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旨在連任的“十億美元”虛假信息戰爭

作者：麥凱·科平斯(McKay Coppins)

譯者：李泓翰

本文作者在Facebook上假裝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之後，經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究其原因，可以歸咎於以布拉德·帕爾斯凱爾為首的特朗普競選團隊為達到連任目標所發動的一場耗資“十億美元”的虛假信息戰。特朗普競選團隊在這場戰爭中的行徑着重突出兩個方面：微目標定位以及贏得話語權。前者主要依託Facebook、谷歌上的投放廣告以及“點對點”式短信平台來重塑特朗普的形象以及打擊競爭對手；後者則着重強調摧毀主流媒體以及開闢地方媒體，進而大力宣傳共和黨的敘事。其所導致的結果便是關於2020年大選的一個替代信息生態系統正在形成，作者擔心，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獲勝，將來的選舉在很大意義上不會是在政黨、候選人或政策綱領之間做選擇，而是對現實本身的投票。本文在2020年2月20日發表於《大西洋月刊》雜誌（The Atlantic），作者麥凱·科平斯(McKay Coppins) 是美國記者和作家，也是《大西洋月刊》雜誌的特約撰稿人。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在空閒之餘創建了一個新的Facebook賬戶。在填寫個人信息時，我選了一個不容易記住的名字，並將一張半遮臉的照片作為頭像。隨後，我在特朗普和他的連任競選的官方頁面上點了“喜歡”，Facebook的算法敦促我關注安·庫爾特(Ann Coulter)、福克斯商業頻道(Fox Business)，以及各種名為“我們信任特朗普”(In Trump We Trust)的粉絲頁面。與此同時，我把自己的手機號碼分享給了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並加入了幾個面向“讓美國再次偉大”鐵杆粉絲的Facebook私人群組，其中一個群組似乎還需要一個用來屏蔽入侵者的應用程序。

當時，總統的連任競選正處於一場耗資數百萬美元的廣告攻勢之中，旨在重塑美國人對最近啟動的彈劾程序的理解。成千上萬具有目標性的微廣告湧入互聯網，把特朗普描繪成一位打擊外國腐敗的英勇改革者，而民主黨人則被描繪成為正在策劃政變的小人。這種敘事與現實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但是其卻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傳播，進而導致右翼網站誇大其每一個主張，支持特朗普的論壇充斥着陰謀論。關乎着這個國家最大新聞事件的一個替代信息生態系統正在形成，而我想從內部對其進行了解。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我在Facebook上所看到的敘事着實讓我感到迷惑。我觀看彈劾聽證會的電視直播時，聽到的都是些對總統行徑表達不滿以及憤慨的證詞，而在此之後我打開Facebook上一個經過精心編輯的視頻（由特朗普競選活動提供），在其中卻出現了關乎特朗普免責的相同證詞。於是我不止一次詢問自己，今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當我刷手機時，屏幕上滿是支持特朗普的宣傳：“沒錯，告密者自己的律師說，‘政變開始了……’”、“民主黨聽從普京的命令……”、“這些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所能理解的唯一信息是帶有毀滅性的……”、“只有一個人能阻止這場混亂……”。

我對其施加於我的影響感到驚訝。我曾以為，我的懷疑主義和媒體素養會讓我潔身自好，但我很快發現自己會條件反射般地質疑每一個標題。正是在這種高度懷疑的狀態下，我發現關於烏克蘭、彈劾或其他任何事情的真相越來越難以尋覓，而每次滑動手機屏幕，可觀察到的現實愈發得遙不可及。

我所看到的是一種被世界各地的非自由主義政治領導人所採用的策略。這些領導人學會了利用社交媒體的民主化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壓制異議的聲音。他們不再需要壓制持不同政見者在街上的叫喊，反之，他們可以用擴音器將其叫喊聲淹沒。學者們對此有一個名字：通過雜音進行審查。

2016年大選後，國外虛假信息對美國民主構成的威脅被大肆渲染。俄羅斯網軍和馬其頓假新聞工廠的故事浮現在國家的想象中。但是，當這些陰暗的外部勢力占據政客和記者的注意力時，特朗普和他的國內盟友開始採用讓世界各地的煽動者和鐵腕人物收效頗豐的信息戰策略。

雖然每一場總統競選都有其編造和誤導的成分，但今年的競選將會格外不同。在與政治戰略家和其他專家的對話中，一幅反烏托邦式的大選圖景浮現在我眼前，其中包含了各種“殭屍”攻擊、虛假新聞站點，針對性的散布恐慌，以及匿名群發短信。雖然兩黨都可以使用上述工具，但是在一個經常撒謊、兜售陰謀論、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隨時操縱政府槓桿的總統手中，這些工具的使用將會造成巨大的浩劫。

特朗普競選團隊計劃花費超過1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由黨派媒體、外部政治團體和有進取心的自由職業者所組成的龐大聯盟出資。而這些支持特朗普的力量準備發動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廣泛的虛假信息戰，無論特朗普能否成功連任，其留下的殘骸都是無法修復的。

死亡之星

這場虛假信息戰的大本營位於弗吉尼亞州羅斯林一座現代化辦公大樓的14層。該地址坐落於華盛頓特區外不遠處，玻璃牆的會議室可俯瞰一旁的波托馬克河，而一排排線條優美的顯示器則整齊地排列在主辦公區。與2016年當選總統時的“自助操作”不同，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的虛假信息戰中有着雄厚的資金，先進的技術，並配有擁有數十名經驗豐富的操作人員。一位共和黨戰略家將其稱讚為“死亡之星”。

維京人布拉德·帕爾斯凱爾(Brad Parscale)是這項工作的負責人，他身高6英尺8英寸(約合1.8米)，剃着光頭，並留着三角形的鬍子。作為特朗普2016年競選活動的互動媒介總監，帕爾斯凱爾並沒有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和凱莉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那樣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任務，但他在特朗普入主白宮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他的工作也將影響今年的大選。

