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47）：命中注定

賀長文

指導員來的那天上午，我在屋後與農場社員一起挖防沙溝里的沙子。農場菜地周圍有一條防沙溝，每年開春都會被刮來的沙子填滿，需要再次挖開。低頭挖沙之時，一個解放軍戰士走過來通知大家去開會。小戰士身材瘦弱，一臉稚嫩，一看就是個新兵娃子，他細聲細語地招呼我們，大家停下手中的活，盯着他沒人響應。他以為大家沒聽清楚，又輕聲地重複了一遍，可依然沒有人挪動。有位知青嘴裡嘟囔着什麼，雖聽不清，但看得出他不願意起身去開會。小戰士孤零零站在溝邊很是尷尬。會議室那邊已經聚集了一些從浩特趕來的社員，正等着開會呢。小戰士不知所措，憋得臉通紅。見狀，我覺得真不好意思，不要難為這位小戰士了，起身爬出防沙溝。我想解放軍是中央派來的，不管怎麼說都應該支持他們，不願開會也不能就這樣讓人家下不來台。其他社員見狀也不大情願地從溝里陸續爬上來，我們一起去了會場。

路上與小戰士搭訕，他果然是當年的新兵，姓潘，才19歲。

我奇怪社員們對待還是個孩子的小戰士的冷淡態度，本以為其他人都會和我一樣衷心擁護軍管並聽從調遣，沒想到他們一點情面也不給，心裡多少有點疑惑。

我對開會本身沒什麼興趣。生產隊開會就像開國際會議，人沒幾個，發言卻需要在蒙漢語之間來回翻譯，不大的事也要議論老半天，全是不着邊際的廢話。

冗長的會議不僅對我，對很多社員來講都是一種煎熬。怪不得農場知青與盲流都不願意參會。我認識的牧民不多，言語也不通，根本無法與坐在身邊的牧民們交流。只好默默地坐在那兒熬到會議結束。

會場上聽其他社員說我才知道，那位小戰士此前來過生產隊，是派駐我隊的軍代表。這次副指導員再次下隊是因為這段時間社員有不滿反應。原來軍管後，我們生產隊的會計高特布被宣布有貪污行為停了職。高特布是個孤兒，從小被沙舊抱養並供他上了幾年學使他成為牧民中少有的文化人。指導員把高特布定性為貪污在蒙古族社員中反響強烈。高特布貪污的問題我回隊一個月沒聽人說起過，聽後也很吃驚。牧區與農村一樣，在生產隊裡書記、隊長、民兵連長、會計和保管都是主要幹部，且基本上是原住民，社員之間多有血緣或裙帶關係，盤根錯節。兩百餘人的生產隊裡高特布家的親屬不少，他是德高望重的老馬倌東德布的女婿、老社員達布嘎的侄女婿。高特布問題牽一人而動全隊，更主要的是對其的處置缺乏真憑實據，牧民不服。可老百姓不滿歸不滿，大兵壓境，還得聽從部隊的。

會議結束，指導員帶着小戰士回公社去了。接着派來的是一位與我同歲，有三年軍齡的老戰士——杜班長。公社的常駐軍代表曹幹事也是班長，可見部隊這次派杜班長來，對我們隊還很重視的。

杜班長個頭不高，辦事麻利。一天他對我說：“跟我下浩特喝茶去。”那口氣貌似在徵求意見，但更像是命令，我點頭表示同意，反正在大隊部也沒事。說走還得先備馬，隊裡早已準備好杜班長騎馬所需的全套裝備，有了裝備還得有馬，他騎的馬要保證老實還得快，要等着從附近的馬群送來。同時軍代表下浩特還需要有翻譯隨行，隊裡選擇了在農場勞動的蘇和巴特爾。蘇和巴特爾是蒙古族移民，精通蒙語和漢語。蘇和巴特爾的漢語意思是斧子英雄，他的漢語名字叫於華民。因1966年他媳婦作為學生也曾到北京串聯過，我們初次見面便談及大串聯（1966年，中央文革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吃住行由地方財政承擔。外地來京的師生多是到首都取“文革造反經”、接受毛主席接見。北京赴外地者多是去各地煽風點火、幫助“破四舊”，也有藉此遊山玩水者。）和北京。我以為僅憑這一點就能把我們之間的關係拉近，溝通肯定會順暢。其實不然，他年齡雖與我相仿卻已娶妻生子，作為有妻小的人自然更要顧家。我們的成長環境和路徑不同，來大隊的原因不同，所以我們之間並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樣容易溝通。

我和蘇和巴特爾要自己去馬群抓回坐騎，我們的馬還不在同一個馬群。備齊馬，我們三人下了浩特。我不知道杜班長心裡打的什麼主意，跟着他們轉吧。轉了一圈回來，我感到杜班長說的下浩特喝茶是虛，了解民情為以後的運動做準備是實。而叫上我的目的是做記錄，將他與牧民的問答用漢字記錄下來。

軍代表來到蒙古包里，牧民們沒有熱淚盈眶的感動，但比起農場社員的冷淡又多了份熱情。軍民關係過去一直很好，殘酷的挖肅運動剛剛過去，高特布的問題懸而未決，牧民心裡也是五味雜陳。

我回來整理記錄，發現沒什麼實質內容。杜班長東一句西一句地與牧民聊家常，到誰家提的問題都差不多，牧民的回答也大同小異。我第一次幹這種工作，去的時候挺興奮，回來整理不出個頭緒也發愁。好在杜班長對記錄的內容不問也不看，他對自己的走訪心裡還是有數的。我琢磨着他拉上我就是做個陪同，有個北京知青與他一起去心裡踏實。東西南北，我陪着杜班長把生產隊的浩特訪問了一遍，藉機熟悉了各浩特的牧民。一圈跑下來看到了牧民的生活勞動狀況，多少了解些民情，同時也算是對群眾的一次發動。看似無目的的家訪，其實杜班長特別留意觀察。回來的路上他有時會問問我某些人的情況，尤其是黨員的。我很是尷尬，以前我都沒接觸過他們，既認不全人，也叫不出名字，更不知誰是黨員，對任何社員我都說不出一二。杜班長沒去盲流和移民家，也許他根本就沒想去這些人家走訪。

走訪過程中我才知道梅勒根巴特的母親奧特布拉是共產黨員，而且是生產隊裡唯一的女黨員。牧民們對她意見較大，主要集中在她沒有表現出黨員的帶頭作用。她沒有老伴，家裡孩子多，一貧如洗，是隊裡的困難戶。蒙古族牧民家裡不是無子女，就是多子女。子女一多，為照看孩子，參加勞動與社會活動肯定會少，難以體現黨員的先進模範作用。群眾對她評價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她每年領隊裡的補貼多了點，可要從增加少數民族人口的角度看，她的貢獻還真挺大的。

一天回來的路上杜班長問我奧特布拉能不能恢復黨組織生活，我感到突然，一時語塞。自己才是個共青團員，是在黨組織領導下活動的，怎麼能去確定黨組織里的事呢？我只得勉強含含糊糊地應對杜班長。

跑了幾個浩特之後，我領悟到我們的所為就相當於過去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隊，電影小說里常有這樣的故事。想到此，不免為自己能得到組織的信任而暗自高興。受家庭出身的影響，我好像從來沒有被組織如此信任過。也正因為如此，我想不明白這樣的好事怎麼會落在我頭上，知青中出身好和熱衷運動的可大有人在。我與杜班長相見之前，和部隊唯一的接觸就是問過那位小戰士的年齡和入伍時間。難道就因自己是第一個爬上防沙溝的偶然所為？百思不得其解，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