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幹校雜記(十四)
十四、後記
屈指算來,學部下幹校至今已四十四年。對五七幹校到底該如何定論?筆者認為不僅是勞民傷財,更多的是對人才的極大浪費,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且不論“幹部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否荒謬,這些人絕大多數並沒有跟當地農民相處,再教育也就無從談起。如果說通過勞動鍛煉能夠改造人,可實踐證明並沒有起到這個作用。近日筆者打電話給當年同住一室的陳長源阿姨,問她在幹校的那些日子都想些什麼。她說每天都盼望回北京,哪怕早一天都好。這就是當時人們的真實想法。楊絳先生於1970年底聽說錢鍾書先生要提前調回北京,是那麼高興。可後來得知這是誤傳,又極為失落。楊先生坦承:“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學部從1969年11月先遣隊下幹校,到1970年8月上旬,學員先後分四批到達,共一千八百五十八人(不包括家屬和知識青年)。„„到了息縣,幹校的校址只是八千畝平川,其餘一無所有„„ 要說學部下放人員在此期間還創造了一些物質財富,當數人們辛辛苦苦在東嶽蓋的那些席棚和土坯房。可這些房子在1971年4月4日我們搬遷到明港之後不久,就被當地農民拆得一乾二淨,幹校學員近一年半的血汗付之東流。農民為何敢哄搶幹校財產?估計是因為這些財產歸屬不明,而農民又實在太窮,且缺乏法制觀念。據說當時中央把這個幹校交給了河南,河南交給了信陽,信陽交給了息縣。到底由誰來接收,並不明確。
自從學部下幹校,一直有個說法:這個單位遲早要解散。人們為此憂心忡忡,紛紛考慮自己將來的出路。這不奇怪,當時最高層提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換句話說,連大學都不需要文科了,學部這個純文科研究機構的下場可想而知。幸好當時的總理是個明白人,知道學部這個單位聚集了一批中國頂尖文科學者、研究人員,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攏了。他決定將連鍋端下放的學部,再連鍋端回到北京,結束了這場莫名其妙的折騰。
1972年10月,學部全體人員從幹校返回北京。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可損失還是實實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過度勞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員在此期間荒廢了業務,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有些1964年進學部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來了之後先是搞“四清”,緊接着就是1966年“文革”,1969年下幹校,直到1976年才開始搞研究。這一耽誤就是十幾年,浪費了大好光陰。
有的研究所下幹校時把圖書館的書紮成一捆一捆地帶下去,直到人員返回北京兩年後,才把圖書運回。一些珍貴的圖書資料經過這一折騰,損失不小。
我家下幹校前把房子退了,回到北京後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在大院一號樓四層,橫七豎八地堆放着很多空書架。那些高大的墨綠色鐵書架不知是哪個所圖書館的,扔在過道里沒人管。剛從幹校回來的人們普遍缺少家具,於是偷偷把那些鐵書架搬到家裡用。說不清這是借還是偷,反正家家都那麼干,法不責眾。我和哥哥兩人一個晚上就搬回來三個。同住在八號樓二層的顧准伯伯也用這種鐵書架放書。就連住在七號樓一層的錢鍾書先生家裡,兩面牆壁擺的都是這種借用的鐵書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