在演講和採訪中，帕爾斯凱爾喜歡把自己的人生故事描繪成為一個白手起家的過程，而特朗普則穿插其中：他將自己描述成為一個來自堪薩斯州的農場男孩（實際上他是托皮卡郊區一個富裕律師的兒子），並從一所“常青藤”名校畢業（實際他畢業於聖安東尼奧三一大學）；大學畢業後，他去了加州的一家軟件公司工作，卻眼睜睜地看着這家公司在9·11之後的經濟危機中倒閉（實際上他和他的父母被指控非法轉移該家公司的資金，儘管他們對其表示否認）；破產後絕望的帕爾斯凱爾用他“最後的500美元”(不包括他擁有的三處出租房產)在德州開了一家個人網站設計公司。

帕爾斯凱爾媒體公司自成立初便呈現出鬥志昂揚的態勢。在博德斯書店的科技產品書架旁，帕爾斯凱爾公司的員工會瘋狂招攬一旁想要進行購書的顧客。隨着時間的推移，帕爾斯凱爾為管道工和槍支商店建立了足夠多的網站，進而吸引了大客戶的注意，其中就包括特朗普集團。2011年，帕爾斯凱爾受邀為特朗普國際地產(Trump International Realty)設計一個網站。作為“誰是接班人”的忠實粉絲，他提出以1萬美元的價格接手這項工作，而此價格遠低於實際成本。“當時我只是編造了一個價格”，他後來告訴《華盛頓郵報》，“我知道我在聖安東尼奧只是個無名小卒，但能為特朗普工作就是一切”。於是一段有利可圖的關係就這樣誕生了。

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他受僱為特朗普設計一系列網站，包括一個釀酒廠，一個護膚品系列，以及一場總統競選。到2015年底，沒有任何政治見解和競選經驗的帕爾斯凱爾已然在其筆記本電腦上管理着共和黨黨內領跑者的數字業務。

帕爾斯凱爾輕鬆地納入了特朗普的軌道，不僅因為他廉價謙遜，沒有一絲其他政客所特有的自命不凡，更因為他似乎有着與特朗普相匹配的氣場。“布拉德是那種想要證明體制是錯誤的，並向世界展示其才華的人。”特朗普競選團隊的一位前成員對其評價道。

或許最重要的是，他似乎對特朗普想要開展的競選活動沒有任何保留。種族煽動、打擊移民以及歪曲事實等主題似乎都沒有影響到帕爾斯凱爾。當一些共和黨人對特朗普的煽動性信息束手無策時，帕爾斯凱爾卻想出了能夠更有效傳播這些信息的方法。

特朗普競選團隊一開始對前沿的廣告技術沒什麼興趣，所以在此之前，帕爾斯凱爾最有價值的貢獻是他設計了帶有“讓美國再次偉大”LOGO帽子的銷售頁面。但此番形勢在大選中有所改變，負責特朗普競選活動的官員們發現其在電視廣播上的火力不及民主黨，在籌款方面也嚴重落後，於是求助於在廣告投放方面價格適中但回報驚人的谷歌和Facebook。隨着特朗普競選團隊將數千萬資金投入到網絡廣告中，諸如希拉里·克林頓的犯罪行為和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等有利於特朗普競選的主題被不斷放大，而被稱為“阿拉莫項目”的帕爾斯凱爾團隊也拓展到了100人。

在同事們的印象中，帕爾斯凱爾很受歡迎，並且是一個能幹、專注的人。和他一起工作的A·J·德爾加多對其評價道：“他有能力把一件噁心的事情做好。”與此同時，帕爾斯凱爾還擁有討好特朗普家族的才能。競選顧問庫爾特·路德哈特(Kurt Luidhardt)告訴我：“帕爾斯凱爾更善於向上管理，能夠與特朗普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分享自己的功勞，並且還擅長利用特朗普對數字的無知來奉承他。”一名前競選工作人員告訴我：“帕爾斯凱爾會告訴特朗普，他不需要聽民意調查，因為根據他的數據分析，特朗普將會以6個百分點的優勢獲勝……我當時就想，‘拜託，夥計，別跟狗屁不通的人胡扯’。” 但特朗普似乎買賬了。(帕爾斯凱爾拒絕就本文接受採訪。)

Facebook的員工詹姆斯·巴恩斯(James Barnes)被派去與特朗普競選團隊進行密切合作，他告訴我說：“帕爾斯凱爾由於缺乏政治經驗，反而使他願意嘗試該平台的新工具。一些頭髮花白的競選戰略家可能會說‘哦，這根本行不通’，而布拉德則傾向於說‘好吧，讓我們試試吧’。” 從6月到11月，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在Facebook上投放了590萬個廣告，而希拉里團隊所投放的只有6.6萬個。之後在一份被泄露的Facebook高管備忘錄中有一句話：特朗普之所以當選，是因為他發起了我認知中最好的一次數字廣告宣傳活動。

儘管一些戰略家質疑這些廣告到底發揮了多大作用，但帕爾斯凱爾還是因特朗普的意外勝利而飽受稱讚。媒體報道稱他是“天才”，是競選活動的“秘密武器”。在2018年，帕爾斯凱爾被任命領導整個連任工作，而這次任命被視作為一個信號，即特朗普的2020年競選戰略將會倚靠帕爾斯凱爾所掌握的數字戰術。

自始至終，帕爾斯凱爾一直表現出對敘事的偏愛，而非真相。去年5月，他在邁阿密向一群捐助者和活動人士講述了他的成功故事時，一位來自ProPublica的記者就其賬戶中許多令人誤解的細節對他提出質問，而帕爾斯凱爾則對此嗤之以鼻，並表示：“我發表演講時就跟講故事一樣，而我講述的故事就是我真實的事。”

