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藝的皇帝多敗國

官偉勛

歷史上愛好文藝的皇帝（包括幾乎當上皇帝的），不僅都政績不佳，而且大都弄得國破身亡，不得“血食”。

漢靈帝劉宏，“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召納許多“能為文賦”擅長“尺牘及工書鳥篆者”，並待制鴻門下，許多“無行趨勢之徒”，“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因好文也特會玩，“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他“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仿效，驢價遂與馬齊”。在他統治時期，宦官專政，黨錮之禍復起，公開標價賣官，天下田畝增稅十錢；大修宮室，終於激發黃巾起義。東漢之亡從他開始。

東晉末，劉毅與劉裕爭帝位。“劉裕素不好學”，劉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寧遠將軍胡藩曾問劉裕：“公謂劉衛軍（即劉毅）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問胡怎麼看？

胡說：“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

劉毅身邊聚集了那麼多“白面之士”，毅以能談史詠詩自豪，結果被劉裕打垮，夜投牛牧佛寺。和尚因當年劉毅殺了曾窩藏劉毅之敵桓蔚的老和尚，怕再受牽累，不敢留他。他嘆道：“為法自弊，一至於此！”上吊死了。（又一作法自斃之商鞅。）

劉裕的兒子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被司空徐羨之殺害。

北朝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廣平公姚弼多次陰謀兵變殺掉他。秦王要治弼，泓“流涕固請，乃並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以後弼又幾次謀反，幾乎殺了他。

泓當了皇帝，劉裕大軍攻到城下，泓要出降，其子才十一歲的佛念說：“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自殺）”。泓不同意。佛念自己登上宮牆自投而死。泓帶老婆孩子群臣投降，被送到建康，“斬於市”。

最典型應數梁元帝蕭繹（508-554)。好讀書好到入迷程度。自己讀累了，讓侍從替他讀，晝夜不斷。歪在榻上睡着了，手裡還攥着書。侍從見他睡了，讀的不認真，念錯了，他會立即驚醒，問：“不對吧？”寫東西不打草稿，援筆立就。自稱：“我深於文士，愧於武夫！”大軍壓境，城破在即，他還召集大臣，給他們講《老子》。城眼看破了，傷兵屍體遍地，慘不忍睹，他還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賦詩一首。敵人攻進來了，他不忙干抵抗，而忙於燒書。人們問他為什麼？他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多年搜集的愛之如命的十四萬卷書，化為灰燼。

隋煬帝楊廣，史稱“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他善於作文章，還會寫詩，酷愛著述。大業十一年（615)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史書上說：“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末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種博戲）、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冶，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

他愛著書，還特別愛書，搜集很多善本，“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窗房床（原文為[爿術]，字庫里沒有）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房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房外地中施機發，”楊廣要去書室時，宮人執香爐 走在前面，踏着機關，二飛仙就下來把帳幔收上去，“戶扉及廚扉皆自啟”，楊廣出來時“則垂閉如故”，完全自動化了。

宋徽宗趙佶，擅長畫、樂、舞，能文章，傳有真書及草書《千字文》等。“繪畫重視寫生；以精工逼真著稱，工花鳥，相傳用生漆點鳥睛，尤為生動。”他廣收深山奇石，江湖異物，搶占天下的名貴花石樹木，稱“花石綱”。為運這些奇石珍竹果木，毀橋梁，鑿城郭。為鑄九鼎用掉二十二萬斤銅。鑄成後，飾以黃金，建九座大殿安放，稱九成宮。他親作《九鼎記》以記勝。

公元1335年，元順帝看到宋徽宗的畫讚不絕口，翰林學士庫庫在旁說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問什麼事？答曰：“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這話看似刻薄，其實很中肯。（元順帝亦亡國之君，不知耽精何業？）

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史稱“多才藝，好讀書”。李璟“善容止，器守高遠，性寬仁，有文學”。李煜“能詩文，音樂、書畫。尤以詞名”。可惜這位“風流才子，誤作人主，至有入宋牽機之恨。”（余懷《王琴齋詞序》）

至於那些有名的好文昏君，如“性寬，好文辭”，為討好趙飛燕屢屢親自動手殺死親生幼兒的漢成帝；“學問情冶，文章華敏”,死了愛妃下令大臣哭着送葬，誰哭得凶“給予厚賞”升為刺史的宋孝武帝，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人的下場都很悲慘。

明人，《谷山筆麈》的作者于慎行，有如下分析：“人主之好文章書畫，雖與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陶冶性靈，簡省嗜欲，末必非養身進德之助”。這分析有道理。他同時又說：“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藝善畫工書，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憂勤萬機，即耽精文藝，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蟲之士爭短於尺寸，斯其所以敗耳。”相當中肯。但，人的精力有限，終難兩全。

好學的不少，“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宋太宗“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康熙“手不釋卷”，“至於咯血”；曹操、李世民也都是很好讀書的，怎麼沒有亡國呢？李世民有段故事很說明問題。

唐貞觀十二年（638)，著作郎鄧石隆打了個報告，建議把李世民發表過的言論搜集起來出個集子。李世民說：“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不允許。

看來，根本區別在於：是把德政放在首位，還是把個人耽精文藝放在首位？是為政而好文，還是為好文而好文。

莎士比亞在《愛的徒勞》中有段台詞：“讀書人總是這樣捨近求遠，當他一心研究怎樣可以達到他的志願的時候，卻把眼前應該做的事忘了。”

顏習齋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

李恕谷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這些話，如不把它絕對化。了解其精神實質，都是很寶貴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可能在個別方面有大成就。

隋煬帝在那個時代就能主持編寫涉及各科的“百科全書”，實在可貴。人們在推翻他的王朝，從政治上否定他時，連這一建樹也否定了，是我中華文化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