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程、烤雞樣樣都會，這個美國黑人咋沒財務自由？

加拿大必讀

2020-07-02

文｜黃昉苨

編者按：喬治·佛洛依德之死引發的抗議狂潮已經延續了一個多月，圍繞着種族主義、警察暴力、體制改革等各種話題的文章不勝枚舉，觀點之爭、數據之爭、代際之爭......這些文章從不同的維度讓我們看見了這個世界的分裂、團結，讓我們感受到了不同人的愛、恨。不過，似乎很少有文章提及，那些生活在華人身邊的一個個普通黑人，他們到底是怎樣的？黃昉苨的這篇文章，恰恰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不可多得的視角。她以非常個人化的、富於細節的筆觸以及極其平等的視角、毫不獵奇的態度，講述了兩個普通美國黑人的故事。看起來，這樣兩個美國黑人的生活，他們的理想、奮鬥以至於悲傷，和我們身邊那些從小城鎮來到大城市的青年、中年並沒有什麼區別。在我們這裡，當然沒有“黑人大學”和“白人大學”。但那一堵看不見的牆，也豎在許許多多努力奮鬥的普通人之間。有人頂替他人上了大學，平步青雲。有人卻只能默默咽下“被偷走的人生”，在廣袤紅塵里奮鬥、掙扎，為公平二字喊破喉嚨。

近一段時間以來，全美各地因為喬治·佛洛依德之死而抗議得此起彼伏，甚至華人社群也掀起了兩代人之間的爭論。看到這些口水仗，我就會想起亞當·弗格森，想起斯坦利，想起在佐治亞理工學院繼續教育學院認識的那些黑人老師和助教們。

一、初識亞當和斯坦利:只有他們沒被我的茫然好問嚇走

亞當是我在編程班上第一個熟悉起來的助教，土生土長的美國南方人，愛笑愛鬧，還是一個“偏保守立場的溫和派”。學編程的那半年，就只一次，他跟我提過現在吵翻天的這些社會議題。

“我的很多白人朋友都會說，他們沒有相關經歷，但是相信警員的專業能力——警察是受過專門培訓的，比我們更知道知道在哪些時刻應該盤查、哪些時候應該開槍。”他當時平靜地說，“但是，現狀是這樣的：任何一個非裔美國人，不管他貧困還是富有，受教育程度幾何，來自何其不同的背景，都得面對一個現實：因為自己的長相和膚色，他們就是更容易被警察誤殺，更容易被逮捕。這樣的現狀，真的沒有可改善之處了嗎？最起碼，它是不公平的吧。”

當時我太缺乏對美國社會的理解了，並不懂他在說什麼。比起這話里的內容，他的審慎與委婉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在校園裡遇到的白人學生，聊起社會問題，很少有這麼不激動的。

何況，他還比那些象牙塔中的博士生年輕許多。

現在想起來，我真正認識亞當，大概是他向我推薦動畫片《名偵探柯南》的那一刻。

雖然這說來有點好笑。一個美國助教，認真地告訴我：“要想學好英文，就得多看英文的連續劇——我給你推薦《名偵探柯南》，特別好看！”

“……柯南？工藤新一那個柯南？”

“你知道工藤新一？！”

一瞬間恨不得有種“老鄉見老鄉”的親切感。眼前的這個美國小伙子，其實是看着卡通頻道里經英語譯製的日本動畫長大的。雖然本科畢業已三年，還時不時穿一件“忍者神龜”“火隱忍者”之類動漫主題的T恤，認真地指着上面某個人物告訴學生：這就是我。

“怎麼會喜歡看日本動畫呢？”我問過他。

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在網頁圖片搜索框裡打下一部美國卡通的名字，指着彈出來的圖片說：“你看看這，美國動畫，都是啥玩意兒？”

兩隻挺胸凸肚的老虎在屏幕上歡快蹦躂着，亞當已經激動得不行：“你想想《名偵探柯南》，那是什麼情節？還有我喜歡的另一部卡通，講了一個城市，被厚厚的城牆保護着，主人公從小就立志要消滅城牆外的敵人，誰知道長大了才發現，自己的爸爸就是牆外來的人，比起牆外的人，也許城牆才是不公義的——美國動畫跟這怎麼比？