虛假信息架構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員彼得?波梅蘭采夫(Peter Pomerantsev)在他的書《這不是宣傳》(This Is Not Propaganda)中，描繪了一位年輕的菲律賓政治顧問“P”的故事。上大學時，P曾研究過“小阿爾伯特實驗”(Little Albert experiment)。在這個實驗中，科學家們為了讓一個年幼的孩子養成害怕毛茸動物的習慣，便在他每次遇到實驗室里的白老鼠時，用巨大的噪音對其進行干擾。這個實驗給了P靈感，於是他創建了一系列的Facebook群組，讓菲律賓人討論他們社區里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旦這些群組發展到一定規模（大約有10萬名成員），他就開始散播當地的犯罪新聞，並指示他的員工留下虛假的評論，將這些犯罪新聞與販毒集團聯繫在一起。在此之後，網站點擊率激增，謠言紛飛，陰謀論盛行，而在許多人眼中，所有的犯罪都變成了毒品犯罪。

而這些Facebook群組的成員並不知道，他們已經被全然利用，成為支持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的一枚棋子。在當時，杜特爾特只是一位希望渺茫的總統候選人，而他的唯一閃光點是承諾要嚴厲打擊毒品犯罪 (時任達沃市市長的他曾吹噓將會騎着摩托車穿過街道，親自處決毒販)。P的實驗是一個“虛假信息架構”中的組成部分，這個架構還包括社交媒體上有影響力的人，以及在前呼叫中心工作的網軍，專家稱杜特爾特由於這些人幫助才得以崛起。據報道，自2016年上任以來，杜特爾特加大了打造“虛假信息架構”的力度，並主持了數千起法外處決。

在菲律賓所呈現的是一種旨在達到統治目的的新型宣傳手段。長期以來，克里姆林宮一直是這一領域的革新者（2011年，俄羅斯的一本公務員手冊將他們的虛假信息方法比作“一種看不見的輻射”，並且能夠在 “人們甚至感覺不到自己被利用”的時候產生效果）。但隨着過去10年的技術進步和智能手機在全球的普及，世界各國政府慢慢發現，利用克里姆林宮式技術對付本國人民是有效且成功的。

在美國，我們傾向於把上述手段視為解決弱民主體制國家問題的利器。但致力於讓特朗普連任的人明白這些策略的力量。他們可能會使用更溫和的術語來混淆視聽，但實際上，他們正在製造一台旨在利用自己龐大的虛假信息架構的機器。

這項工作的核心是競選活動的微目標定位，即將選民分為不同群體，然後用量身定做的數字信息吸引他們。這種方法的優點顯而易見：一個呼籲取消對“計劃生育”項目資助的廣告可能會在全國範圍內得到褒貶不一的回應，但它可以通過Facebook直接投放給給愛荷華州迪比克市的800名羅馬天主教婦女，並得到更為積極的反響。如果候選人曾經需要被迫站在台上大聲喊出自己的競選承諾，微目標可以讓他們悄悄接近數百萬選民，並在他們耳邊低聲說出一系列個性化的信息。

這種微目標的做法並非帕爾斯凱爾首創。奧巴馬的競選團隊在2012年就曾使用過這種做法，希拉里?克林頓也曾使用過，但2016年特朗普對其的使用無論是規模上還是厚顏無恥的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在2016年總統大選的最後幾天，特朗普的團隊試圖通過在佛羅里達州的新聞推送中插入“希拉里認為非洲裔美國人是暴力掠奪者”的廣告，來壓制黑人選民對其支持率。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共和黨競選官員向《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吹噓說，這是“正在進行的三次大規模選民壓制行動”之一。(另外兩次行動攻擊的對象是年輕女性和白人自由派人士。)

微目標的武器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數據科學家開創的。該公司最初是一個無黨派軍事承包商的一部分，利用數字化心理戰來打擊恐怖組織和販毒集團，例如在巴基斯坦，它成功阻撓恐怖組織對聖戰分子的招募；在南美，它通過傳播虛假信息來讓毒販們背叛他們的老闆。

當保守派億萬富翁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成為劍橋分析公司的主要投資者，並任命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為他的核心人物後，該公司轉變其工作重心。在未經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劍橋分析公司利用從Facebook和其他來源收集的大量數據，為美國的每一位選民建立了詳細的“心理檔案”，並嘗試利用某些性格特徵來激發選民的偏執症和妄想症。在一次試驗中，該公司詢問白人男性是否同意他們的女兒嫁給墨西哥移民，那些說“是”的人會被後續問到“你覺得你有必要這麼說麼？”而這種做法，旨在政治正確性的約束下激起對方的憤怒。

克里斯托弗·懷利(Christopher Wylie)曾是劍橋分析公司的研究主管，後來在國會為該公司作證。他告訴我：“通過適當的激勵，那些表現出某些心理特徵的人可能會被推向更加極端的信念和陰謀論思維。班農並沒有利用數據來干擾這種激進化的過程，而是逆轉了這一過程……我們實際上是在為美國播下叛亂的種子。”

在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被拍到吹噓自己為客戶使用賄賂和性的“蜂蜜陷阱” (該公司否認使用過這種策略)之後不久，劍橋分析公司於2018年宣布“立即停止所有營運”，並在英國和美國兩地申請破產。從那以後，一些政治學家開始質疑其“心理上的”目標到底有多大作用。但是如今在倫敦H&M工作，並成為一名時尚趨勢預測者的懷利跟我說：“劍橋分析公司在2016年的工作量與未來相比微不足道。”

“如果朝鮮或伊朗繼續劍橋分析的研究，會發生什麼?”懷利指出，許多外國勢力將想方設法干涉今年的選舉，“有無數的敵對國家有足夠的能力迅速複製我們所能做的……並使其更加複雜。”而這情景可能不僅發生在國外，據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報道，一群由前劍橋分析公司員工成立的一家新公司正在與特朗普競選團隊合作。(而該公司對此予以否認，特朗普團隊的競選發言人拒絕置評。)

劍橋分析公司醜聞曝光後，Facebook因對用戶數據處理不當以及散播虛假新聞而飽受批評。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對此承諾要做得更好，並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去年秋天，他卻將改革措施所取得的勝利成果拱手讓給了說謊的政客，因為他說：“候選人將被允許繼續在Facebook上發布虛假廣告。”（相比之下，商業廣告客戶則要接受一系列審核程序）。在喬治城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馬克·扎克伯格認為他的公司因為政治廣告已經受到了太多的審查，所以不應該為政治言論的仲裁負責，相反，那些記者和監管機構應該擔起責任，將那些選擇撒謊的候選人刨根問底。

