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時期，中國政壇的一個奇異現象突兀出現了：林彪獨樹一幟，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明快形式，興起大造毛澤東為“神”的運動。1960年9月至10月，在林彪主持下的中央軍委作出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毛澤東對這個決議十分高興，他親自動手修改並指示印發全國各級的黨、政、軍、民系統。此後，林彪在軍事系統中極力推行“政治掛帥”，貫徹“毛澤東思想”。他強調全軍必須“學習毛澤東著作”（簡稱“學毛著”）。他反覆地講“現代的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時代思想的最頂峰”；“毛澤東著作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著作，是我們民族有史以來最高水準的著作”。他發明了“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等“學毛著”方式，主張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闢最重要的話背誦下來。他堅決要求“軍隊必須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當成最重要的工作”，還獨出心裁提出：為使全軍官兵在各種情況下都能及時得到毛主席思想的指導，《解放軍報》每天要選登毛主席的有關語錄，並編撰為小冊子《毛主席語錄》（俗稱“紅寶書”或“小紅書”）。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語錄》在軍內出版，人手一冊，每日必讀。毛澤東大喜，詔曰“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隨即，《毛主席語錄》風靡全國，國家花費巨資在一年內（到1965年8月1日再版為止）印刷1,213萬冊，發放給全國人民學習。林彪親自為《毛主席語錄》撰寫“前言”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廣大工農兵群眾幹部和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他指派軍隊將領們人人撰寫“革命回憶錄”，重點歌頌毛澤東開國建政的“豐功偉業”。他跨越軍事系統，竭力推動其它領域和行業也貫徹“毛澤東思想”，他說“在內容上必須革命化，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為工農兵服務，這是堅定不移的方向，突出政治，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當作全部工作的首項，這種做法很好，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更加興旺”。林彪還首創“憶苦思甜”活動（回憶“舊社會”的窮苦、思念“新中國”的甜美），並推廣到全國，對人民進行階級教育和政治路線上的洗腦。1963年毛澤東公開號召全國全民“要向解放軍學習”。
    

    林彪是“造神”總設計師。他平時少言寡語，一旦發言，旗幟鮮明，通俗生動，極富獨創性，透着一種捉摸不定的氣魄。他直奔主題，不斷發明出一些震撼性的語句來抬高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三言兩語就能把話說到極致處，例如“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突出政治要堅定不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槍桿子、筆桿子，幹革命就靠這兩桿子”、“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等等。經過毛澤東的推廣，“造神”運動流行全國，逐漸形成“大勢”。

1963年初林彪示意瀋陽軍區把一個因交通事故死亡的粗通文字的士兵雷鋒，樹立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榜樣，由官方出面向全社會推出一冊充滿政治說教的《雷鋒日記》，以及200多張由“攝影師碰巧拍照的”雷鋒生前“學毛著”和“做好事”的照片。而官方發布的雷鋒身世卻很怪異：他是孤兒，無父母無親戚，也沒有認識他的鄉親。那《雷鋒日記》寫道:“一個人的作用，對於革命事業來說，就如一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螺絲釘要經常保養和清洗，才不會生鏽。人的思想也是這樣，要經常檢查，才不會出毛病，在偉大革命事業中做一個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等等。 “雷鋒榜樣”實際上是一個以哄抬“毛澤東思想”為基本目標的自我奴化樣板，毛澤東利用它鋪平了由一黨專制到一人專制的歷史逆變道路。1963年3月5日毛澤東下令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推行“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政治運動。於是當局開動全部的行政機構和宣傳機器，對全國人民灌輸“雷鋒精神”，所有的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都為“學習雷鋒”題了詞，所有的報刊都在頭版刊出“學習雷鋒”的長篇通稿，文藝作品和歌曲也一哄而上，轟轟烈烈地鼓譟“學習雷鋒，對人民無限忠誠，對敵人毫不留情，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微妙的是：毛、林要求人民學習的是一個盲信毛澤東、自覺奴化的榜樣，亦即“一顆為政治需要的鏍絲釘”，這是毛、林製造的“雷鋒”原型；而“務實派”與層層黨官僚則偏重提倡雷鋒的“把一切交給黨安排”以及為投合民間好感而褒揚雷鋒熱心“做好事”的形象，部分地以道德誘導代替政治造神，這是變質的“雷鋒”。中國至少整整兩代人的成長記憶被這種混合的“雷鋒榜樣”所愚弄。此後“務實派”推出“好幹部焦裕祿”榜樣，大力宣揚“焦裕祿”苦幹實幹為人民救災解困的形象，試圖平衡“雷鋒榜樣”的熱度。毛澤東對“焦裕祿榜樣”未置可否。
    
