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懷的女兒

  核科學家郭永懷在1968年飛機失事犧牲；這事情大家都知道。這裡有篇描寫他女兒的文章。是很多年前的文章了，值得一讀。郭芹是郭永懷和李佩的女兒；她代表了那個時代歸國的高級知識分子的後代，意外、無從選擇的命運。他們和父母間出現了文化斷層，學歷初中。

  1956年8月，5歲的郭芹隨父母從紐約回到北京，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天使折翅，她成為“狗崽子”，兩年後，即從北京赴內蒙古農區，成為一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文革”十年，從15歲到25歲，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長歲月里，父親郭永懷因飛機失事犧牲、母親以“特務”名義被隔離審查。

  文革後，不少劫後餘生的這一代歸國留學人員子女，因為出生在美國，選擇了回美國生活。然而，學業上被耽擱的他們在美國生活並不容易。本文作者曾問李佩：“1980年，郭芹回美國後做什麼？”李佩說：“她一個初中生，在美國能做什麼！”

梁園故鄉

  1956年8月，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郭永懷和夫人李佩加入到回國的時代大潮中。他們帶着5歲的女兒郭芹，離開了綺色佳，全家開車橫跨美國，沿途與朋友們告別，到舊金山侯船西渡回國。這是郭永懷出國16年後第一次回祖國。

  郭芹1951年8月出生在美國紐約州綺色小鎮，父親是康奈爾大學副教授郭永懷，母親是康奈爾大學的研究生。那時，他們的家是一幢位於綺色佳市中心的三層樓帶地下室的獨幢別墅。作為這個知識分子家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孩子，郭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親在鏡頭裡留下她“洋娃娃”般可愛的幸福童年。

  回到北京後，郭永懷全家住進了中關村中國科學院特級專家樓，這是一套四室兩廳雙陽台、衛生間帶浴缸的套房，與錢學森家和錢三強家毗鄰而居。

  在回國近一年之際，1957年6月7日，郭永懷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我為什麼回到祖國——寫給還留在美國的同學和朋友們》：

  “凡在美國居住又有入學年齡兒女的（華人）父母，都難免不感到遭受別人歧視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會有這樣的病，他們當然就很真實地反映出來。欺凌、侮辱必然在小孩子們心靈上留下一個創傷的烙印……我是一個有兒女的中年人，離開美國也是為了這個原因，不但如此，只有在一個合理的社會裡，青年們才能自由發展，才有自由擇業的機會。”

  郭芹的好友周暉在回憶文章中說：

  “我和郭芹算是髮小了，都住在中關村，她家住13樓，我家住23樓，兩座樓中間隔着一小塊空地……我們小學和中學都在一所學校，但沒有同班。郭芹是獨生女，父母是留美高級知識分子，生活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是很闊氣的。大約在‘三年困難’時，看到郭芹帶的午飯居然是雞蛋炒飯，我羨慕得邊看邊猛咽了幾口口水。一直忘不了郭芹的。郭芹很隨和，經常邀請同學和像我這樣的鄰居到她家玩。進了她家，先驚訝有那麼多房間，然後羨慕那些闊綽的擺設。郭芹從小就學鋼琴，就是在北大附小這樣大師子女聚焦的地方也是不多見的。”

“狗崽子”

  然而，隨父母回國十年後，郭芹童年的寧靜生活被“文化大革命”擊碎了。“1966年8月8號凌晨，我和郭芹都被視為狗崽子，趕出了去天安門覲見領袖的隊伍，我們相伴哭泣着一同穿過科學院漆黑的街道回到家裡。”周暉寫道。

  在上山下鄉的大潮中，郭芹曾懇求父親利用在部隊的工作關係讓她去參軍，但郭永懷沒有同意。今天已經無從了解郭永懷當時的心情，是出於大公無私？在那個殘酷的年代裡他無法給女兒一個安穩的成長環境而被迫適應時代潮流？面對女兒的要求，他想到了回國時的初衷嗎？他的內心承受着怎樣的煎熬？

  1968年9月20日，17歲的郭芹和周暉一道乘坐專列奔赴內蒙古農區，兩人被分配在同一個知青點，朝夕相處生活了三年。

  周暉記得郭芹帶的生活用品顯然更“高級”“更充分”，“她貢獻出一塊很漂亮的條紋布作窗簾，讓女生宿舍頓時蓬蓽生輝、雅致溫馨了許多。她不計較我們用她的東西，我們很願意用她的木製天藍色衣架，這些衣架都是舶來品，就是在北京家裡也沒用過這麼漂亮的衣架……”

