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幹校雜記（十三）

十三、重返故地

2005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息縣政府聯合舉辦顧准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活動，邀請當年下放人員重返幹校故地，筆者也應邀參加。

在那次活動中，很高興見到了不少當年一同下放的經濟所叔叔阿姨，如吳敬璉、趙人偉、陳瑞銘、經君健、陳長源、方留碧等。最令人高興的，莫過於見到顧准伯伯的胞弟—陳敏之伯伯。那年他已八十五歲，行動有些吃力，需要人攙扶。參加活動的還有顧准次子高粱、《顧准全傳》作者高建國、“文革”史學家徐友漁、學者朱學勤等。

我與經濟所一行人先搭乘火車到信陽。出站一看，信陽變化真大。跟中國大多數中等城市一樣，到處都是新蓋的房子，也建了不少高樓大廈，個別高檔酒店甚至可以與北京、上海的相媲美。

息縣政府派車把我們接過去，安排住在縣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召開顧准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會上人們談論顧准在那個黑暗的年代所作的艱苦卓絕的探索，以及他的思想對我國學界的貢獻。我則談了顧准伯伯在幹校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以及他對我的影響。

傍晚，縣政府安排我們參觀新建的縣城。這個縣城經過仔細規劃，街道橫平豎直，兩側的房子統一建成帶有西洋拱門風格的二層小樓。縣領導介紹說，這是他們的傑作。房子一層是店鋪，二層作為商品房出售。晚上，在縣城的街道上漫步。一些商店為了招徠顧客，把音響的音量調到最大，震耳欲聾。很難想象，住在二層的居民如何在這樣嘈雜的環境中生活。

縣政府與東嶽鎮政府為了舉辦這次活動下了很大工夫，除了召開座談會，還安排我們參觀幹校遺址。

我迫切希望看到當年生活過的地方。三十六年過去了，那地方長出許多高大的楊樹，東嶽公社變成了東嶽鎮，而且已經通了電。鎮政府蓋的磚瓦房都挺不錯，裡面還裝了空調。

我所見到的那些幹校遺址建築和實物，幾乎都是些臨時拼湊的應景之物。如：“錢鍾書住過的小屋”、“文學所專家用過的水缸”、“幹校宿舍”、“幹校用過的石磙、紡車、織布機”等。當年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雖一同下放，卻因屬於不同連隊（研究所），只能住在各自的集體宿舍里，兩位古稀老人才不得不“菜園幽會”。他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屋”。我們在那裡生活了一年多，從未用過石磙，更沒紡過線、織過布。我問鎮政府賈書記織布機是怎麼回事？他示意我小點兒聲，然後說：“是從老鄉家借來的，擺擺樣子而已。”據說當地政府甚至考慮將“幹校遺址”辦成紅色旅遊景點，發展經濟。

實際情況是：學部幹校於1971年4月4日從東嶽遷往明港。當地老鄉事先得到消息，我們走後不久，就把幹校建的所有房子拆得一乾二淨，只是為了哄搶那些蓋房用木料和磚瓦。幹校學員辛辛苦苦幹了近一年半的“基建”，成果蕩然無存。

而我們剛下去時借住的公社棉花倉庫、糧管所、衛生院等建築，過了三十多年也已不復存在。以至於鎮政府為搞這次活動製作的幹校沙盤模型，上面標出的那些建築連位置都不對。

當年幹校有八千多畝地，搞基建時無論是搭席棚，還是蓋土坯房，都直接在大平原上的莊稼地里選址。基建是以連（研究所）為單位展開的，每個連由若干建築組成，叫幹校點兒，散落在東嶽不同地方。連與連之間的距離比較遠。就拿七連（經濟所）來說，駐地離東嶽公社，也就是我們原來借住的棉花倉庫、糧管所等建築，有五里路之遙。學部機關駐地叫中心點兒，外文所、歷史所、哲學所的房子也建在那裡。而這次鎮政府製作的沙盤，把所有研究所的房子都集中擺在一起，排列得整整齊齊，看上去像個軍營。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這也難怪，新一代領導當年剛出生，他們想象不出幹校是什麼樣的。