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扎克伯格提到了Facebook新發布的“圖書館”功能。在那裡，Facebook將它發布的每一個政治廣告存檔，公眾也可以隨時對其進行訪問。由於這個項目有一定的透明度，所以其吸引了很大一部分民眾。然而，若花點時間瀏覽特朗普連任廣告的檔案，你很快就會發現這種透明度存有局限性。

在給定的主題下，競選活動不止投放一個廣告，並且廣告內容其會根據語言、音樂甚至是“捐贈”按鈕的不同進行數百次更迭。在眾議院開始彈劾調查後的10周內，特朗普競選團隊投放了大約1.4萬個包含“彈劾”一詞的不同廣告，而想要對它們進行篩選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今年的選舉中，兩黨都將依靠微目標廣告，但特朗普的優勢會更加明顯。據報道，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和特朗普競選團隊已經收集了每個美國選民的3000個數據點。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嘗試各種方法來手機能夠獲取的信息，而這些信息不僅包括選民的性別和地理位置，還包括其是否擁有槍支或觀看高爾夫頻道。

雖然這些廣告可以用來爭取尚未拿定主意的選民，但它們最常被用於籌款和激發信心，並且特朗普的顧問們認為，這次選舉的主旋律是動員而不是說服。如今，特朗普競選活動又回到了熟悉的主題：“非法移民”的威脅（據報道，帕爾斯凱爾推薦特朗普使用該術語）以及“腐敗沼澤”。

除了Facebook，特朗普的競選團隊還投資了一個短信平台。該平台可以在未經選民允許的情況下，將匿名信息直接發送到數百萬選民的手機上。直到最近，民眾們還能夠就是否納入競選活動的大眾文本作出選擇，但隨着類似特朗普高級顧問加里·科比所開發的“點對點”式短信應用的出現，一名志願者每小時可以發送數百條短信，而一條短信單擊一次“發送”可完美繞過聯邦法規。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2002年的一項裁決中限制了短信文本中的字符數，因此在限制字符範圍以內的匿名短信無法被追蹤和曝光。

大多數專家認為，這些規定將在2020年大選後的某個時候進行全面修訂。而目前來看，兩黨競選團隊都在儘可能多地收集手機號碼，帕爾斯凱爾也表示，短信將是特朗普連任戰略的核心。短信接觸選民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自動電話可能連至語音信箱，電子郵件可能會被困在垃圾郵件文件夾，而點對點短信至少有90%是能夠被閱讀到的。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競選團隊在這個周期的短信文本一直致力於籌款，並取得了不錯的成效（短信文本內容例如：“他們什麼都沒有”、“彈劾結束了”、“現在讓我們粉碎他們的月底目標”）然而，團隊之外的那些陰暗政客們可能也會濫用該技術，因為他們發現通過短信文本進行一場無法追蹤的政治誹謗運動是多麼容易。

2018年，隨着田納西州共和黨州長初選的預投開始，選民們開始陸續收到攻擊兩位候選人保守派資歷的短信。這些短信像是朋友間的對話，不附帶任何簽名，若嘗試回撥則會聽到忙音。當地媒體報道了這場誹謗運動，並通知了執法部門，但是短信文本的源頭卻從未被發現。

一場媒體大戰

去年3月的一個下午，我與一名與特朗普家族關係密切的共和黨工作人員通電話時，他漫不經心地提到《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的一名記者將會經歷非常糟糕的一天。這位名叫約翰·霍爾蒂萬格(John Haltiwanger)的記者在推特上發了一些惹惱小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的東西，進而促使小特朗普的朋友和同僚們鼓譟出了一篇將會破壞該記者聲譽的熱門文章。

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判該名工作人員幸災樂禍的態度，大抵是特朗普圈子裡的人都較為咄咄逼人。幾個小時後，這名工作人員給我發了一條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一篇文章的鏈接。這篇文章基於一系列霍爾蒂萬格在《商業內幕》開始工作之前的Instagram帖子，記錄了霍爾蒂萬格“對特朗普強烈仇恨的歷史”，其中包括他嘲笑總統，和對自由抗議者的聲援。

第二天早上，小特朗普在推特上向300萬粉絲髮布了這個故事，並譴責霍爾蒂萬格是“憤怒的自由派”。其他保守派人士蜂擁而至，大量辱罵性信息和要求解僱這名記者的呼聲不斷。而霍爾蒂萬格的雇主之後發表一份聲明，承認其在Instagram上發表的帖子“不太合適”。雖然霍爾蒂萬格最終保住了工作，但他將這種經歷視作為“異乎尋常和令人不安的”。

布萊巴特新聞只是特朗普盟友聯盟協調行動的一部分，目的是曝光那些對總統進行批評性報道的記者的一些尷尬信息。（《紐約時報》去年夏天首先報道了這個項目，在此之後我對其有了更詳細的認知）據知情人士透露，支持特朗普的員工已經搜集了數百名政治記者的社交媒體賬號，並將他們多年來所發布的帖子整理成了一份檔案。

通常，當一個特定的新聞故事被認為對特朗普有失公允，或者在政治上對特朗普造成損害時，小特朗普便會在其短信對話中對此進行着重標記。(一位熟悉總統的人告訴我，經常與總統的大兒子發短信的人中包括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兩名共和黨戰略家塞爾吉奧·戈爾（Sergio Gor）和阿瑟·施瓦茨（Arthur Schwartz）、布萊巴特新聞編輯馬修·博伊爾（Matthew Boyle）以及美國外交官理查德·格雷奈爾)。一旦一篇報道被標記為“攻擊”，就會有人在檔案中搜索該記者的相關資料。若是對該記者不利的污點被發掘出來，博伊爾就會把它變成布萊巴特新聞的頭版頭條，而白宮官員和競選代理人會相繼在社交媒體上對此進行轉發。(白宮否認與此事有任何牽連。)