    林彪把毛澤東個人和“毛澤東思想”高舉到極端不合理的程度。他講話:“毛主席在偉大的革命實踐基礎上天才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綜合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經驗，把馬列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階段”；“毛主席（政治水平）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個人能夠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接下來，林彪創造出令人驚訝的“頂峰論”，他闡述:“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真理，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統一行動綱領”；“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等等，令人眼花繚亂。林彪講得最多的語句是：毛主席是“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這個著名的“四個偉大”很快就風行全國，無人不曉。到了1964年，“造神”運動擴展到中國每處角落，全國各地各單位都把“突出政治”放到日常工作的首要地位。最流行的政治歌曲《東方紅》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用品，這是世界音樂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歌頌某位帝王個人的音樂作品，其歌詞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此後，林彪又陸續發明了“天天讀”、“背語錄”、“早請示晚匯報”等名堂，並要求全國人民“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忠於毛主席”（簡稱“四無限”）。林彪苦心孤詣，用意深沉，他把原本附庸於共產主義之下的“毛澤東思想”雜燴，與“馬列主義”分離，提升為共產宗教的巔峰，賦予超級地位，開啟了“毛澤東思想”神靈化的過程，把毛澤東豎立為共產主義的摩登聖人，造成了全社會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熾熱浪潮。毛澤東則極力推廣林彪的做法，下令全黨全國“大學解放軍”，使軍隊在國家政治中的分量空前增高，對中共務實派形成了巨大壓力。林彪的威望快速升起，毛澤東越發有恃無恐。毛澤東，一旦政治態勢有利於他，其精神狀況便轉為昂揚充沛，觀察毛在1963-1965年所作的全部詩詞，可以察覺這時期毛澤東的壯志和自信也膨脹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至今有很多人還簡單地認為：林彪以諂諛取寵為目的，製造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而毛澤東默認和被動接受了這種迷信。這種說法有着一個潛在前提：即毛澤東老邁昏庸，聽任個人崇拜；林彪曲意迎逢，發起“造神”運動。事實上這完全不合邏輯，也極大地貶低了毛林兩人。眾所周知，毛、林究竟是何等樣人？他倆有那麼淺薄嗎？毛澤東意志鷹揚，精通權詐，不受蒙蔽，是個罕見霸主；林彪聰明冷靜，擅長操作，慣出奇招，是個卓絕帥才。毛澤東從不愚蠢，林彪也絕非淺薄。相反，兩人的個人歷史表明他們都是聰明過人，平生豈有過什麼聽任擺布之事？足夠多的事實提示：毛、林之間的關係不是極權體制常見的下級對上級的關係，“造神”也不是對毛澤東個人的吹捧，毛澤東更不是被動接受。“造神”的效果是：運用極權制度的“合法”手段，確立了毛的“政治教主”地位，賦予了毛澤東言論以至高無上的同時，又賦予了其手中的政治權力以意識形態價值的超越性。由此，讓毛澤東獲取了代表集體意志的權力，具備了動員全國民眾以實現他自己政治目標的能力。中國民眾的政治信條也由以前的“跟着共產黨走”越來越廣泛地轉變為“跟着毛主席前進”，亦即：民眾對統治權威的認同從共產黨手裡轉移到了毛澤東個人手裡。這一切使得毛澤東越出了黨的圈子而搖身一變為“偉大領袖”，而且預設了陷阱性的政治罪名：誰不贊成毛氏意願，誰就是“反革命”。事實上，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那時，其錯誤在黨內是心照不宣的，其威望在全國下降到低谷，與此同時“務實派”的威望和黨內地位在顯著上升。然而到了1965年，毛澤東就擺脫了被動，贏回主動，走出低谷，登上巔峰，他個人作為“毛澤東思想”這個意識形態化身地位的確立，賦予毛的政策設計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確性和不可置疑性。舉國上下充滿了對毛澤東的毫無節制的崇拜。顯然，在幫助毛澤東迅速扭轉局勢並獲得無人能及的政治權力的工程上，林彪是最關鍵的人物。
    