我雖然是美國人，可我也不傻啊。”

我聽得瞠目結舌。

在課堂上遇見亞當的時候，我在亞特蘭大已經兜兜轉轉了兩年多，收穫了一堆佐治亞理工學院給學生家屬提供的簡易英語課程的證書，最後實在無事可做，一頭扎進了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為期半年的業餘編程課。一個班28個學生，大都是本地人；一個講師，四個助教，其中八成是非裔——我步入了一個與象牙塔里的美國截然不同的世界。

首先是語言。脫離了象牙塔的“播音腔”環境，人們發音慵懶，語速又飛快。我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傻老外”。我以為我在“亞特蘭大”，但其實大家都管這地兒叫“唉打攔打”；我以為打招呼該說“How are you?”，結果同學們在我周圍飄來飄去，一會說“我擦”，一會說“擦潑”，聽得我雲裡霧裡。

有一天，我們的講師斯坦利從我眼前掠過，因為口吐了一長串音節，被我截住要求詳細解釋，他只能無奈地笑着切換回播音腔：“您——最——近——過——得——好——嗎——？”

如此茫然又好問，後果立竿見影。很快就只有亞當和斯坦利兩位敢於保持住主動跟我打招呼的熱情了。

斯坦利好像總是在“哈哈哈哈”，據說他從小就語速極快，因此對他人的茫然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看着我像樹懶一樣慢半拍地對他的話做回應，還覺得很有意思。亞當自從發現了我也看動漫，時不時就用日語來個招呼。有時候我甚至不大覺得他是個美國人，比如，給他說一個笑話：日本人最粗魯的道謝方式就是說“Thank you"， 他會笑得停不下來，完全能get到笑點在哪。

二、“財務自由”，亞當接地氣的夢想更像一個浙江人

這個繼續教育學院的班上，黑人同學的占比，比校園裡的別處高了很多；而他們多數人都得焦慮生計。

這讓我覺得新奇不已——從前，我跟同學坐她白人中產階級婆婆開的車，說起新賺到一筆稿費，婆婆嘆一口氣道：“現在都開始談錢了呢。”我報名了編程班，同學那不認識中文的白人老公也幾欲落淚：“你是個有着非凡才能的寫作者，你應該去追逐自己的理想！這樣就去學了編程，太遺憾了，我太難過了，程序員怎麼比得上寫稿子的人呢？你怎麼能這麼容易就向生活屈服呢？”

而這裡，大家談起錢來，自然得就好像不知道世上還有那種氛圍一樣。黑人同學阿什莉有天給我看她手機裡的一個短視頻app，頁面上全是中文——她在《華盛頓郵報》的一條新聞里讀到說，有些主播靠着在這上面發小視頻，一個月能賺10萬美元，於是躍躍欲試，讓我幫她辨認裡面每個中文按鈕的意思。

本職工作是某傳媒公司工程師的老師斯坦利總鼓勵我說：“編程賺錢啊！現在市面上的工作比能幹活的程序員還多。我上次不是去紐約出差了一個禮拜嗎？我帶着老婆，吃的、住的、工作以外去時代廣場觀光的費用，全是用公司的信用卡刷的！只要你練好了編程的本事，就能過得那麼爽，根本沒人在乎你的學歷，什麼都會有的！”

亞當，一邊當着助教，一邊跟朋友合夥研發着一個“能把臉書和推特結合起來的項目”。

作為一個傻老外，我曾大剌剌地問亞當：“你的理想是什麼？” 還以為美國人聊夢想就跟吃飯一樣理所當然。而亞當吃驚地反問我：“你指哪種？日常生活的那種還是‘世界和平’的那種？”

哦，原來美國人也知道日常與理想之間會有差距啊，我猶豫了一下——“那就對生活的理想？”

“財務自由。”

兩年多沒聽到這麼接地氣的回答了，我簡直要暈過去。

“為什麼這麼驚訝呢？你覺得‘財務自由’應該是很難的事情嗎？”他笑了，然後認真地說：“我並不是要掙花不完的錢去買奢侈品，我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總掙扎在籌夠房租錢、掙到溫飽這條線上；我不想總在為錢焦慮，我希望能真正花力氣去生活，去追求理想、改善社會。在一個公平的社會，對一個努力工作的人來說，要擁有這種‘自由’，不算太過分吧？”

