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音乐结缘始于童年。

 1957年11月初苏联电影节期间，父亲有天带我去北京电影院(上海音乐厅的前身)，观看了一部名为《天职》的苏联电影。讲的是一位孤儿在一位善心的音乐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杰出钢琴家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镜头是影片开始时，孤儿在大街上走路，手里拿着一根铁棍，在路过的铁栅栏上发出不同的音阶，这是他最初的音乐启蒙。父亲在电影散场后对我讲了不少关于音乐的道理，其中记得最牢的一句话是，“学习音乐要有毅力，要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当时家里有一把德国仿制的著名的意大利斯特拉迪伐里1731版百年老琴，是父亲年轻时从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的一位洋人小提琴家那里买来的，为学习小提琴并参加公司舞会伴奏的乐队所用。上海解放后，父亲当上了上海一家纺织厂负责生产的厂长兼总工程师，就再也没有时间拉琴了。那时，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玩西洋乐器的人亦十分少见。所以我小时候虽然很想学小提琴，但一直找不到老师教。

在我上五年级时，我就读的长宁区第二中心小学的卢惠清老师，组织了几十个孩子，到上海市少年宫参加合唱团训练。在少年宫吴指导的启蒙之下，我们学会了发声和合唱。那时，少年宫经常有外宾来参观，我们就给他们表演节目。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身上的香水味。当时不知何故，吴指导和卢老师决定让我担任小指挥。每次表演，听到外宾们的热烈鼓掌声，我和小伙伴们都有很大的成就感。时至今日，吴指导亲切的模样和卢老师美丽的倩影，依然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1962年3月某日傍晚，父亲带我到上海音乐厅观看印尼归国华侨小提琴家林克汉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印象中上海音乐厅的休息厅很大，跟电影《乱世佳人》里豪宅的很像，有一座汉白玉的楼梯通往二楼的包厢。音乐会分为上、下两场，中间休息15分钟。上半场是几首小提琴独奏名曲和奏鸣曲，下半场是陈钢和何占豪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林克汉的小提琴发出的美妙琴声在大厅里迴旋，犹如一条无形的龙在观众上方游弋。一曲奏毕，余音绕梁。真是天籁之音。从此我爱上了小提琴。虽然我学小提琴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但它在我心中播下的种子，在我心底扎下了深深的根。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区重点中学延安中学。虽然我主科的成绩都不错，但说来奇怪，我最喜欢的却是一些副科，像是生物、地理、历史，当然还有音乐。教我们音乐的庄枫老师非常有幽默感，上课时经常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无形中同学们也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记得最清楚的是庄老师教的怎样打拍子和切分音。那时庄老师上课经常会捧一台留声机来，为我们播放音乐名曲。在他课上，只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下课铃声响起时，很多同学都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庄老师在解放前参加过中共地下党，所以在教我们学唱《团结就是力量》时，他就会讲起12·9学生运动时上街参加示威游行的事。不幸的是，庄老师在文革开始不久，就惨遭迫害而死。至今一想到庄老师的音容笑貌，就不由叹息。

1965年，我考上了上海市重点中学交大附中，再也没有机会上音乐课了。不过我参加了上海市少年科技站和交大附中的船模组，有了新的爱好。

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在“破四旧”的口号之下，出现了打砸抢，之后又出现了不同派系的武斗，各行各业处于瘫痪状况。在武斗高峰时期，上海柴油机厂甚至有18人在武斗中死亡，120多人残废。在上海，一批对这种血腥的政治恶斗厌恶的小青年开始退出政治运动，不约而同地当上了“逍遥派”。

 “逍遥派就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封的名号，更没有头头，不积极参与文革，以各种形式游离于文革，不参与文革的各色组织。当造反派与保守派打得不可开交，辩论吐沫四溅，大字报上下翻飞之时，逍遥派们或旁观、或静默、或消失、或至多淡淡敷衍三两句便不辞而别。逍遥派们之所以逍遥，大凡与个人秉性、家庭教育、家庭或个人情况有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沉浸于文革的狂热之中，燃耗着青春的激情，逍遥派们却忙中偷闲，乱中取静，其中不乏有过人者，于动乱岁月中亦有所获。”