    毛澤東自認為其政治主張理所當然地會成為全黨一致的理想追求，他高估了自己。通過“反右鬥爭”和“大躍進”運動，他覺察到其實並不是那樣。現在，毛的計劃是借“神權”實行個人獨裁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在中國歷史上，借“神權”起事的實例多見於民間亂黨的發難，例如“白蓮教”或“太平天國”。毛澤東之所以不採取共產黨內通用的程序來排擠“務實派”，是因為他得不到多數票。多年來，劉少奇主持黨政工作，辛勤經營，絕大多數的黨中央成員和省市官員都對劉少奇懷有信任。更重要的是劉少奇的“務實治國”方針得到黨政系統從上到下的廣泛認同，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針未得認同。毛澤東自己也說:“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註：毛澤東大力強調“階級鬥爭”的那次會議）開過之後，我跑（視察）了11個省，只有劉子厚（當時的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滔滔不絕地講階級鬥爭問題，其他的省委書記們都不講階級鬥爭話題。”毛澤東認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和省市級的黨政領導層都已是劉少奇的勢力範圍，毛自己不可能通過黨內程序得到多數票，因此他只能踢開黨內程序、採用另類手段。而中共受限於本身的局限性，無法制約毛澤東的行為。
    
    既往，林彪在毛澤東與黨內其它領袖的鬥爭中，都支持了毛澤東。以林彪一貫的淡漠性格，他並無需要討好毛澤東。現在毛澤東因“大權旁落”的危機而惱怒和擔憂時，可能林彪認為確實是有人正在架空毛澤東，他因此站出來為毛澤東“造神”，乃是典型的中國傳統上的“勤王保駕”行為。而“造神”工程從一開始就高屋建瓴，帶有深遠的社會目標，無論從那個視角看它都遠遠越出了個體範圍，也很符合毛澤東“陰謀陽發”的行事風格，所以它更像君臣串謀的一場“雙簧”演出，默契已是天衣無縫。奉承是一種俗伎，需要準確地鑒貌辨色、掌握火候──吹噓牽強就沒有熨帖的效果，過分離奇則會引起對方的懷疑。林彪憑空拔高毛澤東，但毛澤東不僅沒有困惑與反感，反而極力向全國推廣“造神”運動，還把林彪包裝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和最親密戰友”。兩年多後毛澤東在寫給江青的一封密信里坦承:“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書（毛著）有那樣大的神通。經他（林彪）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盛名之下，其實難符，正是指我。”顯然，事情並不簡單。對比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對林彪發言所表現出的大喜過望，可以大致不差地估計：毛澤東與林彪為實現某個目標已經密室勾結，形成共謀關係，兩人之間的信任程度已牢固到能夠經受任何挑撥離間。
    
    林彪“造神”，勇往直前。對於權勢上升的務實派領袖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及其盤根錯節的高官黨羽，林彪視若無睹——他除了毛澤東之外對其他人一概不認。以林彪的智力和心機，他不會不知道這樣做對自己不利。果然，不久後劉少奇在外事場合稱讚羅瑞卿“是我們國防部長的接班人”，等於提前在安排林彪“交班”。 “廬山會議”之後，林彪舉薦羅瑞卿，毛澤東委以重任，讓羅主管日常軍務，身兼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等11個職務，權傾朝野。從1961年起羅瑞卿看到劉少奇羽翼壯大，便去附勢，又刻意結交賀龍。羅、賀兩人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事前不經林彪，事後不通知林彪，林彪也不以為意。1964年兩人合夥發起“全軍大練兵”運動以排擠林彪的“全軍突出政治”運動。劉少奇系統傾巢喝彩“大練兵”。同年林彪指出“部隊工作出現了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的太突出，時間占的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衝擊了政治。”這實際上是對羅瑞卿的不點名批評。毛澤東予以支持，指令作為軍委文件下發全軍。時，賀龍以“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身份主持軍事系統工作，刻意搜羅門徒，拉攏將領，頗成氣候。中共宣傳部門也及時編排了“紅岩”“洪湖赤衛隊”“紅日”等一大批非毛系的“革命史”電影和文藝作品，且大力宣傳“共產黨的恩情比天高”，暗中抗衡着毛澤東“全功”包攬“中國革命”的說法，也蘊含了對林彪的排斥。但林彪不為所動。鄧小平的女兒證實（註：鄧女所述是鄧小平在世時所認可的公開出版）：這時期鄧小平經常和妻子在家裡說林彪的壞話。陸定一之妻嚴慰冰甚至對林彪一家長期投寄匿名信五十多封，進行齷齪污辱和人身攻擊。連游離於政治派系之外（各派系都不待見）的徐向前元帥也對林彪懷有嫉妒和不滿。
    