對檔案的描述各不相同。一位消息人士告訴我說，來自印度的一名程序員受聘把帖子整理成一個旨在讓包含攻擊性關鍵詞的帖子更容易找到的數據庫；另一個人告訴我說，這份檔案已經擴大到至少2000人，其中不僅包括記者，還包括知名學者、政治家、名人以及特朗普的潛在對手。當然，這其中可能有些是誇大其詞，但不能否認現階段檔案的整理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果。

在過去的一年裡，參與此項工作的員工已經盯上了CNN、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記者。他們曝光了一名記者在大學裡曾使用fag這個詞(其為對男同性戀者的侮辱性稱呼) ，還有一名記者在10年前發布反猶太和種族主義的玩笑。儘管這些可能不是結束記者職業生涯的爆料，但接近該項目的人士表示，隨着競選活動的加劇，他們計劃開展更多針對反對聲音的活動。右翼活動人士邁克·塞爾諾維奇(Mike Cernovich)對此表示道：“這根本不是創新……這是在盜用呼出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這麼做並不是為了揭露媒體偏見。幾十年來，保守派一直在抱怨媒體的自由主義傾向，但在特朗普時代，一個重要的轉變已然發生，即今天最有影響力的保守派不再試圖改革媒體，也不致力於批評其報道內容，而是想要徹底摧毀主流媒體。2017年，博伊爾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次演講中宣稱：“現在已經沒有新聞真實這種東西了，所以一切都與信息武器化有關。”

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地的煽動者的經驗中得知，當媒體作為一個機構被削弱時，基於事實的新聞只會在每日泛濫的內容中占據一小席之地，而這些泛濫內容的可信度與黨派宣傳差不多。相對主義是特朗普攻擊媒體的真正目標，並且他的盟友消滅的“人民公敵”越多，特朗普獲益就越大。去年，班農在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說道：“一場文化戰爭就是一場戰爭，而戰爭就免不了有傷亡。”

這種態度已經滲透到特朗普的選民之中。在集會上，人們穿着印有“rope. tree. journalist. some assembly required.”的T恤。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頻道和YouGov聯合進行的民調顯示，特朗普的鐵杆支持者中有隻有11%相信主流媒體，而91%的人選擇向總統尋求“準確的信息”。這種比例讓媒體幾乎不可能追究總統的責任，而特朗普自己似乎也明白這一點。他在2018年對一群人說：“記住，你所看到和讀到的並不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2016年為特朗普競選團隊工作的布賴恩·蘭扎(Bryan Lanza)現在仍是白宮的代理人，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美國人難以形成指導今年大選辯論的共同事實。當然這也不是他的目標，蘭扎說：“我們的工作就是比媒體更響亮地宣傳我們的故事……媒體顯然是站在自由社會主義的立場，而我們則與此相反，因此戰爭仍將持續。”

帕爾斯凱爾表示，他計劃在這場媒體戰爭中開闢一條新戰線，即地方新聞。去年，他說開闢這條新戰線的目的是訓練“大批代理人”，以削弱地方電視台和報紙的負面報道。長期以來的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地方新聞的信任超過了對國家媒體的信任。但如果特朗普連任成功，這種信任將在11月被削弱。根據《棕櫚灘郵報》提供的一份錄音，帕爾斯凱爾告訴資助者：“我們不僅要在福克斯新聞、CNN和MSNBC上戰鬥，還要與當地報紙進行鬥爭。”

與此同時，一些保守派人士也在嘗試利用地方新聞的可信度。過去幾年中，數百個名字聽起來平平無奇的網站開始出現，例如亞利桑那觀察以及卡拉馬祖時報。這些網站乍一看就像普通的地方新聞傳媒，報道內容涵蓋了當地的社區公告以及學校報告，但若細究則會發現這些網站通常沒有報頭，也沒有筆者署名，更沒有地方辦公室的地址。他們中很多屬於共和黨遊說團體的特定機構，另一些則屬於一家名為Locality Labs的神秘公司，該公司由伊利諾伊州的一位保守派活動人士經營。讀者在這些網站中看不到任何表現政治動機的跡象，而這也是這些網站的價值所在。

根據一位資深戰略家的說法，候選人想要製造關於對手的負面新聞，可以花錢讓他們想要的新聞標題出現在一些虛假新聞網站上。這些候選人通過與第三方諮詢公司合作，而不是直接向網站付費的方式，能夠在向聯邦選舉委員會申報開支時掩蓋他們的參與行徑。即使這些故事沒有愚弄到精明的讀者，這些標題也足夠令人信服以至於能夠出現在競選廣告以及籌款郵件上。

數字化的骯髒手段

去年11月肯塔基州州長選舉投票結束後不久，一位名為@Overlordkraken1的匿名推特用戶向他的19名粉絲宣布，他在路易斯維爾“撕碎了一箱共和黨的選票”。

這種說法聽起來荒謬至極，並且有足夠理由去質疑其真實性，比如他連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的名字都拼錯。關乎州長的競選相當激烈，而當時任州長馬特·貝文(Matt Bevin)在總票數上開始落後時，一群推特機器人開始散播操縱選舉的言論。

雖然最初的帖子在推特被刪除了，但是在此之後成千上萬的賬戶瘋狂轉髮帶有“停止偷竊”標籤的截圖，活躍的右翼網絡分子也加入其中。很快貝文的競選團隊就對未指明的投票“違規行為”表達了不滿，而當他的競爭對手贏得州長選舉後，馬特·貝文拒絕讓步，並要求審查全州的投票結果。(由於沒有發現破壞選票的證據，9天后他終於承認失敗。)

2016年大選之夜的虛假信息閃擊戰完全是外國勢力主導的產物。當時，俄羅斯網軍通過冒充“黑人的生命同樣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活動人士等方式，試圖煽動種族分裂以及支持特朗普的陰謀論，進而污染美國的政治話語。（他們甚至在Facebook上組織集會，包括支持希拉里的穆斯林在華盛頓特區所舉行的集會。在那場集會上，那些穆斯林每人舉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希拉里從未說過的一句話“我認為伊斯蘭教法指引我們通往自由”。）

