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死（外一篇）

  《求是》雜誌副總編自殺辭世，遺作堪稱絕唱。朱鐵志（1960年-2016年6月25日），中共黨員，雜文家。曾任《求是》雜誌副總編、北京市雜文學會常務副會長。2016年6月25日凌晨1時許在單位地下車庫自縊身亡。《求是》副主編朱鐵志自縊離世後，這篇短文“如果我死”值得每個人對生命重新思考。

  都說人生是一條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為，那是就整個人類歷史而言。

  對個體生命來說，生命是短暫而脆弱的。不論你是榮華富貴，還是窮困潦倒，生命的起點與終點不過咫尺之間。

  有道是人生苦短，轉眼就是百年。又有人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生命的長短不過是一道簡單的相對論命題。如此說來，需要那麼在意長壽與否麼？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麼在意世俗的評價麼？

  如果我不得不死於癌症，我請求單位的領導和同事不必為我作無望的救治。

  因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癌症，是因為現代醫學暫時還拿它束手無策。所謂人道主義的救治，本意在延續人的肉體生命，其實無異於延長人的雙重的痛苦。

  我知道我雖然叫“鐵志”，但其實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經不起癌症的痛苦。我不想辛苦掙扎一生，到頭來再喪失做人的起碼尊嚴，纏綿病榻，身上插滿各種管子；也不想家人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傷難過；更不想單位為一個已經完全不能生存的人發工資、報藥費，增加額外的負擔。

  我甚至還有一種或許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體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醫生的人道。病長在我身上，痛苦是自己的，而那些外在的道德評價要以一個病人的痛苦作條件，不是顯得有些殘酷麼？

  我的家人、我熟悉的醫生，沒有一個這樣的人。雖然我們國家至今沒有安樂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夠通過這樣的法律，將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其所能呼籲這樣的法律，並且非常願意身體力行這樣的法律。

  即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絢爛”，但我期待“死如秋葉之靜美”。

  如果我死，決不希望別人為我寫什麼生平事跡之類的東西。

  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動寫在我生命軌跡上，用我的文字寫在我的作品裡。“榮”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評價而少一毫。

  乞求高評價，說明缺乏底氣，沒有自知之明，無異於自取其辱；假作謙虛狀，顯得故作姿態、裝模作樣，也不免貽笑大方。如果再為被確認是一個“什麼工作者”，而不是“什麼家”而煩惱，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齒。

  我知道通常的情形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其實我清楚，“也善”的“其言”不只出自將死之人，更是出自單位的人、周圍的人，誰會對一個彌留之際的生命吝惜讚美呢。評價越高，說明將死之人彌留的時間越短。明白這一點，還有什麼想不通的？還有什麼不能通達一些、超然一些呢？既然生命都將隨風而逝，幾句好話又何必太當真呢？

  假如一個人活到彌留之際還不清楚自己是誰，還要靠外在的評價確認自己，做讚美者讚美的奴隸，做詆毀者詆毀的奴隸，不是非常可憐又可悲麼？

  別人怎樣想使別人的事，我決不想做這樣可憐的人。

  如果我死，決不希望舉辦什麼追悼會、告別會、追思會一類的會議。

  喜歡我的人早把我留在心裡，討厭我的人巴不得我早點兒滾蛋。開那麼一個會有什麼意思呢？開給誰看呢？

  無非是在我毫無生氣的臉上塗俗不可耐的胭脂，將我冰冷的屍體裝進嶄新的西裝，然後抬將出來，擺在鮮花叢中，如果幸運，身上或許還會蓋上一面莊嚴的旗幟。接下來是我的親人被悲戚戚地肅立一邊，喜歡我和不喜歡我的人魚貫而入，或真情悼念，或假意悲哀，都要繞着我走一圈兒。

  如果我真有靈魂，我會為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在北京擁堵的街道上，我要為展覽自己的屍體耗費同志們起碼一個小時的路途時間，還要為瞻仰自己並不英俊的冷臉在耽擱大家起碼一個小時的時間。兩個小時加在一起，半天就交待了。