  郭芹離開北京之時，她母親李佩因為在重慶（白區）工作和美國留學的經歷，已經被作為“特務”而“隔離審查”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里。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離開北京赴青海核試驗基地，一家三口從此天各一方。

  到農村後，郭芹開始過“生活關”和“勞動關”，這種脫胎換骨的變化對她來說尤其艱難痛苦，從小家裡就有洗衣機的她不會洗衣服，也不會做飯，曾經委屈嚎啕大哭，寫信給父母訴苦。

  1968年10月20日，郭永懷在回信中說：

  “上禮拜接到媽媽的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況……你這次聽主席的話，堅決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這是很對的，但同時也必須認識，這條路對你來說困難還是很多的，必須本着主席的教導，要有百折不撓的意志去克服困難，要向貧下中農學習，勝利一定是屬於你的。”

  而在11月3日給郭芹的信，則是迄今為止發現郭永懷給家人的最後一封信，信中有一段：

  “布鞋暫沒有，你是否畫個腳樣寄來？待有了有貨一定買。這裡有一種翻皮棉鞋，本想代你買一雙，因為尺寸沒有，沒敢買。”

  郭芹為什麼沒有請在北京的母親買鞋，卻煩勞萬里之遙、日理萬機的父親呢？因為母親在“隔離審查”中，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個月之後，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乘坐夜航班機——一架伊爾14小飛機——返回北京，凌晨5時左右，飛機在北京上空降落時失事，郭永懷和警衛員牟方東犧牲。

  12月7日，郭芹所在生產大隊接到北京國防科委電話，告知郭永懷飛機失事的消息。郭芹到公路上攔截長途汽車到縣裡，再從縣裡乘車到洮南趕火車回北京。

  12月25日，郭永懷被追認為烈士，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舉行。

  張可文是錢學森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第一任秘書，她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記得那天在八寶山召開郭先生的追悼會，那時李佩先生還在受嚴重的政治審查。我特意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發現她正獨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長椅上。我知道在場有好幾位是她的親人和知音，他們也正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們多麼想坐在她的身旁來分擔她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不能……”

  追悼會後，有關方面詢問李佩：作為烈士家屬，是否有需要照顧的地方。倔強的李佩回答說：“我們不需要同情！”結果是，1969年初春，郭芹回到了插隊的地方，李佩回到科大，繼續接受審查和勞動改造。

失去的十年

  十年“文革”，耽誤整整一代中國青年人的黃金學習時光，其中包括五十年代回國的留美學者的第二代，比如錢永剛、錢永真兄妹，以及郭芹等。這些當年父母們的“小甜心”，在生命成長最重要的歲月里，被迫離開學校，與父母分離。

  1955年9月，錢永剛和妹妹隨父母回國時，他7歲，妹妹5歲。“文革”開始，18歲的他正在上高中，從此學業中斷，他選擇參軍到部隊，父親錢學森只說了一句：“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闖一闖，好好干！”1977年恢復高考時，年近30歲的他走進了考場，考入長沙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大學，1986年“公派自費”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

  錢永剛在回憶父母的文章中寫道：

  “我38歲那年，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系讀研究生。在學院的圖書館前，我看到奠基石碑上刻着圖書館建館的時間：1966年。注視着這個年份，我心裡頓生感慨：我來晚了！如果爸爸不回國，我可能18歲就進入這個圖書館大門了，早20年入學，我是不是會比現在優秀一點呢？只是人生沒有如果……從那時起，我就一直緊趕慢趕，一直很努力。我從未對父母說起過自己那一閃而過的感慨，因為我知道，爸爸媽媽對於回國的決定從未有過一絲一毫的後悔。”

  “文革”中面對子女失學，可能沒有人知道錢學森、郭永懷的內心有過怎樣的掙扎、惶恐和煎熬。

  冶金學家葉渚沛是錢學森家和郭永懷家在北京中關村特級專家樓的鄰居。他1933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950年攜全家回國，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創建化工冶金研究所並任第一任所長，“文革”中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鐵掃帚掃進“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辭世。長女葉淑珊在回憶父親的文中寫道：