但是當推特的員工後來圍繞肯塔基州選舉的活動進行回顧時，他們得出結論，即這些推特機器人的IP地址是在美國，這也就表明在美國，一些負責選舉的工作人員正在模仿俄羅斯的網軍策略。

當然，這種骯髒手段在美國政治中並不新鮮。從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和羅傑·斯通(Roger Stone)，到芝加哥狡詐的機器民主黨人(machine Democrats)，對於暗中操縱選舉、誹謗對手以及干涉選舉，美國有着很長的一段歷史。研究數字化宣傳的塞繆爾·伍利（Samuel Woolley）告訴我，美國第一次有記錄的推特機器人政治化部署發生在2010年，當時總部設在愛荷華州的一個保守派團體建立了一個名為@BrianD82的小型自動賬戶網絡，目的為了宣傳馬薩諸塞州競選參議員的民主黨人瑪莎·科克利(Martha Coakley)具有反天主教傾向。

從那以後，隨着世界各地的政權嘗試新的方式來部署他們的網絡民兵，推特戰中的策略變得更加複雜。在墨西哥，時任總統恩里克·培尼亞·涅托(Enrique Pena Nieto)的支持者創建了諸多小號來冒充抗議者，進而破壞反對派運動；在阿塞拜疆，一個支持政府的青年組織在推特上發布大量帶有威脅和侮辱的圖片，旨在發起針對記者的聯合羞辱運動。伍利告訴我：“一旦這些技術被證明是成功後，美國人就會加以改進它們。這就像是發展中國家的獨裁政權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哥倫布交換。”

帕爾斯凱爾否認競選團隊使用了機器人，他在接受《60分鐘》的採訪中說道：“我不認為(它們)有用。”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他是正確的，因為網軍和機器人不太可能左右全國大選，但是他們仍有其用途，例如他們可以假裝達成錯誤的共識，破壞真誠的辯論，以及把人們趕出公共場所。

根據一項研究，在2016年大選前的五周時間裡，大約20%的關於2016年大選的推文是由機器人發布的。如今，推特上已經充斥着為了提升特朗普連任前景而設計的機器人。無論這些機器人來自何方，他們都會對社會的分裂、民眾極端情緒的上漲以及民族仇恨的煽動造成持續的惡性影響。

負責貝托·奧魯克(Beto O’rourke)競選總統的數字總監羅布·弗萊赫蒂(Rob Flaherty)告訴我，2020年的推特會是一個“鏡廳”。在他的描述中，一個神秘的賬戶發布謠言稱，去年夏天在德克薩斯州敖德薩殺死7人的槍手的汽車保險槓上，有一張“支持貝托”的貼紙；而另一個人假扮成貝托的支持者，對一名記者進行種族主義謾罵。不難發現，其中的一些策略與2016年大選如出一轍，當時俄羅斯的政治鼓動者們假扮成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進而激起了人們對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憤怒。

弗萊赫蒂對我說道：“我壓根不知道誰是策劃這場行動的幕後黑手，並且我們還沒來得及做出逆轉這一切的行動，奧洛克就退出了競選……但你不可能一邊看着所發生的一切，一邊不覺得有人在背後搞鬼。”此後，弗萊赫蒂加入了喬·拜登(Joe Biden)的競選活動團隊，而後者也不得不應對類似的事實歪曲。去年，一個類似於拜登官方競選頁面的網站出現在互聯網上。該網站凸出了可能會對拜登民主黨初選產生不利一系列因素，例如反對同性婚姻、支持伊拉克戰爭，以及他與女性一系列尷尬遭遇的視頻剪輯。該網站很快就成為與拜登相關的熱門網站之一，而它正是由特朗普的諮詢團隊設計的。

以毒攻毒

隨着總統的連任機器加速運轉，民主黨的戰略家們發現他們正在討論一個緊迫的問題，即他們能在不採取特朗普策略的情況下擊敗特朗普聯盟嗎？

反對上述觀點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樂於嘗試數字化伎倆而臭名昭著的德米特里·梅赫霍恩(Dmitri Mehlhorn)。在2017年阿拉巴馬州的特別選舉中，梅爾霍恩資助了至少兩起針對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羅伊·摩爾(Roy Moore)的栽贓行動。其中一個方案是讓一系列假的俄羅斯推特賬戶關注該候選人，讓摩爾看起來擁有克里姆林宮的支持，而另一個方案則是通過一場名為“阿拉巴馬戒酒”的虛假社交媒體運動，將摩爾與禁止飲酒的浸信會教徒聯繫在一起。（梅爾霍恩聲稱，他並不知道俄羅斯推特機器人的所作所為，也不支持散布虛假信息。)

當《紐約時報》揭露第二個方案時，參與其中的活動人士之一馬特·奧斯本(Matt Osborne)辯稱道：“民主黨別無選擇，只能採用這種肆無忌憚的手段……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就顯得束手束腳……你有道義上的責任去做這件事，並且不惜一切代價。”

而另一部分支持上述觀點的，則認為民主黨人不應當放棄公平與誠信的理念。弗萊赫蒂告訴我說：“我的價值觀不允許我去做一些糟糕的東西以及欺騙選民。而民主黨內那個旨在以毒攻毒的團隊，也將自己所做之事稱之為‘謊言’ 。”一些人還指出，他們可以從多個領域抨擊特朗普。致力於關注數字政治進步的時事通訊作者賈德·勒古姆(Judd Legum)告訴我：“我不認為民主黨競選團隊需要編造關於特朗普的東西，他們可以就現有的真相展開攻擊。”

而民主黨內部的一位年輕且精通技術的戰略家塔拉?麥高恩(Tara McGowan) 對上述觀點持模糊態度。去年秋天，她和奧巴馬的前顧問戴維·普勞夫(David Plouffe)成立了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承諾投入7500萬美元在網上攻擊特朗普。而在那時，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在Facebook和谷歌上投放的廣告量比排名前四位的民主黨候選人加起來還多。麥高恩的反攻計劃中除了廣告之外，還有更多創意和爭議並存的措施。

