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6）：平地風波

賀長文

站在蒙古包門外，沒有了昨晚的新鮮感，空曠的草原上看不到人，黃土高原上的青草似乎也願意睡懶覺。夾帶着草味兒的晨風飄過，吹涼了我的心。

待到太陽升起，其他人都起了床，大地開始復甦。昨天相互還很陌生的我們開始了交流。 知青中除了周鍾林和趙全明以外我誰也不認識，沒有必要我便不多說話，可即使這樣也沒有避免與他人發生衝突。

我從沒見過虱子，只是聽說過，與牧民接觸後便心存恐懼。這幾天出汗，一身土，很想洗澡洗衣服。這一點我們蒙古包的知青都有同感。草原的井水特別的涼，中午太陽暴曬，很熱，正好可以痛痛快快地洗個澡。我從食堂打了一盆熱水到井邊沖洗。這時一個蒙古族小伙兒單木登，走過來看我們沖澡，說自己從沒有這麼洗過。沒想到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卻引來其他人的不滿。有人嘟嘟囔囔。到了傍晚突然得到知青要開會的通知。我開始還以為這是生產隊領導召集的會議，到了會場才知道是知青自己組織的。唉，學生中總有積極的，20多個知青不能沒有頭兒，一個新的領導核心或許正在醞釀形成。更沒有想到的是，這次會議的內容竟是專門針對我們中午井邊擦澡行為的。比較成熟的知青看問題尖銳，批評我們嫌棄貧下中牧，說洗澡這件事會在貧下中牧社員中造成不良的影響。虱子是革命蟲，來接受貧下中牧的再教育就不能怕革命蟲。

我不會輕易認錯，沒有與她們辯論。來草原接受再教育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說實話我沒看上她們這種革命熱情，可初來乍到還沒有參加勞動就脫離了知青群體成了不受歡迎的人，這事兒讓我難以接受。後來有人說，從阿巴嘎旗到公社，從公社到大隊，我頭戴一頂八角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鏡，有些與眾不同（也有人說是因為我穿了一件在校打排球時穿的紅色短袖運動衫），讓有崇高革命理想的女知青們看不慣，產生成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蒙古包的兩位年輕人抽煙，被其他知青看成是社會上的混混，牽連着我們被當成是同“類”人，受到鄙視。

知青們在大隊部住的幾天，我們每天都下到各個浩特里去參觀，見見牧民，熟悉大隊的全貌。這既是我們的願望，也是社員的希望。畢竟浩特里還有老人小孩，幾十里遠的路，他們來生產隊隊部一趟不容易。做這種決定也可能是領導班子還沒想好如何安排這20余名勞力。老領導靠邊站了，新組建的領導班子運轉還不大靈光，最後確定我們乾脆先到浩特里住一個星期，深入體驗牧民的生活，參與牧民的生產活動。在搬家前的那天傍晚，我們從食堂回蒙古包途中，看見有位女生在洗頭。想起前兩天的知青會趙全明嘟囔了一句：“你也洗頭啊？”聲音不大低頭洗髮的女生卻聽清了。她頭也沒抬，回了一句：“再不洗，該成瘋子了。”

“你就是個瘋子！”

趙全明反應真快，帶着怨氣回了一句。這位女生也沒再吭聲。

俗話說不打不相識，下鄉才幾天，對話沒兩句，雙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從下浩特體驗生活開始，我們的蒙古包與女知青的蒙古包再也沒有碰過面。

文革的大字報中常用來形容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一句話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我雖不願與任何人發生矛盾，可不順心的事連續發生。體驗生活一周後回到大隊部又出了新的狀況，令我十分不爽。

從浩特體驗生活回來我到堆放行李的平房裡取相冊，一眼就發現牛皮箱的位置變了，正面三個鎖中右邊的鎖撞壞了，是硬傷。這隻牛皮箱是我家當時最好的箱子，臨行前爸爸做了個麻布罩就是為了保護它。誰幹的，碰壞了也不說一聲？可能是剛下鄉那幾天還不適應，心中憋着的火頓時燃起，真想幹上一架才舒服。跟誰干架呢？沒對象。其實從小到大我沒跟人動過手，從沒打過架，甚至沒與人爭吵過。這時真要打起來心也發虛。可剛到生產隊就撞上這倒霉的事，吃了虧還不知道是誰幹的，真夠晦氣的，不嚷嚷兩句，心氣難順。這荒蕪之地到哪兒去找人修箱子呢？真是束手無策啊。我很無奈。移開其他人的行李箱，打開左邊和中間的鎖，開箱翻找相冊。大概是我的聲音過大，驚動了住在隔壁的知青。趙健走了進來，站在門口，看了片刻，說：“是我弄的。”這是我們頭一次見面。我一時竟沒反應過來，反而不知如何回答。算了吧，剛還在氣頭上的我這時反倒大度起來。讓他修吧，茫茫草原也不知到哪兒去修？將箱子運出去都得求人，還不知求誰。我低頭繼續翻看着相冊，他站了一會兒，見沒事，轉身出去了。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回到蒙古包里，我心裡不快，發起牢騷。周鍾林小聲告訴我，他也丟東西了，是一把芬蘭刀，也不知怎麼辦才好。我沒細問他在哪兒丟的。