— 安大峰：《文革中的逍遥派》

这些“逍遥派”青年中，有的热衷于学英文、看外国小说(图书馆里偷出来的)、拉小提琴，有的青年伴侣忙着“荡马路”，还有的小青年忙着做家具、练身体，有的男青年甚至开始学打毛线！慢慢地，在上海中央商场、牛庄路、虬江路等专卖处理品无线电元件的商店门口，聚集起一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相当于今日的Hi-Fi音响发烧友。他们不谈国家大事，只对无线电器材感兴趣，交换着相关信息。愚兄也是其中一员，不过还没有达到发烧友的级别。

其实，我对无线电音响的兴趣文革前就开始萌发了。

1965年时，有天父亲兴高采烈地回家，说是在淮海中路旧货商店，淘到了一台带78转慢速电唱机的美国RCA牌落地式收扩两用机，叫我们兄弟两个跟他一起，把它从楼下的三轮车上搬到三楼的家里。落地式收扩机打开后，那12吋的菲利普喇叭发出的深沉低音，简直余音绕梁，经久不息。父亲说，纸盆是羊毛做的，特别软，因此“贝司”十足。不久，父亲陆续买来了许多78转的黑胶唱片，包括《梁祝》(一套四张，上面印着俞丽拿独奏、陈钢和何占豪作曲、樊城武指挥）、马思聪演奏的马斯涅的《冥想曲》(即：马斯奈的《沉思》）和他本人创作的《思乡曲》、舒曼的《梦幻曲》以及一些印着俄文和英文字母的外国原版小提琴曲唱片，还有许多国内外的轻音乐黑胶唱片。那时听音乐是全家最愉快的文化生活。我也因此受到了启蒙，爱上了音乐。

可惜的是，“破四旧”时造反派把我家的唱片全部抄走了。文革中无所事事，我就把兴趣转向了无线电。小时候我喜欢动手做电工实验(矿石机、蜂鸣器、台灯等等，还包括一台幻灯机的DIY)，那时家里的电器维修都是我经手的。在此基础上，我自学了无线电理论，参考收扩两用机的电子线路设计图纸集，开始着手设计制造一台仿立体声高保真(Hi-Fi)收扩两用机音响系统。为此，我每过几天就要骑自行车去市中心的无线电器材商店，寻觅无线电器材和元件的处理品或等外品。回家后，设计安装底板，焊元件，绕变压器，测试电路数据，忙得不亦乐乎，享受着繁忙而充实的“逍遥”生活。

1969年，全国上山下乡“一片红”，我被分配到贵州省的桐梓县插队落户。在那个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除了体力方面的疲劳之外，精神世界几乎是一片空白，谁也看不到未来。在苦闷之中，我们队的知青和我一起，经常用我那台电子管收扩两用机收听“美国之音”、BBC及“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苏联)的节目，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那时，别的大队一位同济附中的知青有一台电唱机和一些33转和45转的塑料薄膜唱片，因没有播放设备，就放在我们知青点。每当知青聚会，几十名知青就聚在我们生产队，喝酒，听唱片，唱歌拉琴，苦中取乐。

插队落户期间，我开始自学小提琴，通过音乐，来驱除精神烦恼。尽管再苦再累，我每天都要练琴两三个小时。下乡时，我把父亲的一大叠外文版小提琴练习曲带了去。又从隔壁生产队的一个本地知青那里借来了图书馆偷出来的几本乐理知识书籍，在微弱的灯光下自学音乐理论。经过几年的练琴，我杀鸡一样的琴声变得优美动听了。后来又认识了县化工厂的一名喜欢拉小提琴的青工，跟他一起参加了县文艺宣传队的几次演出。

