辦公室做農業技術員。然而，1966年高考時，縣委政審小組與江西省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委員會九江考區辦事處填的政審意見卻都是“不宜錄取”，理由是“該生祖父因反革命罪行被我鎮壓，兩個舅舅潛逃。學生本人沒有思想進步表現”。這幕後之手，何等殘酷的“不宜錄取”！它意味着無論“紅旗下的壞蛋”如何“重在表現”，都是白費。

當然，並非所有針對她的評價都這麼言簡意賅，毫無情意。比如雲山中學給予的初中政審意見便相對積極，呵護有加：

該生思想進步，為人老實忠厚。對黨的方針政策認識較好，能開展自我批評，學習目的明確，學習一貫努力，學習成績優良，勞動觀點強，工作積極負責肯干，在日常生活中一貫嚴格要求自己，以模範行動帶動同學，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威信。現擔任本校學生會學習部長，該生一貫表現很好。曾多次榮獲優秀學生，優秀幹部等光榮稱號。同意錄取，請優先錄取九江師範。

而在縣中，班主任給予的評價第七條是這樣的：

不愛文體活動，不愛說話，個性有時表現得急躁。因祖父被鎮壓怕影響自己的前途，背上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所以經常會哭。

秋風秋雨愁煞人。簡簡單單幾句話，如今讀來，依舊讓人無限憂傷。這位即將被“不宜錄取”改變前程的女學生，如今已年過六旬，在我第一次讀到她的有關資料時，我最迫切想知道的是她在其後的歲月里，是否心想事成，平靜安好。

熟悉六十年代歷史的人知道，準確地說，真正改變這位女生前程的並不只是針對她的“不宜錄取”。事實上，從1966年這一屆開始，因為“文革”驟雨將至，隨之而來的“停課鬧革命”使新中國在1952年建立起來的統一高考制度半途而廢。無論你紅與黑，所有的學生都“不宜錄取”了。

不過，就像我隨時不忘讚美的《美麗人生》、《送信到哥本哈根》、《竊聽風暴》、《肖申克的救贖》、《雅各布的謊言》等反映美好心靈的電影，即使是在這樣一個荒蠻的時代，一個把公開激發社會仇恨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的時代，我還是看到一些尚可暖人的東西，看到有許許多多的人像這位鄧姓女生一樣保持着某種雖無奈卻又不失純樸的心靈。由於父母都是出身於地主階級，她在名為“個人自傳”的供述材料中難免會提到“重在表現”的政策，以求革命政府的寬恕。但是與此同時，在談到和外祖父的關係時，有這樣一段話讓我感觸至深：

總之，我與祖父的聯繫是比較多的，平均每學期都去過一次。老實說，自己雖然認識到他是工商業地主，是個剝削分子，但思想上對他還缺乏憎恨的感情，是恨不起來……

今日中國，也許你已經清晰地看到，至少從我這一代人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仇恨教育的種種壞處，並且對此深惡痛絕。而上述這位女中學生當年能保持對祖父“恨不起來”的情感，同樣讓我看到了那個黑暗年代的一絲光亮，看到了人性最寶貴的流露與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