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49）：華麗轉身

賀長文

杜班長帶着我和蘇和巴特爾在大隊各浩特中轉了一圈，沒想到這樣的家訪也出了成果。黨組織恢復了學習活動，至於什麼人可以恢復黨組織生活由杜班長說了算，生產隊最具影響力貢獻最大的兩位老黨員書記吉格吉德和隊長朋斯格都已過世。吉格吉德參加過第一屆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與國家領導人合過影，是我們大隊的好帶頭人，儘管文化大革命初始就靠邊站了，但他在牧民中的口碑與威信不減，在病中煎熬時仍堅持工作，牧民有問題還會去找他。現在黨員恢復了組織生活，只停留在組織學習階段，懸而未決的事就是誰來當書記，誰來領導薩如拉塔拉社員的繼續革命，書記是內定的而不是選舉產生的。黨組織生活與我無關，但我的陪同工作沒有結束，因為接下來要重整領導班子。有軍代表在，文革初期群眾運動中湧現出的領導班子成了空架子，這個班子的成員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管知青工作的馬永清，與他的直接接觸也僅僅是打井和送張忠這兩件事。領導班子裡的其他人我沒有接觸過也不熟悉。

跟着杜班長跑浩特比放牧要輕鬆得多，但我一時也難返馬群了。夏天的草原最美，這個季節天高雲淡，風清氣爽，野花爭艷，美不勝收，能放馬馳騁身心總是舒暢的。算上來草原的1968年，這已是北京知青享受的第三個草原之夏。

輕鬆之中一個不經意的發現，讓草原上的人們忙活起來——草原上出現了死鼠。知青們開始還不知道草原上發現死鼠意味着什麼並有多麼的可怕！此情一經上報，國家立即從北京等地派來醫療隊進駐阿巴嘎旗。在大多數單位停工停產、學語錄、打派仗的混亂時刻，這麼果斷迅速的派來醫療隊，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死鼠意味着會發生鼠疫，鼠疫意味着會出現瘟疫。要知道世界上95%以上的瘟疫都是由老鼠傳播的，曾有過瘟疫傳播在人口密集區使近半數人染病身亡的記錄。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之一“黑死病”，十四世紀從亞洲傳播到歐洲曾造成了大約7500萬人的死亡。想一想2003年全國軍民與“非典”抗爭的時刻，想一想當時被救活的人後來的境遇，多麼可怕啊！當時草原上若暴發了瘟疫，誰能逃脫？

我們很多知青以前根本就沒聽說過鼠疫，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好在發現死鼠及時，鼠疫還沒有在人間傳播。輕鬆歡快的草原上通過緊急動員，人人都關注老鼠，每天要往公社送老鼠，公社再將收集到的老鼠送到阿巴嘎旗檢測，一時間防疫工作成了重中之重。無知者無畏，我們在晴朗的天空下，徜徉在草叢中尋找死鼠的時候，竟不曾有過一絲的恐懼感，這在今日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醫療隊的協助下，沒過多久鼠疫疫情就解除了，草原上的人們躲過了一場大災難，生產生活、階級鬥爭又恢復了常態。

草原知青的聚會和回憶錄中很少有人提到過這段經歷。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大瘟疫的倖存者從小就會唱“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讓我們盪起雙槳》的歌詞），歌詞沒有下文，所以我們至今記不得曾為此做出過安排和努力的人們。

書記尚未確定，黨支部開始納新。吉格吉德的兒子馬克斯爾——我馬群的大馬倌，首先被吸收進黨組織，這也符合當時普遍持有的“龍生龍鳳生鳳”的理念，黨內黨外都沒有異議。要重建的除了領導班子還有民兵組織，草原民兵是一支守衛邊疆的重要武裝力量（實際作用有限）。對外是守衛疆土，對內是清理階級隊伍。兩條戰線都是與人斗，內外都要鬥爭，據說其樂無窮。馬克斯爾入了黨，順利進入領導班子，也當上了民兵連長。

早在一年多前，毛主席就在滕海清等1969年5月19日向中央遞交的《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上批示了“照辦”二字（史稱“五•二二”批示）。中央認為內蒙在挖內人黨工作中只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但“反烏蘭夫、挖內人黨、清理階級隊伍，方向還是對的。”軍管後前指也是這麼做的。 我對這些毫不知情，只覺得軍管後在牧民中再沒有開展過挖肅，軍代表也在致力於重建秩序，這是件好事。

隨着黨、政、軍（民兵）組織建設的推進，清理階級隊伍的鬥爭逐步展開。

《毛澤東選集》首卷開篇便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主席1926年就提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段語錄被我們背得滾瓜爛熟。40餘年過去了，現在還沒有完全分清敵我。為了分清敵我，需要調查社員的階級成分。敵我之分對內就是依照階級成分來劃分的。

