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

官伟勋

历史上爱好文艺的皇帝（包括几乎当上皇帝的），不仅都政绩不佳，而且大都弄得国破身亡，不得“血食”。

汉灵帝刘宏，“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召纳许多“能为文赋”擅长“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并待制鸿门下，许多“无行趋势之徒”，“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因好文也特会玩，“列肆于後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他“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躬自操辔”，“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在他统治时期，宦官专政，党锢之祸复起，公开标价卖官，天下田亩增税十钱；大修宫室，终于激发黄巾起义。东汉之亡从他开始。

东晋末，刘毅与刘裕争帝位。“刘裕素不好学”，刘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宁远将军胡藩曾问刘裕：“公谓刘卫军（即刘毅）终能为公下乎？”裕默然，问胡怎么看？

胡说：“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咏，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恐终不为公下。”

刘毅身边聚集了那么多“白面之士”，毅以能谈史咏诗自豪，结果被刘裕打垮，夜投牛牧佛寺。和尚因当年刘毅杀了曾窝藏刘毅之敌桓蔚的老和尚，怕再受牵累，不敢留他。他叹道：“为法自弊，一至于此！”上吊死了。（又一作法自毙之商鞅。）

刘裕的儿子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被司空徐羡之杀害。

北朝秦王兴立子泓为太子。泓孝友宽和，喜文学，善谈咏，而懦弱多病。广平公姚弼多次阴谋兵变杀掉他。秦王要治弼，泓“流涕固请，乃并其党赦之。泓待弼如初，无忿恨之色。”以後弼又几次谋反，几乎杀了他。

泓当了皇帝，刘裕大军攻到城下，泓要出降，其子才十一岁的佛念说：“晋人将逞其欲，虽降必不免，不如引决（自杀）”。泓不同意。佛念自己登上宫墙自投而死。泓带老婆孩子群臣投降，被送到建康，“斩于市”。

最典型应数梁元帝萧绎（508-554)。好读书好到入迷程度。自己读累了，让侍从替他读，昼夜不断。歪在榻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书。侍从见他睡了，读的不认真，念错了，他会立即惊醒，问：“不对吧？”写东西不打草稿，援笔立就。自称：“我深于文士，愧于武夫！”大军压境，城破在即，他还召集大臣，给他们讲《老子》。城眼看破了，伤兵尸体遍地，惨不忍睹，他还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赋诗一首。敌人攻进来了，他不忙干抵抗，而忙于烧书。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多年搜集的爱之如命的十四万卷书，化为灰烬。

隋炀帝杨广，史称“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他善于作文章，还会写诗，酷爱著述。大业十一年（615)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史书上说：“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後近二十载．修撰末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种博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冶，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

他爱著书，还特别爱书，搜集很多善本，“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房床（原文为[爿术]，字库里没有）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房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房外地中施机发，”杨广要去书室时，宫人执香炉 走在前面，踏着机关，二飞仙就下来把帐幔收上去，“户扉及厨扉皆自启”，杨广出来时“则垂闭如故”，完全自动化了。

宋徽宗赵佶，擅长画、乐、舞，能文章，传有真书及草书《千字文》等。“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他广收深山奇石，江湖异物，抢占天下的名贵花石树木，称“花石纲”。为运这些奇石珍竹果木，毁桥梁，凿城郭。为铸九鼎用掉二十二万斤铜。铸成後，饰以黄金，建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他亲作《九鼎记》以记胜。

公元1335年，元顺帝看到宋徽宗的画赞不绝口，翰林学士库库在旁说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问什么事？答曰：“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尚也。”(《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七）这话看似刻薄，其实很中肯。（元顺帝亦亡国之君，不知耽精何业？）

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史称“多才艺，好读书”。李璟“善容止，器守高远，性宽仁，有文学”。李煜“能诗文，音乐、书画。尤以词名”。可惜这位“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余怀《王琴斋词序》）

至于那些有名的好文昏君，如“性宽，好文辞”，为讨好赵飞燕屡屡亲自动手杀死亲生幼儿的汉成帝；“学问情冶，文章华敏”,死了爱妃下令大臣哭着送葬，谁哭得凶“给予厚赏”升为刺史的宋孝武帝，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人的下场都很悲惨。

明人，《谷山笔麈》的作者于慎行，有如下分析：“人主之好文章书画，虽与政理无裨，然较之声色狗马，雅俗不同。且从事文墨，亦可陶冶性灵，简省嗜欲，末必非养身进德之助”。这分析有道理。他同时又说：“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煜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机，即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相当中肯。但，人的精力有限，终难两全。

好学的不少，“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宋太宗“开卷有益；不为劳也”；康熙“手不释卷”，“至于咯血”；曹操、李世民也都是很好读书的，怎么没有亡国呢？李世民有段故事很说明问题。

唐贞观十二年（638)，著作郎邓石隆打了个报告，建议把李世民发表过的言论搜集起来出个集子。李世民说：“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後主、隋炀帝皆有文集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不允许。

看来，根本区别在于：是把德政放在首位，还是把个人耽精文艺放在首位？是为政而好文，还是为好文而好文。

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中有段台词：“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求远，当他一心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应该做的事忘了。”

颜习斋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李恕谷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这些话，如不把它绝对化。了解其精神实质，都是很宝贵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可能在个别方面有大成就。

隋炀帝在那个时代就能主持编写涉及各科的“百科全书”，实在可贵。人们在推翻他的王朝，从政治上否定他时，连这一建树也否定了，是我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