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9）：与神共舞

贺长文

我们大队的六位牛鬼中有两位女性，朝兹玛（牧主）和阿尤喜（富牧）。其余四人中有两人是兄弟，另两位中一位是贫牧，一位曾是旗里的干部。牧民饱经风霜，面相老，我觉得他们都是老人。两位女士身子骨孱弱，每天早上起得很早，默默地去抓牛、套车，到远处去打水。我们不仅生活要用水，打土围栏也需要水。一天拉一次水是不够的。套牛车拉水成了她俩的活儿。打水的工具是个帆布兜（桶）。一兜一兜水从井底提上来，再举起，倒在牛车上的大木桶内。装满一木桶水，我们年轻人也很吃力。她们默默寡言。我们白天几乎没有见面交流的机会。

这兄弟俩中，哥哥曾是位喇嘛，弟弟沙旧原是个贫牧，年轻时给牧主放牧。牧主临解放去了北边（现蒙古国界内），把羊群交给了沙旧。沙旧有了牲畜被划成了牧主。这兄弟俩长相、性格相差很大。弟弟沙旧长得五大三粗，力气自不必说，爱说笑，常常又会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牛鬼身份而猛地收敛住，表现出很尴尬的样子，有点滑稽。哥哥身子骨不结实，瘦长的个子，也没多大气力，不善言语，只是低头干些辅助的零碎活儿。据队里的盲流们传说，他们俩人都有手艺，而且顶呱呱。在一起劳动，我们年轻没顾忌，尴尬的倒是这些牛鬼们。面对毛主席身边来的知青，既要尊重，又要示范怎么干活，还时刻不能忘自己接受改造的牛鬼身份，真有点儿勉为其难。

为像其他浩特一样与牛鬼蛇神的蒙古包有所区别，我们在搭建蒙古包时有意与牛鬼们的蒙古包拉开了距离。他们的蒙古包先建，搭在预定工地西边。我们的蒙古包便搭建在工地的东边。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搭建好蒙古包，全明翻出一面硕大的红旗，比牧民们挂的旗子要大得多。旗子上面毛体的“红卫兵”三个大字尤为醒目。不知他从哪儿带来根杆子将红旗插在了蒙古包门边。我很奇怪，全明怎么能预见到这边的形势，带来这么大的一面旗帜。初秋的草原无一日无风。门上插的大旗被猎猎秋风吹得山响，着实威风。红旗向外展示我们是草原的主人，虽没人围观，我们也莫名其妙地得意，心里得到满足。只可惜好景不长，没两天旗子被摘下来了，是全明自己摘的。他发现旗大兜风，再不摘下旗子来旗子就要被刮坏了。原来，牧民蒙古包门口插的彩旗都是长条的，长边穿在旗杆上，旗子不怎么兜风，而我们的红卫兵大旗不仅大，长宽比也与牧民挂的旗子不一样，是短边穿在旗杆上。这么大的旗子兜风有力，不适合高举在草原上。

全明的所为我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初来乍到的，我们对草原上的很多事还没搞明白。比如蒙古包前插旗子的事是为欢迎我们而为，还是日日如此？来草原的新鲜感十足，语言不通我们还想不到去问清楚，只是像个牙牙学语的幼儿在模仿大人们的动作，在向贫下中牧学习，在模仿牧民。可这么两天的“变化”却被农场知青看在了眼里。我们的劳动地点处在生产队与公社之间。农场知青很关注公社那边是否来人，劳动不忘东望公社，自然就观察到我们的大旗。

插旗本是全明无心所为，对于我们一起劳动的牛鬼蛇神其实起不到什么震慑作用。这里的牛鬼蛇神们谁也没见过红卫兵的大旗，也不认识旗子上面的毛体字的含义。他们对红卫兵的认知就是一起劳动的这几个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小青年。可农场知青不同，由于来时艰辛，他们无时不刻不在提防着学校来人。他们看到这面大旗增加了对我们的误解，而我们当时全不知晓。我们之间的隔阂加深了。这大概就是江湖吧。有人便有江湖，蒙古包更像是草寇的山寨了。