不过我的学琴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天深夜，只听“轰”的一声，大家全惊醒了。打开手电筒一看，有百来斤重的一大串苞谷棒从房梁上掉下来，砸在我们放东西的一张木板床上。原来是有只大老鼠想偷吃苞谷(玉米)，把房东悬挂苞谷堆的麻绳咬断了。再仔细一看，苞谷堆的一部分恰好砸在我的提琴盒的边上，虽然没有砸碎我的提琴，却擦着指板，把指板震得脱胶了，幸好琴箱毫发无损。但是这一来没法练琴了。不久，另一个大队的知青朋友听说我的提琴砸坏了，慷慨地把他那把琴借给我拉，说他那把琴反正搁在一边，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借给我，等我的琴修好了再还给他。虽然他那把琴是最便宜的练习琴，声音很差，但不妨碍我继续练琴。

几个月后我回上海探亲时，找到了上海乐器厂的修理门市部。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师傅，他看了看我的琴后告诉我，他不是专门修小提琴的，但厂里上班不正常，修琴的小伙子不来上班。如果我信得过，就把琴交给他，他尽力把琴修好。我就十分感激地请他帮我修，不然就没琴拉了。取琴时我一看，指板是和琴颈牢牢地胶在一起了，但琴箱下面琴颈与背板粘合处，粘合了一块薄薄的木片，很难看，但有什么办法呢？练琴更重要。于是道了谢，便把琴拿回家了。不久带回贵州知青点继续练琴。

1971年夏天的某一天，桐梓县革委会接到省革委会指示，要求各公社用有线广播传达中央的一个重要指示，必须落实到每家每户。当时恰巧公社广播站的扩音机出了故障，没有人会修理，公社头头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到知青点找会修理扩音机的知青帮忙。正巧当时贵阳教育局到我们县招收高中生到贵阳当老师，因为“复课闹革命”开始了，老教师中很多人因为历史问题，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赶到农村去了。我们公社分到了两个名额，一个被我们队的上海知青拿到了，因为他“头子活络”，会打篮球，认识公社的干部。另一个名额被一个公社干部的女儿开了后门。于是，我就和我们队的那个知青一起到了公社所在地，找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说我可以试一下。条件是如果修好了，把那个去贵阳当老师的名额给我，但不得用我同队的知青名额，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难兄难弟，而且消息是他告诉我的。革委会主任同意了。经过仔细检查，我找到了故障，修好了公社有线广播系统的扩音机，成功脱离了农村，在省城当了老师。

那时我住学校的单身教师宿舍，有位室友是音乐老师，喜欢唱歌，但不会乐器。那时贵阳市各中学经常搞文艺汇演，学校希望他出面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他就请我帮他组织一支小乐队。盛情难却，我就答应了下来。招聘宣传队队员的海报贴出后，很多学生踊跃报名，因为那时上课不正常，学生到校也学不到多少知识，在宣传队既可以唱歌跳舞，又可以打发时间，况且那个时代，参加宣传队是件极酷的事，所以学生们的积极性极为高涨。宣传队分为两摊，我的室友负责歌舞队，我负责乐队。乐队有十来个学生，以小提琴为主，有六把。其他是竹笛、二胡、黑管和革胡。这些学生程度都不错，我负责他们的排练工作，并担任指挥，编写合奏的分谱等。每天晚上都要排练两个多小时。遇到节庆或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排练的时间更长。演出时，我和几个拉小提琴的学生也会上台表演小提琴齐奏《新疆之春》和《新春乐》等，但更多的是给学生的舞蹈和独唱、合唱伴奏。那都是非常值得怀念的。