對外蘇修蒙修是明擺着的敵人，他們的敵對活動也需要做大量的取證調查工作。而所謂軍管，軍只講“管”，不講“做”，很多具體事情還要當地人來做。當時各單位挨斗的挨斗，造反的造反，人手不夠只有從下面調人參與。這是人民公社初始階段“一平二調”的死灰復燃（“調”指“生產隊的生產資料、勞動力、產品以及其他財產無代價地上調”）。旗里各部門先抽調了部分知青到阿巴嘎旗所在地參與工作。不知道他們是根據什麼標準抽調知青的，是現實表現還是能力，是知青辦推薦還是查檔案？我想這時候若有機會到旗里參加軍管會領導下各部門的工作，知青們誰都願去。這些部門都是領導部門。我隊的北京知青崔石竹就被抽到旗公安局參加了專案組工作。而後各公社也相繼成立了專案組，由各生產隊派人參加。但公社、生產隊一級，我知道的當時只有公安這一塊專門抽調了知青參與工作，其他部門沒有組織知青參與。知青有文化，便於管理，來草原不久一般不會涉“案”。軍管狀態下，知青整體成了運動的依靠對象。後來各隊抽上來的專案組成員幾乎清一色都是北京知青。

崔石竹走得較早，我在生產隊與她從未面對面交流過，甚至可以說下浩特後就沒見過面。從走場地點回隊後聽說她去了旗公安局工作。

數月後的一天（據《伊和高勒知青記憶》文集125頁額爾登烏拉生產隊北京知青狄阜平提供的日記資料，（1971年）2月17日收到旗電報：革委會軍代表、旗軍管組，革委會決定25號辦專案人員學習班。公社牧場大隊各專案組一名，七天時間，公安機關報道。）通知我去旗里參加學習班，我想這也不是什麼壞事，聽安排吧，高高興興到公社報到去了。培訓班是在旗公安局舉辦的，時間並不長，先聽形勢報告，後做專業培訓。形勢報告講到中俄邊境大軍壓境，也講到敵特活動的種種表現，尤其是列舉了信號彈頻現的事實，我有了境內階級敵人活動猖獗、邊境衝突一觸即發的感覺。專業培訓主要講了些案例與紀律等，由一位軍管前已經靠邊站的蒙古族老公安扎木蘇主講。由於有案例，再講些專業技術，報告講得很生動，聽起來全是新鮮事，激發了這幫知青的興趣。參會知青普遍覺得報告時間太短，講的案例太少，聽得不過癮。扎木蘇的漢語很好，人也隨和，與他接觸就像與普通漢族幹部一樣沒有語言等障礙。他的身邊總圍着不少好奇的北京知青，我沒有什麼機會與他直接交流。我因久不讀報，對他講的什麼國際形勢、遠交近攻之類的內容，聽起來像是天書，但他的報告給我留下的印象頗深。這兩年我關心的只是放牧那點事，國際形勢離我的生活太遠。

從旗里回到公社，又從公社回到大隊。各生產隊搞專案的人只有一個，但階級鬥爭是大事，排場不能小。隊裡騰出一間辦公室，擺了一張書桌，一把椅子，這在草原已經很難得了。草原缺樹少木料，大隊裡的木製家具相對比較珍貴。我又從旁邊的大會議室搬了一條長椅子（鐵架上固定木條的那種），專案辦公室的配備就算是到位了。坐在椅子上抬頭即可看到窗外，與坐在蒙古包里的感覺不一樣，起碼我可以直起身子，不用盤腿席地而坐，肢體多少舒服些。在辦公室里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感覺，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從整日在野地里追羊放馬到現在坐在辦公室，對這種突然的轉身，我還真有些不適應。我仍惦記着馬群，但現在是真回不去了。階級鬥爭比生產鬥爭重要得多，那是江山變不變色的大問題。中央提的口號“抓革命 促生產”也是抓革命在先，促生產在後，我怎麼能放棄階級鬥爭去促生產呢！

想着肯定回不去馬群了，這一年的年底再次調整工作時，我報名放牛，生產隊也同意了。牛倌每天去牛群的時間短，有大量的空餘時間任由自己支配，專案反正也沒多少事，這樣我便可以辦案與放牛兩不耽誤。這是我個人的想法。依稀記得還是分在小江布拉浩特。由於我還沒到牛群便借調到公社，牛群只得暫由小江布拉代放。我的生活軌道開始由放牧轉向搞專案。新的一年裡我一天也沒去過牛群，成了一名掛名牛倌。誰知從整年放羊，半年放馬到掛名牛倌，駱駝沒來得及涉及，便匆匆結束了我的游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