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52）：清理隊伍

賀長文

“繼續清理階級隊伍、批判烏蘭夫”是前指的主要任務。批判烏蘭夫我們在基層感覺不到。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在我們這兒卻是高潮不斷。由於地處邊境，戰備任務趨緊，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的年代，邊民的階級成分、政治態度變得尤為重要，必須調查清楚。運動除了向內地轉移不受信任的人員外，就是搞清楚留下人員的階級成分。

蒙古族原住民大部分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相互了解，階級成分清楚，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對他們用不着再補做什麼工作。隊裡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主要內容一個是牛鬼蛇神隊伍，一個是核實那些盲流的家庭出身。

牛鬼蛇神本來就是群眾專政封的，沒有法律依據。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初期，我查了一下生產隊裡兩位牛鬼蛇神的情況，又到旗公安局查了檔案，忠岱和阿遷爾在刑滿釋放後都有6個月的監督勞動期。看看刑滿的日期，他們都是1966年初釋放的，監督勞動的日子早已到了，不幸的是他們趕上了文化大革命，自然而然地成為牛鬼蛇神隊伍中的一員。我那時也不懂得什麼法，但本能地認為解除了監督勞動後就應該是正常的社員，不應該再讓他們繼續接受監督勞動，否則何時是個頭呢？忘了我是跟領導班子裡的哪位講過了，講明後他們倆做牛鬼的日子就算結束了。都是一個生產隊的，沒有什麼形式，也沒有正式宣布，更用不着出個證明啥的，他倆的事在我這兒算是清了。阿遷爾幹什麼去了我不清楚。忠岱沒有家，也不可能再回旗里當幹部，就留在大隊農場幹活，他住進了老婆去世不久的王慶竹家與之作伴。大隊裡怎麼給他們派活、記工分，我沒有問過，這已不是我該負責的事。其他四位牛鬼蛇神的階級成分沒變化，也沒有內遷或加重懲罰的必要，印象中他們沒再集中一起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沒有了懲罰性勞動，也可以回家了，牛鬼蛇神隊伍就此解散了。大隊領導班子的政策水平不高，雖知道了忠岱和阿遷爾被解放的事，但因居民點分散，生產隊很少召開社員大會，並沒在社員當中正式宣布，誰知這一漏辦，給後來發生的事留下了隱患。

移民與知青的階級成分不用調查，調查集中在盲流們身上。調查表上成分一欄中只有宋軍填的是貧農，大部分盲流填的都是上中農。按當時的認識，上中農是團結對象，富農就該是打擊對象了。這種調查表肯定是上面發的，生產隊沒印過，可我現在記不起向其他生產隊下發或回收的過程。宋軍老家在河南，他的勞動態度得到全隊社員的一致認可，他本人也很快提供了原籍革委會開出的證明，所以沒必要再去調查。其他盲流都是困難時期不安心在原地干農活兒或因為吃不飽自己跑到草原謀生的，他們一般比較計較個人所得，勞動方面自覺性差些。這些人來的時候雖沒有帶戶口，缺少勞動力的草原還是接納了他們，公社也給了他們口糧。現在他們提供不了符合自己意願的證明就拖着。好在我隊的盲流多是冀北、雁北的人，原籍距草原不太遠。如去外調核實，跑一圈回來可以調查幾個人，省時、省錢。

