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1）：無奈選擇

賀長文

回想報名到草原去的社會背景，用一兩句話很難講得清。

我能記起的一些零碎事件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北京市教育局在北京體育館開過一次中學生大會。會上主要講了兩件事，一件是隨着北京市人口的增加，學生越來越多，學生上學給公共交通帶來越來越大的負擔，因此鼓勵學生就近入學；另一件是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不可能都接受高等教育。針對高中生畢業後的出路問題提出了四個面向（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

出路？我還只是個中學生，上學時只知道學習知識，從來沒有考慮過出路問題。小學、中學、大學，接受完整的基礎教育，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共產黨員，不斷追求進步，這些好像是擺在我面前促使我成熟的必經之路。這是社會的期望，也是社會給年輕一代安排好的成長之路。至於做工務農，留城還是下鄉，本應該是學生自己或家庭的自主選擇，但這次大會之後，學生大軍畢業後的去向便有了導向。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儘管在班裡訂閱的《中國青年報》和《支部生活》中連篇累牘地報道侯雋、董加耕、邢燕子等知識青年在農村奮鬥的事跡，團支部也組織大家學習討論，潛意識裡我總覺得“四個面向”的宣傳跟我關係不大，因為我早就有了自己的選擇。國家建設需要科技人才，學好知識報效祖國是我選擇的成長之路。我認為一般只有考不上大學的同學才會去農村改天換地。我如實表述自己的想法使團支部的同學很為難，遲遲不發展我入團。團組織不斷幫助我，找我談話，我卻不知自己錯在何處。我也很無奈，不知道怎樣努力才算是追求進步。團支部堅持不懈地找我談話，幫助我。我的底線一步一步後退，承諾可以去當兵，可以去做工，可以去農場，直到同意了可以到農村去當社員，才有幸跨進了團組織的大門，成了我們班團支部發展的最後一名共青團員。誰知臨近高考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大學夢就此終結。遺憾的是，不僅僅是大學“夢”，連當兵、成為產業工人，甚至到農場做一名農業工人的“夢”，也都終結。以我當時的理解，農業工人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能“發工資”，就是說做農工也歸國家管理，而當個掙工分的農民無政府保障，好像就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在工人階級隊伍之外了。我的親友中沒有農民（雖然往上推五代我家也是農民），我自然而然地把當農民作為我最後的選擇。結果我農民也沒做成，而是到邊疆做了牧民。當時認為游牧比農耕要落後。可要擺脫眼下的處境，我命里註定的就是要在最落後的生產方式中去完成脫胎換骨的改造，爭取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1966年夏的北京，用破四舊、“打、砸、搶”的紅色恐怖來形容最合適不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門之後，40天內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紅衛兵、造反派“功不可沒”（網上資料）。1967年中學被軍管，各地忙奪權，武鬥開始動用槍和炮，中學生紛紛外出串聯。1968年中學紅衛兵從文革的先鋒逐漸被邊緣化，無所事事的一些中學生搶軍帽、拍婆子（指男學生與女學生交友）、打架鬥毆成風。出身貧寒的“小渾蛋”周長利與紅衛兵的江湖亂戰成了現代影視劇《陽光燦爛的日子》與《血色浪漫》中的精彩片斷。

從1968年初起，陸續有同學參軍，報名到三線工廠、青海石油局和地質局及東北建設兵團農場。除兵團農場外，其他單位每批招走的人都不多。我心早有所動，繼續參與文化大革命實在是浪費生命，因而想儘早參加工作，自食其力。幾次報名參加工作都沒有被招工單位接收。自己也猜到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家庭出身。我認為我的家庭沒問題，自己是共青團員政治上也沒問題，卻沒有單位願意收留我。我去問管分配的張平銘老師，他笑着溫和地說：“你的父親是不是„„”。最後的一個“是”字音拉得很長，他有意不把話講完，等着我把話接過去。文革前張老師是我的班主任，我是班長。因為臨近畢業大家都在忙於學習，學習秩序井然，我們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工作需要交流。他是共產黨員，班裡的事他主要依靠團支部做工作，一般也不找我。文化大革命中我沒參加任何群眾組織，沒貼過任何老師的大字報，他則因年輕時去過日本受到了衝擊。1967年軍代表進校後，我被推舉為我們班的核心小組長。一次組織學習，同學們對他沒有先前那麼熱情使他頗感尷尬。他坐在我身邊，神情沮喪，底氣不足，轉過臉對我說：“賀長文，什麼時候也解放解放我呀？”我對他的尊重一如以往，沒什麼想法，順口答到：“也沒批判過您，就一起參加運動唄。”我當時對他真沒有任何想法，沒認為他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們之間長期缺乏交流而已。這大概是我們兩人從文革爆發到臨近分配期間唯一的一次直接對話。這次我找他詢問分配的事也是出於無奈。

