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莫言被訴看中國的進步

2024年2月，在微博擁有20萬粉絲的“說真話的毛星火”向法院起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指控莫言的小說小說《紅高粱家族》和《豐乳肥臀》涉“美化侵略戰爭”、“貶低中國人民”及抹黑抗日歷史等，違反《英烈保護法》，要求莫言向全國人民道歉，賠償全體國人名譽損失費15億元，並請求法院判決“封殺莫言”，禁止市場再出版莫言書籍等。

用法律規定的程序來聲張自己的訴求，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從豎向比較，如果倒退四十年多年，那時候沒有法律，也沒有法院，毛星火之流只要穿上綠軍裝，帶上紅臂章，就可以呼嘯闖入莫言家，將他揪出來，剃陰陽頭，坐飛機，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最後很可能只能自行了斷。在那個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年代，就連堂堂國家主席，手拿憲法，也不能自保，何況一個靠碼字為生的一介書生？

從縱向比較，大約十年前法國巴黎發生了一起慘劇，數名手持長槍的極端恐怖分子衝進巴黎查理漫畫周刊編輯部，將十多名工作人員槍殺，原因是這家周刊的漫畫褻瀆了他們所信奉的神。因信仰不同而殺人，是恐怖主義的行為，是對現代文明所信奉的言論自由權的嚴重挑戰。

所以說，用法律手段來解決自己的訴求，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公民的權利，也是義務。

法律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賦予你權利時，也為你設定了規範。比如不能侵犯他人人身財產安全，不能誹謗侮辱他人人格尊嚴等。前些年西安有個青皮為了表達自己抗日愛國的熱情，竟然用u型鎖把一個開日本車的同胞砸成殘廢，結果把自己也送進了牢房。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40多年前的中國。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人們不僅在經濟上獲得成功，與之相關的對民主法制的呼求也日益強烈。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內尋求個人發展空間，求同存異，依法表達自己的訴求，是權利，也是義務。

五十年代初有人問主公，魯迅如果活到今天會怎麼樣？主公回達的倒也乾脆；他要麼坐牢，要麼閉嘴！那時文學作品是香花還是毒草全憑上面一句話，比如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無法可依。現在一部作品能否發表，應該是要有公開明確的法定標準。

據說毛星火起訴的法律依據是“英烈保護法”。該法律是否適用莫言的作品，還有待法院審查。而莫言可援引的法還有上位的國家憲法對於言論自由的保護。雖然我國憲法不像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一樣可以直接援引，但有關言論自由的保護還是貫穿整個法律體系中的。

也許毛星火之流狀告莫言只是在做一門生意，打着愛國，民粹的響亮口號來謀取錢財。人之愛財 ，應取之有道，只要不走火入魔，重搞文革的打砸搶，觸犯法律底線，社會也還是可以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