那時候我也不懂：這樣的夢想，放在勸我別學編程的白人博士身上，不就是每個中產階級生來都擁有的、平平無奇的生活方式嗎？

我漸漸發現發現自己好像在穿越一堵牆，一堵長時間在身邊、而我作為外國人卻極難意識到的厚牆。

有些差異是細微的。幾乎每一次，白人聽說我不會游泳，就像聽到了“我不會走路”一樣詫異；而在黑人這裡，不會游泳，怎麼了？好多人都不會啊，平時誰老聊游泳呢。

此前，說到“美國人”，好像都是敢想敢說的人，心有大夢，要改變世界；雖然勤奮的黑人不知為啥都樂天知命地干着食堂大媽、網約車司機這樣的活兒。但在這兒，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執着於奔向更好的中產生活，屢敗屢戰地找尋着工作機會，一邊學習編程，一邊還努力拗出中上層的社交禮儀，對彼此一次次地說：“哦，真美啊，甜心，這做得真是太驚艷絕倫/奇異絕妙/引人入勝了……”

只是白人更嫻熟。

亞當不得不再次面對“傻老外”直愣愣的問題：“你們感受得到這完全是在瞎夸嗎？聽着不慌嗎？”

他笑了，謹慎地環視左右，然後壓低了聲音告訴我：“是。但是我們還是得學啊。”

我以前還一直以為，美國人都已經習慣了對更有權勢的那頭猛烈抨擊。說起政治，那自然是糟糕透頂；超市裡花花綠綠的商品便宜得不像話，是消費主義的陷阱；連鎖快餐店裡窗明几淨色調溫暖，是虛假，偽善，千篇一律；爹媽居然縱容家裡的長輩親戚勸他選一門更能賺錢的專業，更是冷酷無情。

可是亞當會說：“我爹就是揍我，我也會原諒他。”

他不喜歡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但也好像不覺得有必要批評得多激烈。提到他覺得這些人“不接地氣”，不大可能真正幫助改善到底層人的生活，也就是搖搖頭。

入行已經20年的老師斯坦利，則永遠滿臉笑容，永遠充滿希望，休想從他嘴裡聽到一個不開心的詞語。“怒氣只會體現人的虛弱無能”，他告訴我，他可以一個人回家去沮喪，但絕不能影響別人。

初時，我以為這是每個人的性格差異，漸漸又覺得，也許更是非裔所面對的情勢使然。

三、美國現在還分“黑人大學”和“白人大學”？

時間長了，也許是被我各種分外不客氣的“傻老外之問”給衝擊的，亞當漸漸願意跟我多聊一點點別處聽不到的話。比較難忘的是，以前遇到的美國人，談論治安好不好，都是看當地犯罪率；可對亞當來說，亞特蘭大是個特別安全的城市，因為這裡到處都是黑人。

“我們可以安安心心地出入各種公共場所，沒有人會大驚小怪”，他曾對完全聽懵了的我解釋過，“要是我在一個全是白人的城市，也許大家看見我就會害怕，對不對？雖然大家都說黑人區里治安不好，槍擊案多，可黑人槍擊都是冤有頭、債有主的，我不去惹事就很安全——你想想，美國槍擊案那麼多，你聽說過有哪件是黑人對電影院、教堂或者酒吧里不認識的人射擊的嗎？”

另一些時候，這種與主流社會的差異會被無視。有面試或者業界前輩來教室參觀的時候，他們言行舉止都會修正到某個似乎是有某種標準的形象去——談吐大方，用詞典雅，穿着正裝，身上散發出香水味兒，盡力不讓平時那個拖着雙肩包、坐在教室後排被一個網絡表情包逗得咯咯笑的自己破殼而出。

這種努力常常以失敗告終。但負面情緒是沒有的。新的一天，又精神百倍地告訴學生：“當然能找到工作——只要編程編得夠好。”