例如，她成立了一個由一群作家所組成的媒體組織，專門製作左傾的“家鄉新聞”故事，而這些故事可以在Facebook上微目標於一些可被說服的選民，並不顯露任何政治集團幕後出資的跡象。儘管她堅稱這些故事是完全真實的，但一些人認為這麼做不太符合右翼所制定的策略。

當我與麥高恩交談時，她坦率地表示，她願意打破可能讓一些民主黨人感到不安的界限。在她看來，特朗普在2016年為了壓低黑人對希拉里投票率所投放的“暴力掠奪者”廣告是名正言順的，因為它們的確有一些事實依據。(克林頓在1996年使用該詞來影射黑幫成員。) 麥高恩建議，保守派也可以採取類似的做法。她排除了在時間和地點上做文章來誤導共和黨人的企圖（據報道梅赫霍恩曾考慮過這種策略，儘管他後來說是開玩笑），但她說她會採取任何“在法律範圍內”的競選策略。

麥高恩與我談論時說道：“我們正處在一個徹底顛覆性的時刻。我們有一個每天都會毫無遮掩地進行撒謊的總統……我認為特朗普對於贏得這次選舉極其渴望，因此他會不惜一切代價。”

民主黨內的分裂在去年就有所體現，當時州官員敦促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正式拒絕使用機器人、網軍和“深度偽造”(其以驚人的精確度對視頻進行數字處理後，可以讓人看起來好像在做什麼或說什麼) 。支持者認為，這一提議是將民主黨的價值觀與共和黨的價值觀進行對比的一種方式，但經過數月的遊說，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拒絕採納該提議。

與此同時，擔心國內虛假信息的專家們也在向其他國家學習。最近的一個成功案例發生在2016年的印度尼西亞，在強硬派伊斯蘭主義者推動的一系列病毒式謊言和陰謀論導致一位信仰基督教的華人競選失敗後，印度尼西亞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打擊。為了防止去年的總統大選出現類似的混亂局面，來自印尼的20多家主要新聞機構的記者組成了一個聯盟，目標是在虛假信息博得關注之前識別並揭穿它們。雖然這聽起來像是一種很有前途的模式，但它需要政府的積極合作，並對假新聞的提供者進行監控和逮捕。然而，這類做法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相牴觸。

曾在奧巴馬政府負責公共外交的副國務卿理查德·斯坦格爾(Richard Stengel)耗費近三年時間來對抗伊斯蘭國和俄羅斯的數字宣傳。在離任前夕，他告訴我說，他相信虛假信息將繼續蓬勃發展，直到有大型科技公司被迫為此承擔責任。斯坦格爾提議修改1996年的《通信規範法案》，因為該法案保護網絡平台免受第三方發布虛假信息的責任。他直言：“Facebook和推特等公司應該在法律的框架下，對其平台上的虛假信息和惡意挑釁行為進行監督。雖然這不會解決所有問題，但是肯定能發揮一定作用。”

另一個案例同樣值得研究。在2014年的烏克蘭革命期間，親民主活動人士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反覆揭露俄羅斯勢力在幕後的動作，來消除關乎他們示威運動的許多虛假信息。但是根據斯坦格爾的觀察，這種透明度是有一定代價的。隨着時間的推移，對宣傳盛行的警覺可能會變成妄想症。眾所周知，俄羅斯的技術人員會散布誇大自身影響力的謠言，從而助長這種焦慮情緒。最終，對秘密宣傳的恐懼所造成的傷害和宣傳本身一樣大。

一旦你了解到自己可能已經被操控，那世間上所有的信任都會蕩然無存。推特上每一個反對聲音的背後都是俄羅斯機器人，每一個令人不安的標題都是栽贓禍害，每一個政治發展都是一場愈演愈烈陰謀的一部分。當信息生態系統在重壓下崩潰時，由於你過分警惕，反而忽視了那些虛假信息者已經取得勝利。

在位者的權力

若是用一個詞來描述布拉德·帕爾斯凱爾，那就是他管理細緻：從競選活動內部未經授權的泄露是罕見的；各大報刊中不存在關於共和黨內部陰謀論的新聞報道。去年，當員工第一次搬進新辦公室，想要定期邀請記者來進行參觀時，帕爾斯凱爾終止了這種想法，因為他不想讓那些記者看到一張本不該看到的紙片或是白板上的潦草字跡。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白宮經歷了沒完沒了的人事變動，但特朗普的連任競選團隊自帕爾斯凱爾上任以來幾乎沒有出現什麼人員變動。帕爾斯凱爾的資歷是許多共和黨人不願在組織內部和公開場合談論他的原因之一，但在總統的盟友中，對他的質疑似乎愈來愈多。

以前的同事開始注意到帕爾斯凱爾升職後的變化。突然間，這個專注於在電腦前工作的文靜傢伙開始穿着名牌西裝，在競選集會上扔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帽子，並在歐洲一個政治營銷會議上發表演講。過去幾年裡，帕爾斯凱爾在佛羅里達州的勞德代爾堡購置了一輛寶馬、一輛路虎攬勝、一套公寓和一棟價值240萬美元的海濱別墅。一位他的前同事告訴我：“他知道他擁有了特朗普家族的信任，於是變得更加趾高氣揚。”當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一篇報道曝光了帕斯凱爾的揮霍無度時，他試圖通過對特朗普的奉承來轉移話題。“特朗普總統是一個優秀的商人，”他告訴該報記者，“和他多年的聯繫對我的家庭非常有益。”

但據一名了解此事的前白宮官員稱，特朗普被該篇報道激怒了，並且該報道給人的印象是他的競選負責人正在靠他發財。在那一刻，帕爾斯凱爾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但隨後特朗普的注意力轉向了在法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再也沒有回到這件事上。