  一個人的半天是何等寶貴，假如真有那麼幾十人上百人前來，其損失真可用“巨大”來形容。

  朱某終其一生，不願給任何人添麻煩，何必死了倒來折騰大家呢？

  如果我死，決不購買高價骨灰盒，決不定墓碑、墓地之類的玩意兒。

  我雖然在學術上毫無造詣，但我畢竟混進最高學府，正兒八經地學過幾年哲學，至今還保留着母校頒發的哲學學位證書。

  我知道人死如燈滅，生命不復返。雖說“物質不滅”，但作為生命形態的個人死就死了，轉化為別的什麼東西，已不是我所能左右和關心的。既然生命都沒了，還在乎那堆骨灰放在什麼盒子裡幹嘛？

  不少人一輩子沒活明白，有一室的房子時要爭兩室的，有了兩室的又爭三室的，一生這樣爭啊爭的，其實最後大家都復歸“一室”。

  而就這一個小盒子，還要分出寶石、瑪瑙、檀木、樟木，抑或普通石料和木材，真是想不開啊。

  我死以後，決不保留骨灰，決不把那無聊的東西放在盒子裡嚇唬孩子。

  如果妻兒聽我的話，應該先將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費捐贈，假如它們能在其他的生命里獲得新生，我將感到莫大快慰。

  然後應該將我的屍體交給醫學院作解剖教學用，假如學生們從我身上能夠學到一點有用的知識，我又將感到莫大快慰——人死還能有一點用處，豈不反證了活着的時候也不是浪費糧食的貨？

  再接下來就該果斷地把我火化，趁熱把我的骨灰埋在隨便哪顆樹下，我的靈魂或許可以隨着綠葉升騰到天國去。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沒必要了。咱們國家本來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爭地盤兒了。

  既然連墓地也沒整，墓碑就更沒必要了，還是留給農民蓋房子、砌羊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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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村真存在嗎？

周亦川

  世界某些地區被稱為“長壽村”，有不少老人已超過百歲，也有的超過110歲，被稱作“超級百歲老人”。其實“長壽村”的秘密可能就是誇張。研究介紹，世界上有為數不多的“長壽村（地區）”，比如意大利撒丁島和日本沖繩島，在這兩個地區110歲以上的超級百歲老人數量“驚人”。“長命百歲”應該是長壽村的基本壽命要求，但事實恰恰相反，這些地區的人口預期壽命反而是相對最低的。

  百年以前的美國發生的案例也許可以解釋這個現象。19世紀末，美國擁有數量眾多的超級百歲老人，但到了20世紀初，這個數字穩步下降。當然，這種下降不能說明社會健康程度惡化，因為美國人預期壽命一直在穩步增加。造成這種變化的根本，是因為美國各州開始啟用了人口信息記錄，特別是出生和死亡證明。

  每當一個州開始正式記錄出生時間時，該州超級百歲老人數量就會神秘下降69%—82%，這意味着每10名超級百歲老人中，就有至少7、8名比自己報上去的年齡更小。在出生記錄不完善的地區，超級百歲老人要比他們上報的要少得多。

  美國案例表明，錯誤報告可以大大扭曲一個地區超級百歲老人的數量。雖然意大利數百年來一直在做人口記錄，但這不能證明撒丁島就是“長壽村”。在一些所謂的“長壽區”中，有着各種來源的數據誤報。研究人員發現，這些區域並沒有常說的健康老齡化人口特徵，百歲老人越多的區域，人口預期壽命越低。比如，這個地區的居民沒有高質量的生活及醫療保健措施，識字率低、犯罪率高，整體健康狀況不佳，這些不利條件均證明其年齡數據十分可疑。——也許他們可能真的是記混了出生時間，還有可能是“養老金欺詐”，利用其他老人的身份騙取養老金。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2010年一項日本調查發現，23.8萬名百歲老人實際上處於失蹤和死亡狀態，只有40399人知道家庭住址，許多所謂的百歲老人在二戰後已經死亡或離開日本。

  現有據可查的年齡最大的女性是122歲的Jeanne Calment，死於1997年。但今年1月，有人發現“她”真實的身份很可能是她99歲的女兒，而她本人則死於1934年。女兒為了免除遺產稅一直沿用着她的名義生活。目前，調查人員對這一欺詐指控尚未得到證實。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數據科學家舉了Carrie White的例子，她是三年前記載的活得最長的女人。White的長壽記錄保持了23年，直到被曝出在舊的精神病院記錄中存在筆跡錯誤。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的年齡完全依賴於一個1900年普通護理員的記錄，那麼，出現錯誤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