電視劇《亞特蘭大》

來美後學了好幾次民權運動的歷史，每每總是說到1960年代末就止住了。我知道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下令美國陸軍部隊護送着黑人學生進入小石城中央中學就讀，也知道60年代肯尼迪總統下令動用武力把攔在大學門口不讓黑人學生進入的阿拉巴馬州州長挪開，然後，一切好像就都已經迎刃而解，再也沒有問題。但那天，我聽到助教和幾個黑人學生直白地在談論“黑人大學”和“白人大學”，很稀奇地發問：“現在美國還分‘黑人大學’和‘白人大學’？”

這幾個人被我問得面面相覷。

最後還是亞當回答了我：“誰都可以申請任何大學。但是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有這些學院，大多數的學生都是黑人；而非裔的小孩，也多半會去這些學院上大學。”

“非裔為什麼不去最好的大學裡讀書？” 我差點這樣問他，還好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也太何不食肉糜了一點。

一旦意識到某些點，就會發現生活中處處有提示。亞特蘭大被稱為“黑人之都”，我所在的學校就位於市中心，綜合大樓里還給第一位非裔學生塑了像，可校園裡的本地黑人主要都是干雜活的勞務。以黑人社群為主角的電視劇《亞特蘭大》中，女主角也問過男主：“你知道普林斯頓大學很‘白’，可還是去了那裡，是吧？”他們的女兒到了讀學前班的年紀，老師說，這個區的小學沒有足夠的師資和教學資源，這孩子聰明得就像一隻足以推開屠宰場柵欄的小牛崽，讓她在這兒待下去會毀了她。

可他們還是猶豫。既是沒錢，也擔憂女兒會成為班上唯一的黑人。

四、畢業於頂尖高校的亞當為何總是憂心自己失業？

亞當畢業於亞特蘭大的莫爾豪斯學院，這幾乎是“黑人高校”中最頂尖的一所了，校友包括馬丁·路德·金，學校的錄取率大約在七成，畢業率只有五成左右。

他本科學過物理，也學過數學，但“學得不好”，所以總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於是再學編程——全棧工程師的技能沒有數學家那麼難了，可也只讓他找到了這份時薪13美元、每個星期工作十小時的兼職。

“在亞特蘭大要租一居室公寓，平均都要1000美元吧？當助教，一個月賺500美元出頭，只夠補貼房租的一半。我還兼着另一份工，時間比這長一點，但賺的錢也就剛剛夠支付生活開銷。

每個月快到月底那幾天，我就特別緊張，生怕自己出點事——會不會生一場病，耽誤太久的工作？會不會突然丟了其中一份工作？任何一份工作，只要有一個星期拿不到薪水，我那個月的房租就可能出問題，而欠繳房租是可能會被房東告上法庭的。

我是黑人，很可能因為類似欠繳房租這樣的錯誤，留下被捕記錄或者不好的信用記錄，這樣的話，以後就很難找到工作了。找不到工作，生活就很難回到正軌，多幾件事撞一塊，也許有天你會在街上發現某個流浪漢是我。”

黑人社區里多得是前車之鑑。

這些都是我很久之後才意識到的。結束了編程班的學習之後，我在學校語言班教學生寫論文的素材庫里看到了一個《大西洋月刊》製作的關於監獄的視頻，裡面有一條數據是，從1978年至1990年，一個14歲的白人孩子家長在坐牢的幾率從2.4%漲到了4.2%， 而同齡的黑人孩童，家中父母有人入獄的幾率從15.2%升到了28.4%。

“這監禁率是如此之高，如此集中於特定人群，以至於我們不再是在關押獨立的人犯，而是在監禁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視頻的旁白說到。

當然，對於像亞當這樣的人來說，真那麼倒霉的概率，也是不大的。如果一切順利，他的未來也許會更像永遠樂樂呵呵、沒有半個“不”字的斯坦利。斯坦利是出生在弗吉尼亞一處農場上的鄉下孩子，考上大學後到亞特蘭大讀商科，在學校里第一次見到了電腦。

那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學校里的老師告訴斯坦利，學懂計算機，就抓住了未來。

於是他開始學習編程。本科畢業，雖然拿的是商學院的學位，但他在美國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UPS）找了一份程序員的工作，在這一行一干就是20年。