    毛、林合夥在製造一個覆蓋整個中國的政治騙局。林彪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前的1962年6月1日，林彪手書大字條幅，內容是古代名言 “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神馬騰空在天上，獨自馳騁），張掛於自己臥室牆上，以此自勉。而葉群記錄下林彪此時的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是“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結合這時期的政治背景來看，這個“假話”實際上是指“造神”，而“大事” 實際上是指把毛澤東捧為至高無上的神靈，相當於“不把毛澤東抬舉為神，所有進一步的事情都無法進行”。所以，林彪此言並非泛泛而語，應該有着特定針對的客體目標。如果仔細推敲，此言也透出林彪的一縷無奈，似乎他明白自己是在為了一個自視為崇高的目的而拋開了自己的良知。林彪可能並不喜歡荒唐的“大躍進”，也知道毛澤東並非什麼“頂峰”，但他卻不能容忍毛澤東被架空。對於林彪來說，毛澤東的知遇之恩和自己的嫡系地位，讓他沒有更多的選擇。
    
    迄今，人們還是很難理解林彪在“造神”工程上表現出來的獨特天才和奇異能力。毛澤東讓林彪掌管軍隊，並不派給他具體工作。林彪對軍隊之外的事務大抵是不聞不問。他屢次被毛澤東拉去參加會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或外國要人，但是從會談記錄上可知林彪總是不發一言。他喜歡呆在家裡看書、記筆記，查藥方。從1960年到1964年，林彪閱讀了大量的歷史方面的書籍、文史資料和政治人物傳記，摘錄了不少古今名人語錄，似乎對學習政治權謀很有興趣。林彪從未真正崇拜過毛澤東，而毛澤東並不在意。在中國約兩億家庭都在家屋裡最重要位置掛起毛澤東畫像時，林彪家始終沒有掛過；當周恩來、江青的住所也都“毛主席語錄化”了，林彪家裡還是只有儒家的座右銘條幅。林彪在自用的一本文化辭典中“個人崇拜”條目旁寫道:“（毛澤東）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功為己，過為人。”此外，在林彪筆記本里還有許多記載時間不一、閃爍其詞、斷斷續續的批註或評估，顯然是針對毛澤東的。這些都說明，在所有的領導人之中，林彪最有能力看懂毛澤東，並且他深懂共產黨制度運作的真相。所以，林彪“造神”，很可能是“受命於君”，合演“雙簧”。不過，林彪作“托”，做得明來明去。但若予道德評判，林彪既然看懂毛澤東卻又與他共謀導騙，林彪行為令人不齒。
    
    “造神”運動經毛、林兩人的聯手導演，通過龐大的中共組織系統、行政機構、宣傳部門和全國媒體的極力推廣，已經聲勢全國。毛澤東權勢和威望的上升，催動一些天性跳梁的高級幹部投下賭注，爭先恐後傍貼毛澤東，離奇捏造毛的正確偉大和全能式的神奇本領。高級將領蕭華（軍隊總政部長），人稱“中南海皮條客”，一直很積極地為中南海周末舞會提供一批批年輕貌美、可供挑選侍寢的女“文工團員”，為此事他還被彭德懷責罵過。蕭華文化程度很低，居然也冥思苦想寫出幾十段順口溜，不着邊際地宣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指令文藝工作者們加工編湊為“長征組詩”在軍內廣泛宣傳，後又擴編為歌舞《長征組歌》在全國各地上演。楊成武則煞有其事地提議“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而柯慶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陶鑄、王任重等一批高級幹部也費盡心機地“抬轎子”來討取毛的歡心。陳毅、胡喬木則投合毛的寫詩愛好，不斷向毛獻些歪詩來“請教”，江青認為他們是在“浪費毛主席的時間，很可惡” 。這些人“抬轎子”，互相攀比，暗中妒恨，而且對“造神”跟不緊的同志百般指責和詆毀，以賣弄自己“效忠毛主席”的程度。這樣譁眾取寵、諂上欺下的行為在當時中國從中央部門到基層單位，無處不在，是中國式的“政治腐敗”具體表現。初始，周恩來尚留餘地，說“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但他看清了風頭，立即加入“造神”行列。不同於林彪以嚴肅陽剛的政治方式“造神”，也不同於柯慶施的露骨哄抬，周氏選擇了以市井文藝方式烘托“毛太陽”。他用實幹效果讓毛澤東體會到他比別人更努力，這就是周恩來的陰巧伶俐。1964年6月周注意到哈爾濱歌劇院創作的一首民歌，歌詞聲稱“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周將它改名為《大海航行靠舵手》，使用行政手段把此歌推廣到風靡全國的地步。《東方紅》與《大海航行靠舵手》由此開始了專制獨裁崇拜類歌曲獨霸中國音樂領域長達十幾年的局面。1964年7月周恩來為搶在中共建國日（10月1日）向毛澤東“獻禮”，他放下政務，指派文藝專業人員、徵調三千演員排演一個專門歌頌毛澤東的大型歌舞劇。周氏親自命名為“革命史詩”《東方紅》，其意清晰顯見。周不辭勞累，自任總指揮，親自審定每個細節，包括演員服裝顏色的選擇，不惜耗費國家的人力物力。這個歷時三小時的“革命史詩”演出，肉麻地把毛比作一個拯救人類的當代大救星。周氏導演的《東方紅》帶有鮮明的政治造勢標記，使人知道了什麼是偽篡歷史。10月6日毛澤東率中共領導人一起觀看《東方紅》，10月16日毛澤東特意接見《東方紅》的演員們，顯示毛對周氏“傑作”是很滿意的。1965年初周恩來再命中國電影製片廠把《東方紅》拍成影片，讓各省市當作政治任務組織人民觀看，流毒全國。周氏通過文藝方式對社會氛圍、特別是對年輕人思維廣泛地造成影響。他的精明在於：雖然他未能入夥毛氏團隊，但“他體現在文藝中對毛的貼近，使他適時地與其它中共領導人劃清了政治界限。”
    
