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這當屬牆內有良知力量發出的一點聲音。估計此文留存不了多久。

對香港道一聲謝謝！

Original 慎說sk 一家觀點 Yesterday

全國人大常委會涉港國安法通過在即，美國商務部發布聲明，取消對香港的特殊貿易待遇，包括暫停出口許可證豁免，並正在進行差別待遇評估。美國取消給香港的差別待遇，意味着從美國出口到香港會面臨和出口到大陸同樣的出口管制。是否對香港的聯繫匯率以及轉口貿易也實行聯動懲罰機制，目前並沒有明確的消息。

從1841年鴉片戰爭香港島被強占到南京條約清政府“正式”割讓港島，從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到1898年拓展新界，港島、九龍、新界，這些原本屬於廣東人文化記憶的詞彙在屈辱中讓我們刻骨銘心。從港英時期的法治到內地人的偷渡，從港警腐敗到引以為傲的廉政公署，從遮風避雨的港灣到自由出版的媒體乃至繁榮的娛樂業，這個昔日小小的漁村有着太多我們曾經仰望的地方。

一面是曾經喪權辱國出賣同胞歷史的悲慘，一面是港人文明法治嚴格社會的進步；我們咒罵着英國人曾經的野蠻，卻又不得不佩服英國人的成就；我們擔憂香港人成為非我族類，可本是同根生的情感又讓我們密不可分。英國殖民香港歷經百年，留下許多令人難忘的記憶，做為東方對西方留存的窗口，見證了中國的滄桑巨變。許多人在危難時刻，也得到香港資助、接納和庇護。

香港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更是扮演着進步力量的角色，無論是早期孫中山鬧革命還是抗日戰爭時期乃至國共內戰時期，香港人都無悔無怨地給予過支持。史料記載，當年孫中山為了鬧革命，不少於三分之二的經費是從香港籌來，至於籌款的數額有多少，史學家恐怕沒有算這筆細賬。從1895年開始，孫中山利用只中會、同盟會為反清反袁乃至北伐籌措革命經費，特別是為廣州起義武昌起義以及日後的北伐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障。沒有香港這塊英屬殖民地的庇護，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早就被扼殺在搖籃。

共產黨是現代中國各黨派中，對於香港在革命、建設和國家全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認識得最早、最深刻，也實踐得最早、最成功。早在1937年10月初，毛澤東在延安對廖承志說：“抗日面臨生死存亡關鍵時刻，抗戰的物資極為缺少，急需發動海外的華僑捐獻物資，支援抗戰，這是在香港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意義所在。”廖承志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向海外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主張和政策，把華僑提供的支援物資送到根據地，搜集各種有利於中共的情報以及國際最新動態。

香港對內地捐款最多的一次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民間捐款超過130億港幣！由于震後開放媒體，信息傳播及時全面，災難現象牽動着幾乎所有港人的心，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也是香港歷史上一次極罕有的跨階層、跨界別、全民參與的賑災行動。有社會調查顯示，95％的港人曾為汶川大地震捐款，香港一地的捐款數額就遠遠超過世界各國對汶川大地震捐款的總和。

英國在香港殖民百年，把一個荒涼的漁村變成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在過去漫長的一個時期，香港一直是大陸人的天堂，那個遮雨避雨的百年港灣，曾經接納庇護了成千上萬的大陸逃難者。僅以深圳為例，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者就多達56.5萬人。深圳歷史上有過四次大規模逃港潮，時間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實際上，更遠至1949年前後，就有過此起彼伏大規模逃港潮，許多大陸人的命運因此而發生改變。據《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就有超過75萬內地人湧入香港。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在她身後，上海公寓裡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湮沒，她的身影則在他鄉漸行漸遠。

當年上海灘的風雲人物杜月笙去了香港，高層給他寫信並派章士釗去香港勸說，要他回上海共謀新社會發展大計，杜月笙最終婉拒了，因為他在港報上看到了一張黃金榮掃大街的照片。那一年，黃金榮已經83歲了。香港政商大佬們的父輩，大多出自杜月笙門下。董浩雲其子董建華出任香港首任特首；徐大統從上海追隨杜月笙到香港，其女范徐麗泰出任過香港立法會主席；杜月笙的最後一個門生吳紹麟，其子吳光正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兼九龍倉集團主席。

這些從大陸逃到香港的難民，成為香港源源不斷的經濟增長動力。從產業工人到上市公司老闆，從報紙創辦人到工會領袖，他們締造了現代香港的繁榮和進步。不同的社會制度，讓人們的創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有人統計，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連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文化精英，都是所謂的逃港者。

新政權建立後，能夠從大陸逃離到香港的多是廣東人，因為長期實行嚴厲的人口流動政策，其他省市的人根本到不了廣東，只有很少的外省人在特定時期逃港成功。從1951年到1980年，有多少人從廣東偷渡進入香港，並沒有準確的統計，上世紀60至70年代，偷渡逃港成為許多廣東人的選擇，從城市到鄉村，從孩童到老人，冒着生命危險，或爬火車，或乘小船，或隻身泅水，不顧一切，向着香港奔去。

曾有老人回憶，那個時代的廣州，群眾常常自發去珠江練習游泳，目的就是為了日後逃離時用得上。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裡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

香港皇家警察尉遲信目睹過逃港場景：“在35公里的邊境線上，成千上萬的人由中國那邊沖向邊界，活像一條條大蛇從‘中國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黃昏時分，已經有一大群人聚集，他們把自己組織成四五人並肩一列的隊伍，然後推倒柵欄走過來。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農民，也有老婦人和兒童。他們全都衣衫襤褸、垂頭喪氣、筋疲力盡，大多數人像是十分飢餓的。”

30多年前深圳市羅湖區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慶典開頭很正常，到了港資老闆致辭，情況發生變化。站在台上的港資老闆，在念了一半歡迎詞後，捧着演講稿嚎啕大哭。台下一片愕然，人們望着這個失態的港資老闆。港資老闆冷靜一下，用腳蹬了蹬鋪着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站的這個位置，背着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當年對偷渡逃離者的打擊異常嚴厲，凡是沒有合法手續逃離大陸前往香港，都會被視為“叛國投敵”，一旦抓到就會有牢獄之災。而邊防部隊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逃離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逃離者被打死在灘涂上和樹林裡。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潮，還催生了一個悲催的職業——“拉屍行”。

“拉屍行”鼎盛時期，在深圳活躍着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媒體曾經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說，最多的一天，他從公社領到了750元拉屍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而其中最主要的都是港資，所占比例高達70%！2019年中國利用外資規模再創歷史新高，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地位，港資所占比例達到70.9%，2018年中國吸引外資1284.6億美元，其中香港資金就達到960.1億美元，占比高達71.13%！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受益於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鼎力支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個國家指定一個城市就可以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作為貿易中心的香港，貿易進出口在全球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2018年香港貿易進出口總額11967.6億美元。其中，進口商品總額為6275.2億美元，出口商品總額為5692.4億美元。2018年香港的GDP是3600億美元，外貿總額居然達到GDP的3.3倍。這樣的奇蹟只有香港才出現過，香港只有700多萬人口，2018年外貿總額相當於大陸的26%，中國大陸2018年外貿總額為4.623萬億美元。

香港從歷史走到今天，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制度，包容了擁有迥異價值觀的人們成為市民，讓所有人成為香港發展的力量，不得不說，這是香港社會成功的一面，在這成功的背後，有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之一，要數香港的法治。香港人講規矩守規矩，作為一個自信的大國，既然已經把香港納入懷抱，對這個地方，自然要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更要接納不一樣的地方，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走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