在我參與此項運動之前，已經搞了多年挖肅運動。我就沒有想到過去運動中有沒有調查過誰，直接就對現有社員做了分析。我們隊成分不明的還有年紀比較大的閆石銀，據說他在多倫曾給敵偽幹過事。他提供不了自己確切的出生地，說不清履歷，讓我對他充滿疑惑。以我當時的認知，找不到證明人可以，怎麼可能對自己的經歷記不清呢？我推斷他多半有難言之隱。另一位年長者王慶竹，有人揭發他吹噓過馬步芳，說自己曾在青海為馬步芳修過機場。據說他來草原時曾穿着呢子制服，而具體到他穿的制服式樣和顏色，沒人能說得清。王慶竹倒是提供了籍貫的詳細地址，但對修機場的事卻說的含含糊糊，總繞彎子避免直接回答。在食堂為我們做飯的大耳朵老李，原在水利隊幹活，也講不清自己的經歷。有人懷疑他存在歷史問題，但由於他來生產隊時間短，牧民對他不了解，沒什麼大的反映。我想，閆木匠、王慶竹都有點文化，大耳朵老李基本不識字，也可能農村人對陰曆陽曆分得不太清楚，但他不糊塗，對自己幹過的事也應該記得住呀？工作停滯了一段時間後，我決定選擇閆木匠與王慶竹作為第一次外調的主要對象。其他盲流都年輕，本人不會有多大問題。那時生產隊班子剛成立不久，軍管下我提出運動要辦的事，領導們都無異議。說實話也不知道生產班子裡哪位領導管運動，好像運動方面的事我說了就算數了。沒有相關的蒙文文件下發，領導班子也不清楚運動要如何進行，提不出什麼不同意見。我在生產隊裡借了點錢，到公社開了證明就可以出行。公社是一級政府，出具的證明到外面購車票、住宿就管用。出行之前，我準備了幾個要調查的問題，但不知能否查回有用資料，甚至不知道應該怎樣調查，不知道人家允不允許我查看資料，心裡發虛。如果花了生產隊的錢，卻查不出來什麼結果，回來怎麼向大隊交代呢？隊裡對我的工作雖然沒有具體要求，但我不出去調查，就什麼也確定不下來。有任務在身，不宜下浩特參加生產勞動，天天坐在辦公室里，階級成分複查工作又無法推進，所以必須出去調查，拿到真憑實據，將問題落實。

沒人跟我講過應該怎樣外調。我也不知道從哪兒知道的，憑直覺感到應該兩個人去。倒不是我怕擔責任，兩個人去既可以有個商量，也有個證明，我選擇了曾經與我同在一個蒙古包的北京知青李保民做伴同行。出來外調後才看到，外單位搞外調都是兩個人一起進行的，我暗自慶幸自己的這一決定做對了。我們的第一站是多倫縣城，那裡是日偽時期的重鎮，可能還保存有日偽時期的檔案。我想先去查查閆木匠。

聽全明和保民講過閆木匠對知青很友好，在大隊辦起食堂之前，他們來隊裡常到閆木匠那兒蹭飯。我猜想肯定是閆木匠過去在得意之時向人炫耀過，否則誰知道他的歷史呢？閆木匠，牧民稱之為查干木匠，單身，就住在大隊部前面的土房裡。他行事低調，不大講話，講起話來也是慢條斯理的，不知是否是在思考。草原上缺木材，木匠活不多，他在隊裡的主要工作是維修牛車。應該說全隊一年也沒多少活兒。但牧民反映他不出活兒，技術也很一般。靠手藝謀生，幹了一輩子手藝卻不熟練，而且這麼大歲數沒成過家，我覺得與常規不符。對自己的經歷他談得很簡單，從不多說一句。相對其他盲流，他的年齡較大，又交代不清楚履歷，經歷肯定複雜，因此確實需要查一查。

這是我來大隊後第二次出差，第一次是與全明一起送張忠去精神病院。與上次出行相比，這次外出沒那麼順利。那次我們乘坐的是長途汽車，而且都有座位。現在軍管了，公路上跑的車多了，但長途班車沒有增加班次。在阿巴嘎旗、錫林浩特，街面上人來人往，忙於備戰。我習慣了空曠的草原，在阿巴嘎旗和盟里有了人滿為患不習慣的感覺。車票根本買不到，我們又不能就住在旅館裡等車票，只好求助於順路的貨車司機帶我們一程。那時草原上的司機都樂於助人，但他們認識的人多，求他們幫忙的人也多，往往早就約定好了人。我們在旗里、盟里無任何關係，兩眼一抹黑，求誰去啊。問了幾位師傅，有的車順路但貨物裝得太滿，怕出事故，司機死活不帶人。無奈之下我在旅館裡挨着門打聽，最終找到了一位順道並同意帶我們走的司機師傅。當然司機旁邊的座位已有主了，那個位置似乎永遠是留給女性的。我們兩個大小伙兒只能委屈地趴在貨物上。