  “父親從牛棚出來後，他為我們——他無辜的子女開始害怕……我們幾個子女中，只有大哥上過大學，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發生了‘文革’。我第一次聽父親抱怨：‘我把一生都獻給了中國人民，我以為中國會照顧我的孩子……’”

  17歲的郭芹正在人生求學的黃金歲月，迫切需要父母的庇護和指引，她卻經歷父親犧牲、母親被當作“特務”隔離審查的現實，在遙遠寒冷的內蒙古鄉下，這個曾經嬌生慣養的女孩兒是怎麼熬過這一段艱難時光？她將自己的手風琴帶回了知青點，成為她解除身心壓力的精神依託。

  1970年，郭芹病退回北京，以烈士子女的身份進入父親的單位“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在這裡，她和自己同齡的李偉格成為一生摯友。

消逝在風中的“甜心”

  郭芹回到北京時，她的家已經住進了力學所另外三戶家庭，她只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寢室，而李佩已於1970年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搬遷到安徽合肥，住集體宿舍，仍然接受審查，不能回北京看望病中的女兒。直到1973年後，李佩才被允許春節時回北京探親。

  王永光是在力學所樂隊認識郭芹的，當時他和郭芹、沈青組成了樂隊的手風琴組，他曾陪郭芹專門買了一架“鸚鵡”牌120貝司四排簧的手風琴，三人在樂隊合作中結下深厚友誼。1996年初夏，身患重病的郭芹在北京家中托沈青為她保管手風琴，希望自己病好後再繼續演奏。

  1996年“國慶節”，李佩將郭芹從醫院接回家中，郭芹知道自己日子不長了，躺在床上將年邁的母親託付給王永光和李偉格。王永光說：“這一囑託使我與李偉格同樣感到郭芹對母親的眷戀，11月8日，郭芹走完了她年僅四十五歲的人生旅程，離開了這個世界。”她的骨灰撒在昆明湖中。

  邊東子是郭芹兒時的朋友，兩家同在中關村13號樓，他記得郭芹在父親去世後，常常在鋼琴上彈奏《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堅強，頂天立地是英勇的共產黨。”在他最後一次見到病重的郭芹時，郭芹對他說：“寫寫我爸爸吧！”

  從郭芹到錢永剛，他們的父母在戰爭年代赴國外留學，成為各自所在領域的佼佼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年幼的他們隨父母國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史無前例的各種政治運動剝奪了青年時期他們的求學機會，留下一生遺憾。改革開放後，這些子女輩大部分回到了美國，但他們的成就難以超越父輩。

  王永光一直保存着郭芹的手風琴，在自己年逾古稀之後，他和李偉格商量：該怎麼保存郭芹的手風琴。在郭芹逝世二十周年之際，王永光已將郭芹的手風琴、連同當年的購琴發票、使用說明書、以及郭芹用過的曲譜，送至郭永懷在力學所的辦公室，他說：“讓女兒‘優美的琴聲’永遠陪伴在慈父的‘身邊’，這顯然是一種絕佳的安排！至此，我頓感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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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我摘編了一下。想到恐怕會有讀者不以為然，說“這些專家的孩子與周圍普通人比，他們還是生活優越，“文革”後還有條件出國。想想“文革”中普普通通的廣大“知青”們的命運吧。是啊，拿我來說，雖然父親在被打成“右派”，工資降級，可我們的家庭物質生活還是比周圍的普通人要好得多。不過我這裡想到這些建國初期滿懷激情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外中國知識分子。回到祖國後，不斷地政治運動，最後是“文革”，他們後來是如何反省自己最初回國的美好願望的？

  “文革”十年，中國大陸整整一代年輕人都荒廢了學業呀。我是1980年才考上的大學（文科），距離1966年小學畢業已經過去14年了。我的同班同學有的比我小10歲。他們都驚呼“這麼大（年紀）了還上學”。我當時真窘迫。

  1990年我隨妻子來到美國。我那時知道自己也學不了什麼東西了。郭芹的母親李佩說自己的女兒來美國，“她一個初中生，在美國能做什麼！”說的沒錯。但我還是選擇在美國生活了；因為我在美國還有相對的自由。或許有些人不以為然；隨便他們怎麼想吧。

  在美國度過了我最長，也相對穩定的人生階段。這樣的日子久了當然看到這種制度下的一些問題。哪兒都不會十全十美的。正是因為如此，我發現自己的帖子中“無語”二字越來越多。是的，漸漸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