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從那四個留美經濟學者“恢復公有制在中國經濟中主體地位”的荒唐提議，回憶一下當年文革後，是如何意識到，毛式公有制下，民眾已貧窮到了何等地步。
報人劉亞東A Today
來源：美學精典
改革開放作為黨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其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一是從我國自身情況看，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二是從外部情況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着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因此，30年前，是嚴酷的國內困境和嚴峻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這是一種被迫的選擇，然而卻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資生活。然而，從1957年到1976年，全國職工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幾乎沒漲過工資。1957年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進反退，還少了49元（曾培炎主編：《新中國經濟50年》，第897－898頁）。很多生活消費品供給不足，需憑票購買。糧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稱作“第二貨幣”。“三轉一響一咔嚓”（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照相機），五大件置備整齊不到600元，但對很多家庭來說，雖個個心嚮往之卻只能敬而遠之。服裝從顏色到樣式，單調劃一，藍、黑、綠、灰，是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色調。住房相當困難。改革開放初期，上海180萬住戶中，按國家標準，有89。98萬戶為住房困難戶，占了總戶數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戶；兩戶同居一室的44332戶；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戶。住房大多沒有客廳，進門就是臥室，廚房，衛生間很多是幾家合用。
再看農民的生活。安徽農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萬里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里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他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田紀云：《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鳳陽縣有個前王生產隊，緊靠津浦鐵路。這個10戶人家68口人的生產隊，4戶沒有門，3戶沒水缸，5戶沒有桌子。隊長史成德是個復員軍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個飯碗，筷子全是樹條或秸稈做的。安徽農村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據原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的數字：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
我們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但是，大家看，“文革”時期搞的這種社會主義，難道就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人流血犧牲所要追求的那個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如此體現的嗎？按照這樣的社會主義繼續發展下去，社會主義還有吸引力、號召力、凝聚力嗎？人民能答應嗎？中國還有希望嗎？每一個關心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鄧小平更是如此。從第三次復出伊始，他就對“文革”這樣的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這種“優越性”打出了沉重的問號。1978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麼？”這一連串的“問號”，實際上也是發出了重新探索“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信號。社會主義絕不能夠再像“文革”這樣搞下去了，中國再也不能像“文革”這樣折騰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