我刚到学校不久的有天晚上，有人敲我的宿舍门。开门一看，不是学校的老师。他自我介绍说，他的女朋友是我们住校老师家的女儿。他本人在贵阳的一个专业剧团拉小提琴。他在楼下经过，听到我练琴的声音，就来看看，想交个朋友。我当然非常高兴了。在相识的几年中，他对我的练琴指导过好几次。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提高小提琴技巧却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外国电影和音乐开始进入我们的文化生活。那时回上海探亲，我最喜欢的，就是聆听每天下午810千赫音乐电台5:30播出的外国轻音乐节目。那些根据西方古典音乐改编的轻音乐节目，令人耳目一新，经过我家那台落地式收扩两用机播出的音乐，是那么的迷人，优美，好似一杯杯醇厚的玉液琼浆，令人沉醉。

后来我上了大学。学校里招收文工团团员，我被录取了。在排练时，指挥提到，学校有一把大提琴，没有人拉，哪位愿意，可以借去练习，学校演出时为乐队拉低音。我就自告奋勇，申请学习大提琴。学校的那把大提琴虽然其貌不扬，但声音却非常好。我虽然以前没碰过大提琴，但有很大的热情去学。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也能拉出《天鹅》等大提琴曲了。演出时，就负责乐队的低音声部。那几年的文工团排练和演出也是印象十分深刻的。

大学毕业后，忙着考研究生和学习，就没再碰乐器了，更和音响绝缘了。以后又出国读硕士、博士，工作，更没时间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退休在家，当年对音乐、小提琴和音响设备的兴趣又回来了。不同的是，现在我有的是时间。

我先是恢复了练习小提琴。用了三年时间，拉完了第三遍的《霍曼小提琴基本教程》(五册)，同时参加了所在城市的一个30多人的华人管弦乐团。大部分是跟我一样的退休人士，其中有好几位在国内是搞专业的。这个乐团的编制基本齐全，经常在中外节庆日，为当地观众表演管弦乐作品，并为独唱节目和舞会伴奏。

在乐队里，我那把小提琴音量特别大，有些队员就建议我换一把琴。有一天，一位队员告诉我，他路过一家寄售商店时，看到有一把小提琴在寄卖。只要700多元(人民币，下同)。排练结束后，他带我一起去那家店看琴。我拨了几个空弦，共鸣很好，琴背还有清晰的虎纹，琴也保养得不错。店里的员工不懂乐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只花了400元，就把琴买下了。回家仔细一看，琴盒外面的琴谱袋里有几本乐谱。再仔细一看，居然是中提琴谱。原来我买到的是一把中提琴！这样，我只好从头开始学中提琴。在网上下载了几本中提琴练习曲之后，练了不久，就在乐团里拉起了中提琴。

两年前，我离开那座熙熙攘攘的大城市，搬到一个鸟语花香的小城市居住。先是参加了一个当地华人的小乐队，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演奏水平都不错。也经常到附近各地表演节目，并为一些歌舞节目伴奏。乐队里的一位拉二胡的，家里有一把大提琴，他平时不拉，于是就让我拿回家练习，排练和演出时拉大提琴来加强乐队的低音。有些乐曲低音要求不高时，我就拉小提琴。

与此同时，我也参加了当地一个洋人的业余交响乐团，有50多人，各种乐器配备齐全，我在那里拉中提琴。最近又参加了一个半专业的交响乐团(出售门票)，70多人，我在里面拉第二小提琴。曲目全是西洋古典音乐，乐谱也全部是五线谱。

在音乐类型方面，虽然我很喜欢小提琴音乐，但我发现自己最喜欢的却是轻音乐，比如：曼托瓦尼乐队(Mantovani)、101提琴乐队（101 Strings)、拉斯特乐队(Last)、莫利埃乐队(Moriet)等演奏的管弦乐作品。此外，我还喜欢吉普赛音乐、东欧民间舞曲、探戈舞曲和圆舞曲等节奏感强烈的音乐，特别是其中的小提琴声部和低音提琴声部。民族器乐则独钟古琴曲，尤其是有余音绕梁感觉的古琴曲。