独立生活後，早上要自己起来点火做饭。由于没人监督，我们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减免了“早请示”。“晚汇报”还要坚持，但已不是晚饭前面对毛主席像汇报当天的劳动情况和思想，而是牛鬼们在收工後一个个地向我们汇报。因为无论蒙古包前插不插红旗，我们与一同劳动的牛鬼蛇神还是不同的。我们除了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之外，与牛鬼蛇神在一起还有监督他们劳动的义务。这项任务是马永清布置的，还是牛鬼蛇神们主动申请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问题是当时我们必须接受。

晚汇报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谁来接受他们的汇报。我们五人都不是积极钻营的人，没有谁愿意出这个头。那时干活儿的时间没点儿，收工後很累，还要趁着天亮洗身做饭，所以收工後这段时间都在忙内务。五个小伙儿在北京家里都不是干家务的，现在要自己动手做一顿饭有多么费劲可想而知。每顿饭吃什么、怎么做、谁来做，都需要经过磨合才能逐渐统一认识，逐渐理顺。我们还没有做好接受牛鬼们汇报思想的准备，事情就发生了，有点儿麻烦。

第一天傍晚下工後，我们有的在包里忙活，有的在包外擦身，正忙着各自的事，沙旧目无表情地向我们蒙古包走过来。看到他慢慢走近，我开始还挺纳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走到包前，在离蒙古包四五米处停了下来，弯腰低头，口中念念有词，完全失去了干活儿时的精神头。见沙旧站在包外，出于礼貌我先钻出了蒙古包。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这便是所谓的问题之二）。其他几个知青见状也凑过来，谁也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也不能让他明白我们的意思，听他念叨了一会儿，只好摆摆手让他离去。

沙旧走了，其他牛鬼蛇神们又自觉地一个一个走过来汇报。其中有个人，矮矮的，比较结实，干活儿时一言不发，总戴着顶帽子，出汗也不摘。他来汇报时先低下头将帽子一把拽下，脑袋顶上露出一个近乒乓球大小的突起。这个大包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哥儿几个都围了过来观看。谁知他一开口更让我们大吃一惊，他的草原普通话相当的流利。

“我叫忠岱，是在妇女方面犯了错误。”

他这样开始了自我介绍。原来白天劳动时，他听得懂我们之间的对话，却不敢表现出来，更不敢充当翻译。他的出现成了我们第一天与牛鬼蛇神一起劳动的最大收获。实际上他是个劳改释放人员，犯的是强奸罪。他曾是旗里的干部，并不是这个生产队的社员。他出狱後在我们生产队监管劳动过程中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他进了牛鬼蛇神队伍，留了下来。他“通晓”蒙汉语的一技之长，让我们与其他牛鬼们的沟通变得容易了许多。我们如获至宝。

我们与牛鬼之间没有仇恨，对他们的罪行与历史也不清楚。他们汇报的内容主要是老实接受改造之类的套话，了然无趣。天渐短，看着手表上的时间差不多就收工了。最初还坚持每天工作八小时，後来才明白，牧区工作时间看日头，不看手表。做完饭，天已经摸黑，牛鬼们的“晚汇报”对双方都是负担，都缺乏积极性与自觉性，活动不知不觉就被取消了。

对牛鬼蛇神的了解有的也是从其他人那儿听来的。忠岱是因为强行骚扰一位蒙古族女干部被告发入狱；阿迁尔因偷杀了一只羊而获罪。与内地的情况一样，生产队里的牛鬼蛇神都是能人，各有各的手艺。牧民们每每提起这些人的技能往往就忘记了他们牛鬼蛇神的身份，会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知青们了解到牛鬼蛇神的本事後也学会了要他们为自己无偿地做事。比如让沙旧做马绊，让朝兹玛、阿尤喜为蒙古袍子吊布面等。得到牛鬼们的及时相助，知青对牛鬼的情感也在变化，没有人像北京红卫兵那样对待这些牛鬼蛇神。