“咱們最好別提了。”他輕聲提醒着我。

20多人暫存的行李堆放在一起，找起來難免搬動。人小箱重，物品受損也難免。好在不久之後，大隊領導同意知青的行李放進生產隊倉庫保存。

倉庫就在知青平房東面四五十米遠的地方，不過保管員旺吉諾日布不常來大隊部。一日聽說旺吉諾日布來隊部了，我趕緊去找他，請他打開倉庫大門讓我把行李搬進去。

倉庫的門一打開，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地面上的浮土足有寸把厚。一腳邁進去，腳還未落穩，噗地冒起一股塵煙。倉庫沒有窗戶，打開倉庫大門，陽光投進門裡倉庫里才有了光亮。人進了倉庫，兩眼一抹黑，待一會兒才能看清楚庫里擺放的東西。四面牆上掛着繩子、皮條等生產用具，地上堆着待售的生皮和羊毛。倉庫里存放的東西並不多，但我去得晚了，靠牆根兒的空地已經堆滿了其他知青的行李。在平房裡，我們的行李是放在炕上摞起來的。行李即使堆在地上，地面也是夯實了的。沒想到倉庫里的地面竟是一層厚厚的浮土，比屋外的地面還差。沒有更多的選擇，我只好將行李袋輕輕放在左右不靠的空地上，將皮箱摞在上面。好在我的行李袋是人造革的能防土。取出被褥行李袋癟了，皮箱在行李袋上也能放穩。個人物品放進倉庫，心也放下了。

此事才料理停當，知青與大隊革委會成員馬永清又生了摩擦。馬永清是位退伍軍人，身有傷殘，又是造反起家，當時很受知青推崇。據說馬永清的哥哥當時也是旗里的造反派頭頭。大隊領導班子裡只有馬永清能講漢語，他負責農場工作，也兼管知青工作。誰也想不到，知青當中竟有人敢頂撞他。

摩擦起因於馬永清給知青安排工作時稱女知青為婦女。這引起女知青們的不爽。

“誰是婦女啊？你才是呢！”一位低年級的女知青聽後隨口就回敬了馬永清一句，表達自己被視為“婦女”的不滿。出身好便占理，心直口快說話就沖，這就是北京來的紅衛兵。

馬永清是移民，根正苗紅，現在當了主管知青工作的領導，志得意滿之時突遭頂撞，自己也沒料到，一時間他不知如何是好，臉憋得通紅。

馬永清其實並沒有低看女知青的意思，脫口而出的話不過是老家的習慣用語罷了。女知青紮根邊疆早晚不得嫁人嘛？在他的觀念里不管你結婚與否，有沒有生育，成人了就是婦女。

可那位女知青才十五六歲，學生裝，學生味兒，兩周前還在學校造反呢，怎麼現在就跟拖家帶口的你馬永清家屬一樣成了“婦女”呢？想不通。十六歲的女知青要革命，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不想當拖家帶口的“婦女”。

知青這些人的生長環境與移民、盲流們不同。北京的學生從小接受文化教育，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滿腦子的革命。他們到草原來，既是接受再教育來了，也是為改造草原，“大有作為”來了。他們關注着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當然要拒絕一切世俗的觀念。

好在憋了一會兒，馬永清恢復了常態，繼續布置我們的去向。其他女知青家庭出身沒那麼硬氣，沒人再吭聲，此次風波也就沒能掀起大浪。

生產隊似乎對知青關心政治的特點很了解，為知青們訂了報紙，有漢文的，還有蒙文的。這裡的報紙不是每天送，是一周送一次，而且是在天氣允許的條件下才能做到。所以報紙一來就是一大摞。報紙由郵遞員騎馬送來。公社郵遞員是個高個子的帥小伙兒，是馬永清的侄子馬俊山。到大隊的第三天，小馬送來報紙。多少天沒看上報紙的知青們見到報紙興奮極了。可大家還沒來得及翻動報紙，便紛紛鑽進蒙古包或土坯房裡寫信去了。看來通信這事比讀報更重要。原來因為條件所限，我們想不起這件事，小馬來了才猛然生出寫家信的念頭。當然郵票、信紙信封都是從北京帶來的。從這點來看，知青們還是早有準備的。

出來時間長了，急着寫信回家報平安，給同學描述草原的美麗、談感受。我趴在氈子上寫着信，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唰”的一響像是有馬穿過門前草叢。我們蒙古包外有一簇簇的一人高的芨芨草叢。我爬起來出門伸着脖子一看，竟然是趙全明騎馬從門前跑過。他怎麼騎上馬了？我呆看了一會兒，羨慕不已。回到蒙古包里繼續寫信，信還沒有寫完，趙全明回來了，他的興奮勁還沒有過。他騎的就是郵遞員的那匹馬。我們幾個都佩服他的機靈和勇敢。我直後悔，我怎麼就沒想到借郵遞員的馬騎騎呢？

幾年之後我才知道趙全明那次騎郵遞員的馬，穿過草叢後不久便從馬上摔下來了。幸好沒摔傷。我們當時只顧欽佩，哪兒想得到他是從馬上摔下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