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索安是真是假？

  很久以前看到過、聽說過這個名字。那大概是幾十年前吧？那時“知青”這一代還沒有像當前這樣在生理上漸漸銷聲匿跡；“知青”們返城後成為中國大陸“後文革時代”社會上的主力軍。傅索安這個名字先是一部名為《狂花凋落》（現在網上仍可查到，作者東方明）的長篇小說問世後進入人們視野的；因此對這個人物的真假眾說紛紜。我現在猜，即便有這個人，小說所說的絕大部分只不過是些杜撰。說老實話，《狂花凋落》我都沒看過，對此人也不甚關注。可我為什麼又提起她呢？唉，我也曾是個“知青”；“文革”開始的那年我不到13歲……

  簡介以下網上查到傅索安的資料：

  她(1949.6.5------1974.4.13)出生於天津市。1966年“文革”開始時，傅索安是高一學生，曾經是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的紅衛兵中的一員，後來去黑龍江省插隊落戶成為一名“知青”。

  她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醫生，母親是科研單位的英文翻譯。據說她長得很漂亮。1966年“文革”開始時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當時她在班級里擔任着班幹部、英語課代表，又是共青團支部副書記，是個活躍分子。“文革”後她積極參加“文革”，並於1966年8月18日成為毛澤東首次接見的紅衛兵中的一員。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後，她到內蒙古距中蘇的界河額爾古納河不到二十公里的奇瑪村插隊落戶。

  傅索安“插隊”後的事情似乎就有了文學色彩。她所在的奇瑪村與鮑家莊相距四華里。1958年，兩村為解決長期困擾生產的水利問題，經過協商，決定合修一個小水庫。水庫利用原先的一塊天然低洼地修造，兩村根據土地面積、人口數量按比例出勞動力。兩年後，水庫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後不久，就出現了問題：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滿足兩個生產隊土地的灌溉量時庫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庫每年的維修養護的勞力費用如何分攤。為此傅索安挑起兩村之間的械鬥；鮑家莊生產隊員5人被毆傷。

  幾天后，前來的工作組來調查，認定傅索安是“挑動群眾斗群眾”的“黑手”。在工作組組織的揭發批鬥中鮑家莊的人們以暴力教訓“黑手”們，傅索安因是“首犯”被打得頭破血流。傅索安覺的工作組要拿她開刀，於是幾天后她逃離了奇瑪村，越過中蘇邊境叛逃。

  下面的發生在傅索安身上的事情應該純屬杜撰。1968年她叛逃蘇聯後驚動了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中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江青。在蘇聯，傅索安經受了站刑、電刑、燈刑、死刑及種種人身污辱之後，被送往特維爾諜報學校接受訓練，成為KGB。她參與過震驚世界的“東京謀殺”，為執行蘇共的絕密計劃，潛伏台灣，她還親眼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在蒙古溫都爾汗，林彪叛逃的三叉戟飛機墜毀現場，克格勃專家割下林彪和葉群的頭顱，放進沸水中煮。1974年4月13日，身患肝病的傅索安在病房中自縊身亡。死前，她割破腕部靜脈，在牆上用鮮血寫下了一個大字“悔”。

  “知青”年代早已時過境遷，我為什麼還要拿傅索安說事兒呢？況且這很可能就是個故意渲染的故事。但不管怎麼說，黑龍江省的“知青”叛逃蘇聯是確有其事。據說在1970年代初，黑龍江省軍墾農場中發生了一起“知青”叛逃事件。有個男“知青”因和連隊幹部發生矛盾叛逃蘇聯。他所在連隊就在邊境邊上，當時是嚴冬，所以他叛逃很容易就跑過了江。

  他從冰上過了江就被蘇聯邊防部隊逮捕，並交給KGB審訊。人家對中國邊境上解放軍的軍事部署瞭如指掌。就在這個時候，蘇聯邊防軍有條軍犬走失。不知道為什麼這條軍犬竟然跑到江對岸的中國領土上。中國邊防軍抓住了這條狗，並從脖索上辨認出這是蘇軍的軍犬，於是向蘇聯提出強烈抗議。蘇方要求中方交還這條軍犬，並願意用剛剛叛逃蘇聯的這名“知青”交換。就這樣，這名叛逃的男“知青”被交換了回來。他被公審後槍斃。我相信這事件是真實的。

  我所在農場在小興安嶺腳下；每年夏天都要組織武裝護林隊進山訓練。記的好像是1972年，農場武裝護林隊似乎在林中發現持槍者向他們射擊。頓時護林隊都下馬開槍亂射。可打了一陣後就不知該怎麼辦了。於是又調來解放軍進行搜索，但什麼也沒發現。人們猜測是碰到了“蘇修特務”，也就是叛逃的“知青”又被派回中國這邊進行破壞活動。

