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我還是一名少年，即從華東軍政委員會的布告上，知道了該委員會文化部長彭柏山的大名。讀高中時，讀了《包身工》，知道了老作家夏衍，後來又讀了他的其它一些作品。1998年1月初，我寫了一篇《柏山忠魂何處覓》的文章，刊於《文匯讀書周報》。這年清明，我回鹽城為父、母掃墓，途中，順道瞻仰了郭猛烈士紀念碑。我收藏有新四軍軍部政治部1943年1O月編印的《革命烈士紀念文集》書中刊有彭柏山寫的《憶郭猛同志——用戰鬥作紀念》，讀罷不禁感慨萬千，我在文末寫道，“可是，又有誰會為他的出生入死、軍功卓著、後蒙冤而死的戰友彭柏山立紀念碑呢?我看柏山還不如當年與郭猛一起戰死在日寇的槍口下呢!嗚呼，柏山忠魂何處覓?思之不勝感喟，又何言哉。”文章刊出，文壇前輩、彭柏山生前好友王元化先生讀後，很感動，打電話給柏山女兒電影導演、作家彭小蓮，要她看我的文章，並給我寫信。後來我去上海，小蓮與其姐詩人小梅，陪我去龍華烈士陵園，瞻仰了柏山與夫人的埋骨之所，我向這位文壇前輩，也是革命前輩，深深鞠躬。後來，其夫人朱微明(翻譯家，也是新四軍老戰士)的遺著《往事回想》，是我推薦到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凡事均有來龍去脈，我並非是夏衍與柏山糾葛中忽然殺出的程咬金。

死者未瞑目，生者有其責

朱微明

為柏山平反、昭雪和骨灰安放儀式，隨着令人心酸的哀樂聲結束了。在骨灰安放儀式的大會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級領導同志和戰友們(包括我自己)，都懇切地祈禱：“柏山同志，安息吧……”

當天深夜，我獨自靜靜地默坐在暗夜裡，四周的一切是如此的空寂……。突然，我朦朧地看見柏山的身影踽踽地向我走近，他那憔悴的面容，憂鬱的眼睛……啊!柏山未能瞑目!

從1979年開始，上海黨組織對柏山的冤案就進行嚴肅、認真、全面的複查，夏衍同志理應知道這一情況的。我一直寄予殷切的期望：夏衍同志對死者能說幾句如實公正的話，然而就在1979年5月，夏衍同志寫了《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見1980年《文學評論》第1期，以下簡稱《往事》）一文。我在該年春節前夕，讀罷它後，那創痛的心猶如撒下了濃縮的鹽末，劇烈地抽搐起來。天啊!怎麼能這樣!……

（一）柏山果真“被捕自首”了嗎?

《往事》中寫道：“……甚至於連在魯迅答徐懋庸那封信中也提到了一個青年人被關在南京。而這個人，現在誰都知道，就是彭柏山。”接着又寫道：“……這也很清楚，那是彭柏山被捕自首以後……。”

我不知道夏衍同志是否真的密藏足以證明“彭柏山被捕自首”的材料(至今未見他公之於世，似乎也未提供給有關黨組織)，還是根據“史無前例”中創造的邏輯：“地下工作者必然被捕，於是必然叛變自首”而推斷出來的，倘若是這樣，那麼夏衍同志自己也是難以逃脫這一邏輯的。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夏衍同志轉引魯迅的《答徐信》一文的那段話時，進行了大有出入的篡改。魯迅的原文是：“……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內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牢中，死活不知麼?”（見《且介亭雜文末編》，收入1958年版《魯迅全集》第6卷，第541頁）魯迅這裡所指的青年，確實就是柏山。

柏山是1934年11月在上海被捕的，後來關在蘇州盤門外偽江蘇直轄陸軍監獄裡，被國民黨反動派判五年徒刑。

事實上，柏山只坐了三年左右的牢，其原因是：1937年“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發生後，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族矛盾上升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奮起抗戰的局面已經形成，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提出“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同年8月1 5日，日本軍國主義的飛機在蘇州上空扔了炸彈(見柏山著《蘇州—炸彈》，收在《三個時期的側影》一書中)，這對國民黨反動派管理革命的政治犯是一個直接的威脅，在國內外形勢的逼迫下，在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下，國民黨迫於形勢，才無條件釋放了政治犯。因此，柏山和其他難友於是年8月中旬回到上海，繼續為黨工作，先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幹事、中共江蘇省委“職員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工作。時隔一年，1938年秋天，又由上海地下黨分配去皖南新四軍，第二次投筆從戎。

這就是柏山被捕前後的事實經過，這與夏衍同志所寫的“被捕自首以後……”是有根本性的區別的。

（二）柏山被迫害以致含冤而死

柏山在新四軍歷時十五年左右，這是對日本軍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生死搏鬥、激烈戰鬥的十五年。特別是1945年暮春季節，組織分配他去江南前線，在蘇浙軍區一縱隊一支隊任團的副政治委員，他從團直至師、軍，整整七個年頭，擔任政治領導工作。在陳毅、粟裕兩位司令員的直接領導指揮下，盡他所能，參加了我軍的軍事、政治、文化等各項領導工作，對於工作中的功過，當時與他共事的戰友都尚健在，他們當能作出公允的評價。