事也湊巧，這時候我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家被抄了。當時我正在學校里，家裡被抄的事還是同學告訴我的，說我家門口貼了許多我父親的大字報。等我回到家，抄家的人已經撤了。好在當時只有父親贍養的姑奶奶一人在家。那時的家當已經簡單到基本上無東西可以抄走了。所以這次抄家對我生活的影響不大。剛被抄家，東北建設兵團拒絕接收我似乎理所當然。是兵團不要，還是學校不批，我也沒搞清楚。連當時學校里有負責分配的“班子”這件事，我都不知道。本就有口難辯，又能與誰去辯呢？這時聽說內蒙牧區來招人了，我沒與父母商量便趕到他們在地安門的臨時住處報了名。父親在“牛棚”被監管，幾個月沒回家了。媽媽與爸爸在同一個單位工作，爸爸的事還拎不清，更別說我這事，根本顧不上我。聽說這次雖然去的是牧業生產隊，但因為地處邊疆要求的政治條件與兵團相同，所以從接待站出來我也沒抱什麼希望，更沒想過這次報名對家庭、對自己一生的影響。如果這麼艱苦落後的地方都不要我，那今後就只有聽憑命運的安排了。我正是不甘聽從命運的發落才不斷地在尋求出路。是自尊心吧，我只表示願意去，順便了解了一下草原的生活狀況，並沒有死乞白賴地央求阿巴嘎旗來京接收學生的工作人員。潛意識中我也沒有把去草原當成是參加革命工作或自我改造的唯一出路，同樣是革命工作沒必要一定要去哪兒，我只是想儘快進入社會參加工作而已。

有不解內情的同學對我講：“賀桑，你肯定分配北京了。”聽後我一頭霧水。那時我很少到校，到校也碰不上幾位同學。我不知道這時已有北京的工廠在招工，也不知道有同學分到郊區學校當老師，但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那就是憑我的出身肯定不會留我在京工作。

1968年夏天，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尚未開始，到哪兒去都需要自己報名申請。全國都在講階級路線，招工單位因父親的歷史問題不收用我，我無話可說，也無處可說，可張老師應該了解我呀？推薦一下都不行麼？不是還有“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麼？我對自己有自信，也不認為父親有什麼問題，所以當得知被阿巴嘎旗安置辦接納時我與同來草原的許多中學生不一樣，沒有終於獲批的那種興奮之情。我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三年前由於沒同意將來插隊當社員我幾乎入不了共青團。現在我們班只有我一人率先報名去插隊，而且還是到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成了班上第一位掙工分的勞動者。這多少顯得有點兒怪。事實上，我們班的團支委們後來沒有一位到農村插隊的。我獨自放羊的時候每當回顧這事總覺得非常戲劇性。四個面向對我不是有四種選擇，我的出路其實只有一條——插隊。這就是上天，不，是社會給我安排的人生。

離京前認為到邊疆去放牧比內地務農辛苦，更不用說語言、生活方面的困難。僅以牛糞做燃料一項就令我生畏，臭不臭啊？有同學說我積極，其實“積極”背後是無奈。我不想等待命運的最終安排，我要爭取機會努力把握住自己的命運，擺脫困境。由於不知道前景如何，所以這應該是一種賭博，而且是在盲目地賭博人生。是無知加敢於冒險促成我做出這一抉擇。我準備奔赴邊疆拼搏出自己的下半生，正是這一選擇讓我與草原結下了不解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