為了趕路，天未亮司機們就起床打熱水，把熱水澆在發動機上，給凍了一夜的發動機加溫，否則汽車發動不起來。天微明，旅館的小院內地上已有厚厚的積冰，走路得小心翼翼避免滑倒。車下流淌的水冒着白色的蒸汽，冬日清晨停車場這種熱鬧場景現在根本看不到了。車發動了，車場裡一片馬達聲。我們笨拙地爬到車頂上跟車出發，我們不能躲在駕駛艙後面的背風處，否則緊急剎車時貨物會因慣性前移危及我們的生命，而在車頂上那就要經受風的考驗。壩上的風總那麼強勁有力，初冬時節風已刺骨。儘管在車頂上我們背對前方把自己裹得嚴嚴的，風依然毫不留情穿透厚厚的棉大衣，手腳很快凍得失去了知覺。當時的路況不好，車的行駛速度慢，我們一直在車上顛簸，蜷縮的身體在大麻袋上左搖右晃，不時被高高拋起。我們不敢有絲毫大意，一路緊緊把住車幫以免被顛落車下。好在到了灰騰梁，司機停車下來吃午飯，我們才得以下車舒緩一下筋骨。這時腳趾已經失去了活動能力，雙腳凍得就像是個冰坨，踩在地上就一個疼的感覺。我們趕緊擠進車站小店取暖。

這裡的飯店少，規模也小，但過路的卡車多，飯店的生意興隆。天冷，人們說話喘氣都吐着白“煙”。吃飽飯的人也不願走，守着火爐再烤一烤。小店裡掛着一塊小黑板，上面寫着幾樣菜名，其中有一道“蔥包肉”，是菜譜中比較貴的菜。我過去在旗里人委招待所食堂吃飯只知道餡餅、麵條或是酸菜豆腐，沒有聽到過“蔥包肉”這道菜名。心想細細的大蔥怎樣才能將肉包起來呢？由於好奇，也由於它貴，我記住了這道菜名。多年後我回到北京，才發現真有這麼一道菜，那是“蔥爆肉”，不是“蔥包肉”。

換了一次車，向東，我們來到歷史名城——多倫。安頓好住處，我們手持介紹信直奔公安局。多倫縣屬於內蒙古自治區管轄，軍管政策一樣，運動同步，所以聯繫外調事宜比較順利。不過我們從閆木匠處得到的信息極為有限，沒有具體的部門、年代等等，怎麼查呀？幾經交涉，人家還是搬出了一大摞敵偽檔案，我是第一次見到檔案資料，忘記它是怎麼分類的了。因為我們也講不清楚具體要查什麼檔案，好像就是查一些名單，因為有人揭發他在多倫為日偽做過事。我們翻了一遍，沒有查到閆木匠的名字，誰知他改沒改姓名呀？很無奈。根據已掌握的蛛絲馬跡，什麼結果也沒有查到，這不等於白跑一趟嗎？儘管出發時我就沒抱太大希望，從公安局出來時還是很掃興，感到出發前的準備工作還是不足，壓力陡然增大。常說不打無準備之仗，可既要清理階級隊伍，又不能搞逼、供、信，自己不交代，揭發不具體，該怎麼辦呢？這麼做專案工作可能獲得突破麼？我沒想清楚，只好懷着忐忑之心掉頭繼續南下，去河北王慶竹的老家碰碰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