我知道那些“幹校遺址”都是假文物，興趣不大。代表駱耕漠伯伯參加活動的兩個女兒倒是看得仔細，還問：“咪咪，這是你們當年住過的房子嗎？”我搖頭，她們默然„„

我有意到“遺址”旁的一戶農民家看了看。遺憾的是，他們依舊貧窮，幾乎家徒四壁。窗戶上只釘了幾條木板用來擋風，門上還是沒有門板，比三十六年前強不了多少。我給那家人以及他們住的房子拍了照，立此為證。他們私下裡告訴我，那些“遺址”其實都是農民的房子，為了搞活動臨時騰出來的。

一路走下來，感覺信陽市變化最大，其次是息縣縣城，再次是東嶽鎮政府。而變化最小的，就數底層農民的生活了。

在息縣開完顧准紀念會後，東嶽鎮政府的賈書記很熱情，問我有沒有想見的當地人。我說希望找一找東嶽中學的黃繼斌老師和崔明蘭同學。到底時代進步了，賈書記用手機幾通電話打過去，就說兩個人都找到了。黃老師已退休，還住在東嶽；崔明蘭嫁到十幾里外的一個村子，目前在鄭州打工。又過了一會兒，居然跟明蘭通上了話，我倆都激動得不行。問她：還記得我嗎？她說當然記得，講了許多當年交往的細節，我也提到離開東嶽時她送的那四個雞蛋。明蘭說她在鄭州醫學院附屬醫院做清潔工，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知足。

回到日本後，我按她說的地址寫了信，附上我和家人的照片、地址及email地址。她很快就回了信，還請人幫她拍了照，通過email傳過來。到底是歲月不饒人，當年那個長着明亮大眼睛的明蘭已換了個人，取而代之的是一副灰黃色寫滿滄桑的面孔。我給她打電話，交談中她告訴我她一共生了四個孩子，其中三個已經結婚。並依次講了幾個孩子、他們的配偶都在哪裡打工，以及他們的孩子„„我終於明白她為何變得那麼蒼老。在那個貧困落後的鄉村，一個婦女先後生育四個孩子，把他們撫養成人，還要為兩個兒子娶媳婦。可以想象，這其中得有多少艱辛、多少操勞。

她一口一個大妹子地叫，問離開東嶽這幾十年是怎麼過的。我大致講了自己顛簸曲折的經歷：從幹校回到北京後又去了外地，1977年高考，畢業後成家，再後來舉家移居日本，以及現在的工作„„我想到了魯迅筆下的“少年閏土”，他與那個兒時夥伴兒分開後，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再次相聚已經找不到什麼共同語言。我與明蘭之間的故事何等相似！我們除了回憶當年在一起的那段生活，或者她談論幾個孩子的情況，幾乎再也找不到別的話題。這樣的友誼恐怕難以為繼。一想到這個，不免傷感。

終於見到了東嶽公社中學的黃繼斌老師。當年他才三十多歲，教我們語文，寫得一筆漂亮的板書，還意氣風發地帶領學生勤工儉學——挖半夏。再次相見，他已是滿臉皺紋的老人。我們都很激動，談到那個學校以及當年發生的很多事。問他退休後的生活，他嘆了口氣說：“還能做什麼呢，打打牌、喝喝酒而已。”

黃老師提到1971年4月幹校要搬遷到明港。臨走那天，幹校派到東嶽中學教書的劉克祥老師到他家辭行。他當時真想好好招待一下劉老師，可家裡除了蘿蔔，什麼吃的都沒有，只好以鹽水煮蘿蔔待客。三十多年過去了，每當想起這事，心裡都特別愧疚，覺得對不起人家。我勸他別那麼想，劉老師知道當地人的生活狀況，相信他能理解。

活動結束後，我不得不上車跟隨大家離開。黃老師眼裡含着淚問：“你這一走，是不是再也見不着了？”是啊，東京與東嶽，雖說只有一字之差，可距離實在太遙遠了。要不是這次活動，我也去不了那裡。不知下次見面是否還要再等三十六年？我們是否還等得起？

別了，東嶽，我少年時代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這裡雖然貧窮、落後，但我依舊對其充滿感情。希望今後還有機會再次造訪，屆時農民兄弟的生活已得到大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