虽然生活在一处，干活儿在一起，牛鬼们吃住的条件要比我们差许多。我们可以从大队部弄点儿蔬菜，他们没有。他们的年纪也比我们大许多，过去没有从事过这么大强度的劳动，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这段时间里生产队没人批斗、提审过他们，实际上就是把他们交给我们管了。他们有点儿畏惧我们，而管理牛鬼我们也不觉得荣耀。实际上每天干什么，他们比我们清楚。我们是跟着他们在干，边干边学，谈不上对他们的有效管理或监督。

这段时间，每天劳动的时候总有一件事让我牵挂在心，就是我们从好莱（地名）达布嘎浩特带来的一只小鸭子。小鸭子是我们在水泡子里捕获的，是我的心爱之物。它随我们一起迁到了新的驻地。这里没有狗，白天我用粪筐把它扣在蒙古包门口。工地距离我们的蒙古包也就二十米远，随时都可以看到它。我没有喂养野鸭的经验，只是把吃剩的粮食放在铝饭盒里喂喂它。每天一身臭汗回来先看到它，逗逗它，就是不敢放它出来自由活动。

刚刚触及草原的生产生活，经历了许多新鲜事，本应很快乐，可一想到将终身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讨生活，举目无亲，我心里总不免感到一种无形的惆怅。干活儿时注意力集中心情还好，闲下来便感觉生活单调、枯燥。我们五人相互还不熟悉，对话不多。野鸭的存在多少添点儿生气，喂喂它可舒缓情绪。小野鸭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放它飞走。草原的天气变化很快，说凉就凉，尤其是一早一晚，秋意甚浓。空中时常有雁群飞过。我开始思考怎么能让它与我们一起过冬。

一天下工後发现鸭子没了，扣鸭子的粪筐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我猜想，小野鸭很可能是随着天上过路的同类一起飞走了，肯定是向南飞走了，不会再回来了。我原不知道它有伤，没有检查过它的伤（大概伤的不重），更没有给予治疗，但它康复了，有劲了，拱开粪筐归队了。

失去了野鸭，我的心有点儿沉，话语更少。收音机里传出的歌曲很传情：“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歌声让我猜想野鸭是和大雁一起飞走的。歌声也勾起我埋藏在心底的思乡、思亲之情。望着天空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型的雁群，我努力回忆妈妈在火车站送我时那僵硬的笑容，想着爸爸闷头不语帮我准备行装的情景，还有在窗前默默地看着我走出院门的外婆与姑奶奶，现在相隔千里，个把月了音讯全无，她们都好吗？

人生刚刚起步，看不到前途，我不知所措，思乡、思亲之情越来越浓，情绪越来越低落。每天走出蒙古包便有一种独处旷野的感觉。野鸭的到来丰富了我的生活，消磨了我的业余时间，抚慰了我不安的心。它不辞而别随候鸟远去令我心伤，也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北京。它多自由啊，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它一样南归啊？

雁南飞，人南望，

目送归鸿话别秋牧场。

风干冷眼腹有千结肠。

陌生的“牛鬼蛇神”，

模糊的前路，何往？

纵使心似铁坚强，

不思量，愁泪也流长。

谁不思故乡？

对北京如此强烈的思念也是因为我对前途的极度担忧。在我们这一届的中学生中很多同学还是以事业为重的，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即是如此。我们班的卢权同学被分配到北京房山区粮食局。当时有师大二附中、七中、新街口中学和安德路中学四个学校的几十名毕业生分到这个单位。卢权同学并没有去粮食局报到，而是选择了去北大荒。可能到兵团的广阔天地里改天换地比窝在山沟里卖粮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吧。同学中也有分配做小学老师不去，分到北京工厂不去，而选择去东北兵团的。年轻人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呢？革命热情可贵，可何谓“天地”，何谓“事业”，自己并无主见。

干打垒围栏的一面墙打完了，与牛鬼蛇神合作的劳动成果刚刚显现，已经到了深秋。小野鸭飞走了，带走了我仅有的一点欢乐。我抡木槌无力，生活变得更加乏味儿。

这时草原几年持续的干旱促使领导班子做出了打水井的决定。原来的井都是请打井队打的。经过干打垒的考验，我们五个男知青又成了打水井的主要劳力。接到领导的指令我们搬走了，留下牛鬼蛇神继续完成干打垒土围墙的後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