    上述那些極力傍貼上來的“跳梁者”皆屬政治投機者，只為求寵，也藉機拔高自己，在為毛“抬轎”上表現得比林彪還急切，卻以為毛澤東不知道他們在演戲。另一方面，這些人又非齊心同盟，彼此關係也是互相提防、背後貶低。可是，毛澤東現在需要的不是奴顏弄臣，而是衝鋒陷陣的敢士。那些“跳梁者”最喜歡打聽“主席最近又讀了什麼書”來揣摩毛澤東的意向，可他們都是圈外人，看不懂“造神”是為了什麼，更弄不懂毛林之間的真實關係。“吹捧”與“造神”所要蒙蔽的對象是完全不同的，毛澤東對此洞察無遺，而有意利用那群“跳梁者”的吹捧效應，有助於升溫“造神”勢頭和愚弄大眾。對於“造神”運動，陳雲在家“養病”不大吭聲，朱德敷衍少語，賀龍表面附和卻私有微詞。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不便反對“造神”，只好口頭支持而少有實際行動，並以“毛主席著作不宜商品化”為由不讓在書店裡擺放。到了1964年，“務實派”改變策略，開始大力升溫“造神”運動，他們似乎一廂情願地希望毛澤東沉湎在個人崇拜的虛榮里，少些干涉他們對國計民生的經營。1964年2月1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以整個頭版發表長篇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還在第二版開闢專欄《學習解放軍無產階級化的革命精神》，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推動“造神”。不過，“務實派”的希望與白日夢的差別不大。事實將證明，“務實派” 對待“造神”運動不以正面抵制、而用權宜之計，實在有如自掘墳墓。
    
    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是以國家強制來建造的個人崇拜，也是中共與中國人民的共同手筆。在中國，從文學藝術、戲劇歌舞、音樂電影，到學生課堂、工廠農田，無處不在使用登峰造極的手段和肉麻語言，歌頌毛氏“偉大光輝”形象。這股越來越炙熱的全國盛行，在1962-1965年的三年裡，就把毛澤東變為先知先覺、永遠正確的神靈，把假冒共產主義的“毛澤東思想”變成中國人頂禮膜拜的法寶。而中國人並不知道此時的“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涵究竟是什麼。從一系列事實來看，此時的“毛澤東思想”已演變為一種新的激進理念了。1965年毛澤東告訴來訪的埃德加•斯諾，中國不僅有理由搞（對毛）個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表面而言，中國人對毛澤東的崇拜，是在“強權崇拜”意識的基礎上，被信息封鎖和謊言宣傳的結果，但形成個人崇拜的因素不止這麼簡單，肯定還另有原因。
    
    與此同時，全國各級黨務系統和行政系統，指令各工廠企業、機關單位、農村農場、各類學校都必須設置“政治學習”，迫令全民“學毛著”，大搞“憶苦思甜”，以反覆激發“階級仇恨”來加強對共產黨和黨領袖的熱愛，指導民眾更大程度地歧視和欺壓那些政治賤民“黑五類”。成千上萬的關於“革命鬥爭”的東西（從政治說教、文學作品、電影、歌詞、課本、兒童書畫到“小人書”）也在爭奇鬥豔，灌輸“革命化”的政治內容。這些做法導致中國民眾整體素質的大幅度惡質化，穩重和理性在這個時代被斥為缺乏“革命熱情”，而最為喪失人性者被譽為最有“政治覺悟”的人。特別是青少年受到洗腦煽動，他們對革命的信念和狂熱越來越高，而基本良知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