全國解放後，華東局在1952年春將柏山同志調至上海，擔任華東文化部的領導工作；1953年春，調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任領導工作。1955年5月，由於大家熟知的“胡風事件”，柏山不幸遭株連，受到極不公允的審查。一年半後，以莫須有的罪名，作出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行政降四級的處分。儘管如此，柏山對黨自始至終沒有一句怨言，他忍辱負重，轉徙青海、福建、河南諸地，永遠懷着一顆赤子之心，殷切地冀望着，同時也相信黨一定會把他的問題查個水落石出，終有一天能回到母親——黨的懷抱。然而，他終究沒有逃脫魔爪，在備受摧殘之後於1968年4月3日，他那舊傷新創的心停止了跳動。

（三）歷史和現實

由此我不得不想起，夏衍同志誣陷“彭柏山被捕自首以後……”也非今日始。早在1957年8月，在全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夏衍同志那有名的“爆炸性發言"中，就這樣說了。在這之前兩年，他和一批同志一起，已被剝奪了發言權了。1967年秋，江青一夥把柏山誣為叛徒，而他的材料來源就是出自夏衍同志的“爆炸性發言”。而江青等人又用這一誣陷來批判所謂“四條漢子”。歷史真會開玩笑，本來是用來射向別人的流矢而最後又穿入自己的肉體。當然，幸運的是，歷史終於翻過那可怕的一頁，而我終於揣摩出一點道理來了，夏衍同志始終有一個“不能忘卻”的大目標，柏山的悲哀大概就因他曾是偉人旗下小小兵，而且始終虔誠不肯背叛。要不然，又作何解釋呢?

（四）魯迅是如何培養、幫助柏山的?

柏山早年在上海參加“左聯”，進行革命工作，他是在魯迅先生直接培養、幫助、鼓勵下從事創作活動的。柏山被捕後，關在蘇州牢中，化名陳友生，和魯迅先生一直保持着通訊關係，直到魯迅先生逝世(《魯迅日記》中，有多處記載了彼此通訊的年月日)。魯迅先生在政治上、創作上、生活上無微不至地幫助、支持過柏山。同號子的難友黃浩同志，患中耳炎，臉腫得厲害，缺醫少藥，瀕於死亡。柏山寫信向魯迅先生求援，魯迅先生要胡風兩次寄藥到蘇州牢中，黃浩同志才保住了生命。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對任何一個革命青年，總是伸出熱情的手予以幫助的。

1936年6月，魯迅先生將柏山所寫的短篇小說《崖邊》介紹給日本《改造》月刊《中國傑出小說》專欄刊載，這篇小說前有胡風寫的作者小傳。繼而是收集了柏山發表了的五篇短篇小說，由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於是年8月出版，書名《崖邊》，所得稿費，按月由胡風寄五元錢往偽陸軍監獄，給柏山買書，或改善伙食的費用。

我和柏山是1941年冬經組織批准在蘇中根據地結婚的。1943年冬，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近得《魯迅三十年集》，往往回溯過去，那當日暗雲密布的天空，如在目前；沉重的心情，儼若凍餒的寒鴉。”他又寫道：“我永遠不能忘懷魯迅先生在苦難中給予我的溫暖，在寂寞中給予我的熱情，在黑暗中給予我的光明，在絕望中給予我的希望……”這反映了柏山對魯迅先生的感情多麼深厚!

朱微明同志的這篇文章揭露了夏衍同志對彭柏山的誣陷，而且在彭柏山被上海市委隆重平反(由市委第一書記王一平同志親自將黨旗覆蓋在鼓柏山骨灰盒上。)後依然在《……往事》一文中，繼續誣陷“彭柏山被捕自首”。真是豈有此理，太霸道了!朱微明很氣憤，曾將此文寄給刊出夏衍《……往事》的《文學評論》。此刊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刊物，在文學界很有影響。當時該刊的主編是文學研究所所長謝覺民先生兼任的。謝先生是位老作家，我與他熟悉，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我與他都是中國社科院的作家代表，分在一個小組。我曾問他為什麼不發表朱微明的文章，他說因為夏衍是文化部領導，也是老熟人，他曾致電夏衍，告知朱微明文章內容，夏衍說“不要發表!”他也就沒有發表。夏衍是文壇前輩，“文革”中受迫害關在秦城監獄多年。但難道憑此就可以任意誣陷彭柏山，並封殺柏山夫人朱微明實事求是的文章麼?顯然不行。任何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高，都必須在歷史評判台上，接受理性的評判。

人所周知，魯迅曾痛斥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四人是“四條漢子”。解放後，周揚、夏衍等都大權在握，把魯迅的朋友馮雪峰、學生蕭軍等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他們不敢挑戰魯迅，卻向魯迅的弟子鳴鞭，不過是玩的“清君側”的老把戲，實在算不得英雄好漢。周揚在“文革”結束，重新擔任領導職務後，公開向被迫害的“胡風案”相關人士及家屬道歉，甚至痛哭流涕，這與夏衍的言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