美好的音乐需要有良好的播放设备来传达到心灵深处。渐渐地，我对于音响设备的渴求开始发烧，于是到音响DIY发烧友网站浏览。但是一段时间后，发现那些发烧友大都是所谓的“器材党”，而不是音乐爱好者。他们喜欢炫耀自己购买或制作的高档音响和音箱系统，显示测试数据，而不涉及音乐收听的效果，这与我的想法差距颇远。于是决定走自己的路，凭藉年轻时设计和安装仿立体声高保真电子管收扩两用机的经验，因陋就简搭建一套自己喜欢的音响和音箱系统，丰富退休生活。

 我退休之前买的一台高端华硕电脑的声卡特别好，几乎没有任何失真，用高档耳机欣赏音乐，绝对是一种享受。但是长时间戴耳机容易出汗，场感也不够强。于是开始想通过搭建一套音响和音箱系统来播放我喜欢的音乐。

当时家里有一台很多年前买的Sony索尼台式音响，三分频，有低音增强特效(SAT)，但音箱里面只有一对4.5x4.5吋的方喇叭、两对微型的椭圆形喇叭。低音显然不足。于是想要添一对落地音箱来加强低音。

几年前，我在拍卖网站上看到有人出售一对老式的落地音箱，买来后接到上面这台音响的音频输出端，再下载了增强低音的SRS软件到电脑上，我朝思暮想的低音终于能够传送出来了。再配上原来的三分频喇叭音箱和一对自带电源和功放、失真极小的3吋Crown喇叭，我需要的高保真立体声音乐效果，几乎完美地在我16平米的卧室中呈现了出来。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听，我觉得跟我老家的那台落地式收扩机的比较起来，低音还是不够“宕”(即：下潜得不够深)。拆开这台倒相式落地音箱一看，原来里面配置的是两个6.5吋的喇叭和一个2吋的小喇叭，难怪低音觉得不够了。

为了改善音质，我又上网查询了相关资讯，发现迷宫式音箱能够使低频下潜更深而且降低非线性失真。我就参考了一些相关的设计图纸，买了一些化纤的绝缘棉以及音箱线材，再利用一些家里闲置的木板，把原来的倒相式音箱改装成了一对迷宫式音箱。改建以后发觉，虽然失真改善了许多，播放音质提高了不少，但低频下沉改进不太多，看来还是台式音响系统频率响应低频不够低的关系。

在网上一番搜寻后，发现有一款价廉物美的Digitech AA-0486型小型扩音机，频率响应范围非常广，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把扩音机和电脑输出端连接以后，低音效果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播放探戈舞曲Take the Lead时，一开始的几个低音把桌子上的杯子都震得抖了起来。

可是音箱的6.5吋喇叭始终使我觉得不爽。于是下决心一定要买12吋低音喇叭，再做一对音箱。不久通过网上信息，先后从私人手里买了两只12吋的低音喇叭，又买了一对旧的床头柜，再到一个专卖绝缘材料的商店要了一大包免费的羊毛，外加家里的一些旧木料，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最近做完了一对12吋喇叭的倒相式落地音箱。

猜猜我这套土法上马的音响系统一共花了多少钱？不到人民币一千二百元！试听下来，这套音响系统丝毫不亚于我那音响发烧友的小弟花几万元买的几套进口高级音响。当然，要听到最好的声音，就得买一张音乐会的入场券，当场聆听音乐家们的精彩演出。毕竟，再好的音响设备也是模拟现场演出的声音效果，不是吗？

现在有了这套东拼西凑的音响系统，听音乐就成了纯然的享受。我不需要任何的测试数据，只需要我的耳朵满意！如今，我的这套音响设备，做到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音乐厅的现场效果：播放小提琴独奏时，可以听出小提琴木质琴箱柔美的共鸣声；播放钢琴独奏时，可以听到木槌击打在钢丝弦上的震动回响；聆听古琴独奏或管弦乐曲时，整个卧室余音绕梁！

此生还有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