  叛逃蘇聯的“知青”被派回來當特務這事兒在黑龍江“知青”中廣為流傳（《狂花凋落》這部小說還真有點事實基礎）。當年興安嶺年年春季都會發生森林火災，附近農場的“知青”都要組織進山打火隊去救火。我們有一次進山打火走得很遠，都到了邊境檢查站。我記的，檢查站里有幾十個叛逃蘇聯的“知青”照片。我們還在上面查找是否有我們連隊的北京“知青”。那幾塊料原來就都是北京小痞子，來農場一兩年後就長期脫離農場，聽說在社會上干黑社會的勾當。大家認為他們還真沒準會叛逃蘇聯。其實我內心深處不由得有點佩服他們的反叛精神。咱當時就不敢，老老實實農場熬內心鈍痛的日子。

  回想農場當“知青”的日子，可以說就一個“熬”字。我敢說，凡是“知青”，到農村很快就知道什麼是現實。我在農場早就知道當地的幹部們的權力腐敗；那可是“文革”的1970年代初啊。絕大部分基層幹部文化水平極低，可在思想意識里對權力是極其崇拜的。他們肆無忌憚的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欺上瞞下；當時行賄受賄已經非常普遍，只是大家生活水平極其低下，無法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叫我說，當今中國大陸的官吏階層的權力腐敗並非鄧小平“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了，權力的腐敗便有了更多的物質基礎。

  我記的那時當地幹部在背地裡管我們北京來的“知青”叫“二勞改”。他們不無得意地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這麼做就對了；他們城裡人就得接受咱們的再教育，讓他們到咱們這窮地方好好改造思想”。在農場，“知青”想入團入黨，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那就得和當地幹部“搞好關係”；那還不是行賄和溜須拍馬那套？

  當時像我這樣“出身”糟糕的主兒還輪不上給幹部行賄和溜須拍馬呢。我們是“下等人”，任何有關政治權利上的事情都被墊底；也就是說只能“灰溜溜”地活着。我父母是知識分子，我想通過轉走離開農場比登天還難。所以直到1979年初“知青”大批返城之時我才離開。想想看，我16歲到26歲，人生最寶貴的歲月就是在農場這樣“熬”過的。那時內心就是絕望二字；現在想起那鉛色的歲月真是不堪回首。

  我認為毛澤東到了晚年心理越來越病態，對中國的實際狀況也越來越缺乏了解（照現在的說法叫“絲毫不接地氣”），脫離實際。他自以為上帝，通過幻覺“領導”着中國，甚至是世界上的“革命”。他的一大特點是反智，相信着簡單地“洗腦”能“教育好人民”。其實他這套東西在“文革”前就已經大張旗鼓地搞了，“文革”時登峰造極。

  說到傅索安，我認為如果有其人，想必就是被毛“洗腦”後走火入魔——成為一個沒什麼理性的“毛教徒”。前邊傅索安簡介中，她在“插隊”時挑動村里人和鄰村的人械鬥那一幕我是相信的；因為我有個親戚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毛教徒”。我這個親戚在“文革”開始時也是個高一的學生（當時17歲）。他生長在知識分子家庭，“文革”前就在“學習雷鋒”中成為一個非常激進的年輕人。他無比的艱苦樸素，自以為已經是“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但在“文革”之初他卻很失落，因為“出身”不好，他被排斥出紅衛兵組織。“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後他積極報名去內蒙“插隊”。他去的時候當地正在“挖肅‘內人黨’”；於是他瘋狂地介入當地政治運動，在審查“內人黨”時瘋狂毆打被懷疑是“內人黨”成員的村民們。

  然而很快內蒙古“清查‘內人黨’運動”被宣告“搞錯了”。此君立即被村子裡挨整的那一派人“揪斗”。至此他便心灰意冷。恰巧此時他父母有個解放軍里當中級軍官的親戚（屬於軍隊老革命進城娶了“革命”女學生）；當時那中級軍官正好在地方上“支左”，於是他轉到親戚“支左”的農村過渡一下，過了兩年他便“走後門”成為“工農兵學員”。

  此後，我們這位“激進人士”來個180度大轉彎，再也不“革命”了，三年大學畢業後又“走後門”進了國家機關當“機關炮（泡）”，成天就知道“拉關係”，渾渾噩噩地混。雖然一直“混”得不怎麼樣（他總想出人頭地），倒也還“滋潤”。現在他早已退休，只不過還有件讓他煩心的事兒，就是他無端地占據父母過世後的房產，弟弟和妹妹都沒分兒，長期協商無果的情況下，弟弟和妹妹只能把他告上法院。作為遺產的房產官司讓他煩惱；他口口聲聲房產就應該全部屬於他。

  呵呵，他是怎樣從“共產主義事業可靠接班人”蛻變為一個市井無賴的？咳，他這樣從小被“洗腦”得很徹底的人從來就談不上有什麼思想境界。他當然是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