如今，斯坦利過上了中產的生活，把父母都從老家接到了大城市亞特蘭大，也能有餘力給像亞當這樣的年輕人勻一點網站開發的私活乾乾。

我有時候想，幸虧誤打誤撞地在亞特蘭大讀了一個編程班，才有機會遇到這些還願意奮鬥成為中產的黑人，看到他們背負那些沉重的、隨時能把自己拽回底層的包袱，走出每一步的艱辛。那真是一種微妙而難以解釋的處境。

我不能說他們過得不幸福，一個像斯坦利這樣的農家小孩，考上的只是社區學院，也能在90年代就有機會接觸到計算機；哪怕每個月都掐着日子算錢的亞當，也能用上蘋果電腦（雖然是二手的）。只是，身為美國人，與那些膚色更淺的族群相比，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會面對更多的高牆。

這些牆是如此清晰，以至於非裔社群中的許多人努力過也被絆倒在地，更多人可能仰頭看一眼那高牆就放棄了跨越的嘗試；這些牆看起來是又如此透明，以至於那些多少享受着特權的族群，雖然也和非裔生活在同一個緊密相連的社會中，卻可能幾乎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它。

如果不是來到了這裡，我是不是也會自然而然地就陷入因為膚色而隨意判斷一群人的迷思中？

我問過亞當，如果他生活穩定，不再為財務而操心了，他的夢想是什麼。

他說，想讓這個世界更美好一點。他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科學技術那麼發達，人類卻好像還是老做點不入流的事情——比如之前美國，一本正經在每家每戶收集“可回收垃圾”，結果“回收”的方式卻是把這些都賣給了第三世界國家，禍害當地人的身體健康，這都是在搞什麼呢？

這個時候，他又像一個典型的這一代的美國知識青年了。

可他依然還是得給自己找一份正經工作。編程班結業的時候，我第一次想起來問亞當：“所以你的那份主要的兼職是什麼？”

“我？……”亞當說，“我是一個廚子啊。烤肉的廚子。”

他最擅長做烤雞，還有把牛扒和土豆放一塊兒烤，加上一點香草，肉汁裹着土豆，特好吃。

這位廚子的領英簡歷頁面上寫着如下簡介：“我是一位充滿上進心的全棧工程師，具有出色的職業道德，能勝任充滿挑戰或是需要協作的各種工作環境。身為一名程序開發人員，我能以團隊為導向，也擁有在特定情況下領導起整個團隊的毅力。憑藉我在數學專業方面的學術背景，邏輯思考的能力，以及堅持不懈的精神，我可以在壓力下清晰思考，並在我認真去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

班上很多在編程上還蹣跚起步的白人學生還沒出編程班就找到了全職工作，但這位助教還是沒有着落。我試圖順着他描述的美國朋友理性的思路去捋捋這件事情，人家的HR肯定也是專業的，不會情緒化地想“能不找黑人就不找黑人”；只是，單看簡歷，同樣是半年編程培訓班速成出來的人，轉行之前是個經驗豐富、參與過涉外項目的律師，還是一個個BBQ餐廳的兼職廚師，確實讓人傾向於選擇前者吧。

今年二月，我在學校里見過一次亞當和斯坦利，給他們送去了回國時買的摺扇。看見摺扇，斯坦利眼睛發亮：“這就是功夫電影裡大俠‘唰’一下就抖開的那種武器？” 我說是的，不禁想到以前看過一部紀錄片，說功夫片在美國的流行就是從黑人社群開始的。而亞當拿着扇子研究半天，問我：“這扇子一把多少錢？有渠道能批發到美國來嗎？”

兩周以後，疫情抵達了亞特蘭大。餐廳和學校，都是第一批被關閉的單位。

我在社交媒體上問過亞當過得怎麼樣，他沒有回覆。幾個星期後，他發了一條狀態說，總的來說，隔離以來，老天待他蠻好。

我沒有問他那是什麼程度的“好”。其實，會有哪個膚色較淺的美國人——和亞當有同等學歷、相仿年紀、類似心理狀態的那種人，要面對這樣脆弱易碎的生活呢？

他這樣的人，很可能是不會上街參與抗議的；可我還是怕真聊深了，會為自己在這時候能閉門不出而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