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燕：也談女紅衛兵的暴力

紅衛兵一代是在階級鬥爭的教育模式下，在瘋狂造神卻又奉行無神論的極大扭曲中長大的，他們一方面對領袖個人無限迷信無限忠於，另一方面對上天給予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知敬畏不懂珍惜。他們頭腦里極少知識內涵，內心卻充滿階級仇恨，對人沒有愛和憐憫，只有冷漠和無情。他們沒有思想，沒有個性，沒有自由意志，也沒有覺醒的條件和可能。

突然，文革了，紅衛兵可以奉旨造反懷疑否定打倒一切，毫無顧忌地打人罵人批鬥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了，青少年的個性和膽量不再受到束縛，青春的生命力得到充分釋放，人性惡被迅速激發出來，如何花樣百出地在肉體上打倒摧殘階級敵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得以盡情發揮，加上有紅五類出身的護身符，那些老紅衛兵怎麼施暴都順理成章不足為奇。

然而，1966年8月5日第一起惡性暴力打死校長的事竟發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園裡，發生在該名校的一夥女革命小將身上。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後的第二天，北京女三中的紅衛兵們也開始暴力毒打校長。她們用帶銅頭的武裝皮帶把沙校長打得五官扭曲，滿臉是血。“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學老師和學校負責人中，沙坪是被打得最慘的。她在廁所里被打死的時候，頭髮差不多都被拔光了，連頭皮一起薅了下來，嘴裡塞滿了污穢物。”（王友琴《北京第三女中校長沙坪之死》）

8月23日，在批鬥老舍、肖軍等時，北京女八中的紅衛兵是主打。舒乙說：“當年肆意凌辱我父親的，打他的，大多數是那些中學的女紅衛兵，按照年齡還是些少女啊。”

後來，到外地去“煽革命之風，點造反之火”的北京紅衛兵批鬥當地牛鬼蛇神時，也是女生往往比男生更殘暴。梁曉聲說：“北京的女紅衛兵比全國其它一切城市的女紅衛兵都要心狠，頗敢往死里打人。”

為什麼文革初這些北京女校的女紅衛兵們如此兇殘呢？

文革前北京市有一批舊中國沿襲下來的男中和女中，這些男女分校都是有着悠久校史的名校。解放後，女校不再設家政等性別意識敏感的課程，不再秉承舊式女校以培養或淑女型的賢妻良母，或貴族式的職業精英女性為目的，而以造就注重自我發展和特立獨行精神，其智能和體能都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的女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宗旨。其中，去女性化是這些女校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女生要摒棄柔弱嬌羞溫文爾雅封資修的那一套，要比男生更自信、更勇於承擔風險、更成功、更有競爭力、更有職業抱負。

然而，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開拓視野，包括不干擾兩性生命的自然成長。性別角色的形成父母老師不能給予，書本上沒有，全靠個人在與異性不斷予取的交往中協調和制約，自我規范符合社會期望的品質特徵、思想方法和行為模式。可是在封閉的女校環境裡，沒有男陽剛女陰柔的對比和鑑別，也沒有性別角色的認同和期待，女生本該有的在與異性接觸中自然產生的性意識的覺醒被阻斷，性本能被抑制，失去了對異性的好奇、緊張、興奮、吸引、交往和關愛等等的心理體驗，也不可能有同男生在思維上的碰撞，從而阻礙了她們整體人格的塑造。結果女校的女生不再溫柔含蓄、嫻靜文雅、秀外慧中，而是越來越粗曠剛毅、威武雄壯、不懂男女、不解風情，更無從在道德、宗教、藝術、哲學等更高層面上獲得性的認知。

心理學研究表明，少男少女從13歲左右起，自我體驗和自我感受即開始覺醒，開始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和外在形象，形成並發展生理自我和社會自我的心理意識，極力擺脫家長和老師的束縛，渴望得到他人的承認和尊重。在情感上也開始期待同齡異性對自己的認可和欣賞，甚至對某個異性產生懵懂喜愛之情。

但由于禁錮在女校的女生沒有屬於異性的“他者”，久而久之，她們身上的女性特徵變得模糊不清，有的女生還對自己的性別產生了排斥厭惡感，甚至滋生出改變自身性別的潛意識。她們在打扮和做派上處處或以文藝作品裡的男英雄，或以自己想象的理想男生為榜樣，逐漸變得不拘小節、灑脫、豪爽、義氣，成了假小子，並被同校的另一些女生追逐羨慕喜歡。文革造反風潮中，這些假小子們變得愈加爭強好勝、 鬥狠好勇。

在有電視台直播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時，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唯一的發言者是大名鼎鼎的女紅衛兵彭××。彭正是毛在8月1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提到的“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斗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的那位“演說者”和北大附中“紅旗”負責人。

彭的那次演說是在7月26日晚上北大批鬥剛失勢的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萬人大會上，她慷慨激昂狠批了北大工作組，又用銅頭皮帶抽打了張承先，並得到江青的讚賞和擁抱，因而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從此開啟了紅衛兵打人之風。

而“紅旗”也是最早向該校校長、老師和同學施暴的紅衛兵組織之一。

八一八使彭××又一次風光無限，女紅衛兵的地位、威望、權威性甚至領導力也隨之一時間超過了男紅衛兵。加之，被授予了“要武”這個尚方寶劍，廣大女紅衛兵們便誤以為，全社會不再以溫婉而以尚武作為評價女生的標准了。

既然越是重點學校越被公認為貫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最堅決最成功，其學生受毒害也最深，那麼有着既出身紅五類又出自重點校的雙重優越感的女中老紅衛兵們當然最“造反有理”，最具打校長和老師的資格，而施暴也成了她們自命不凡地“肅清”母校和自己身上“修正主義毒素”的必要過程和手段。

一方面，在青少年成長階段女生一般比同齡男生發育成熟得早，這也是女紅衛兵對新生事物更敏感，更見微知著，積極投入文革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女性固有的低情感閾值又使她們極易偏激、沖動和走極端，不如男生理性，因而往往比男紅衛兵更殘暴。場依存性也使她們在批鬥現場表現得更無情更暴力，以期獲得包括男紅衛兵在內的觀眾的認可和欣賞。那些父母正在或將要面臨運動沖擊的女紅衛兵們則因極怕被排斥在革命隊伍之外，而表現得越發殘忍。因為只有這樣，才越能表明她們對階級敵人最充滿仇恨最勇敢最革命。

從八一八起，軍裝成了時尚，由於女式軍裝的稀缺，女紅衛兵們身穿完全掩蓋了女性柔美線條和性感氣質的男軍裝，不斷語出三個字的國罵，完成了從外形、語言到做派，甚至思維方式的男性化暴力化轉變。

費洛伊德說人有兩種本能：生的本能即性本能和死的本能即攻擊的本能，一旦這兩種能量同時迸發並相互融合，破壞力極大。施暴的女紅衛兵們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