一些共和黨人擔心，儘管帕爾斯凱爾有着數字媒體方面的專業知識，但他沒有指導特朗普連任的遠見。歷史上，沒有比特朗普更不受歡迎的總統，即使是在紅色州，特朗普也難以動員他的支持者進行特別選舉。當關乎特朗普的信息對於選民們來說不再新鮮時，帕爾斯凱爾能幫助徹底改變這種狀況麼？“人們開始問這個問題，即正在構建關乎虛假信息架構的行徑的確不錯，但是什麼才是共和黨首要的敘事?”一位前競選工作人員說。

但不管特朗普是否找到了新的敘事，與2016相比，他如今擁有了總統權力。雖然歷屆總統都會想方設法利用自己的在任優勢來贏得連任，但特朗普的意願似乎更為強烈。在2018年中期選舉的準備階段，他抓住一個移民大篷車從中美洲前往美國的報道，便聲稱南部邊境正面臨國家安全危機。與此同時，他還向民眾警告即將到來的“入侵”，並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指控該移民大篷車被幫派成員滲透。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帕爾斯凱爾製作了一個30秒的廣告。廣告內容充斥着諸多拉美裔移民的畫面，並在其中穿插了一名被判有罪的警察殺手的片段，而廣告最後以一個呼籲式的標題結尾：杜絕移民大篷車，將票投給共和黨。在大選前的最後一次行動中，特朗普將軍隊派遣至邊境，並堅持認為，這次行動對於保證美國的安全是必要的，但是在幾周內，軍隊被悄悄召回，這場“國家安全危機”顯然在投票結束後就結束了。持懷疑態度的人不禁要問：如果特朗普在中期選舉中為了獲得一些額外的席位而願意將邊境軍事化，那麼當他的連任出現危機時，他和他的支持者會怎麼做？

不需要過多的想象力就可以設想最壞的情況：在選舉日，不計其數的匿名短信不僅會把選民引向錯誤的投票站，甚至還可能散布安全威脅的謠言。深度偽造後使用種族歧視言論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出現速度要比社交媒體平台刪除它們的速度還要快。當新聞媒體爭相澄清這些虛假信息時，成群結隊的推特機器人將以誹謗和威脅作為回擊，與此同時，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會在大選的最後幾天裡高頻率地在Facebook上發布廣告，以至於沒人能追蹤到他們到底幹了些什麼。

在第一輪出口民調公布後，互聯網中會出現一段來源神秘的視頻，其中記錄了非法移民在投票箱前進行投票。隨後，特朗普便開始轉發有關選票造假的推特，並建議移民和海關執法人員應該被派往投票站。福克斯新聞網站的字幕會顯示：非法移民在竊取選舉成果嗎？而MSNBC則會報道：“俄羅斯人會是這些神秘視頻的幕後黑手嗎？”

於是，在選票甚至還沒有清點完畢的情況下，全國大部分地區就已經對最終結果瞭然於胸。

萬物皆假

特朗普的競選集會是虛假信息文化影響美國的最佳見證之處。去年十一月的一個晚上，我穿過一張張如停車場迷宮般的摺疊桌，上面擺放着帶有“讓美國再次偉大”標語的商品，然後走進了位於密西西比州圖珀洛的競技場。儘管距離大選還有一年的時間，但成千上萬揮舞着上述標語的支持者們已經擠進了會場，親自特朗普為加油。

特朗普上台之後，他就會拋出一系列熟悉的謊言、大話和廢話。他編造了關於烏克蘭醜聞的歷史，在其中喬?拜登是罪魁禍首，與此同時他還錯誤地指責佐治亞州民主黨人斯泰茜·艾布拉姆斯想要“給予非法移民投票權”。在一次關於墮胎的即興演講中，特朗普漫不經心地談到“弗吉尼亞州州長處死了一個嬰兒”，進而使得人群中一名婦女尖聲呼道“兇手！”

這種煽動性的捏造似乎沒有引起我的記者朋友們的注意，他們正忙着撰寫新聞報道以及拍攝幕後花絮。我打開推特，期望裡面有大量的事實核查來揭露這個案件的真相：即州長一直在回答一個關於晚期墮胎的假設性問題；一場全國性的風暴隨之而起；針對他的言論肯定有不同的解釋，但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墮胎活動人士也不認為弗吉尼亞州長親自“處死了一個嬰兒”。

但推特卻一反常態地平靜，並且我發現關於這個話題轉發最為廣泛的來自於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其發布了一段沒有上下文的州長墮胎言論，旨在支持特朗普對該州長的抹黑。

集會結束後，我在一個出口附近閒逛，並與排隊走出競技場的人們聊天。在自由派的眼中，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群容易上當受騙的個人崇拜派，由於他們被蠱惑，所以對自己領導人所說的話深信不疑。這一說辭的吸引力在於，它暗示着真相仍然可以戰勝謊言……一旦選民了解事實，一切都會回歸正常。但是我與住在圖珀洛的那些特朗普支持者交談後發現，他們似乎不把事實放在心上。

一位女士告訴我，鑑於總統所取得的成就，她不介意特朗普“捏造一點事實”。一名男子對我提出的有關特朗普對媒體進行不誠實攻擊的問題只是稍作聳肩，並建議媒體“應該偶爾試着講真話”。34歲的維修工托尼·威爾諾(Tony Willnow)頭上纏着一面美國國旗，他說特朗普獲勝是因為他說了其他政客不會說的話。當我問他這些事情的真實性是否重要時，他想了一會兒，回答道：“他說了我想聽到的……即使我不知道這是真的還是假的，但是聽起來不錯，所以去他的吧。”

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寫道：“20世紀最成功的極權主義領導人向他的支持者者灌輸了‘一種輕信和犬儒主義的混合心態’。當他們被欺騙時，他們會選擇相信；而當謊言被揭穿時，他們會聲稱自己早已知曉，然後開始欽佩領導人高超的戰術智慧。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宣傳攻勢會使人們習慣於‘相信一切，卻又不相信一切；認為萬物皆有可能，也懷疑萬物皆為虛假’。”

離開集會時，我想到了阿倫特，想到了這個國家大部分地區的民眾都猶如她所描繪的一般。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獲勝，將來的選舉在很大意義上不會是在政黨、候選人或政策綱領之間做選擇，而是對現實本身的投票。

美國《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