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经被“打倒”过

“打倒”这个词今天不常用了，确切些说不用了。现在谁要是开会时喊“打倒 xxx”，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神经有毛病。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这个词除了“万岁”.“永远健康“外，可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大到国家主席.中央部长.元帅.将军.省长.厂长，小到小学校长.老师.工友，都可以用作“打倒”的宾语。从时间上看，“打倒四人帮”应该最后一次使用，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年龄上看，年龄最小的，遭万人大会批斗,正式作为“打倒”的宾语，应该算是我了。当时的审讯记录.会议记录和处理决定如没有被销毁的话，应该存于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保卫处。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应该算作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年龄最小之最了。

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停课闹革命”最高指示的号召下，学校停课了，把我过早地推入社会。我参加了红小兵.红卫兵和纠察队，参加了写大字报批斗老师.抄家.大串联.步行长征，以及后来的打砸抢。在后来的几年中，中国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这不仅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动乱，而且还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多少年后，我在New Haven开小酒庄，我经常同Yale教授闲聊，有的还是好朋友，他们觉得我智商不低，我也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令他们不解的是我开小酒庄为生。其实，我在那一代人当中已经算是幸运儿了。

男孩子不上学就打架，开始是岁数大的打岁数小的，儿子多的打儿子少的，官大的打官小的，最后发展到楼与楼之间打，大院与大院之间打。王朔小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提到的小混蛋就是大院与大院之间孩子打架为文革殉葬的，其实小混蛋当时是个孩子，只不过个子高点儿，有人吹捧鼓动。来美国前我见过一个当年打架最凶的孩子，那时的他已是一片菩萨心肠了，看样子人都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文革时有些变态而已。

我在空军大院是最出名的，以至到后来想在大院女孩子中找位青梅成个家都很难。我大学毕业分到空一所后准备成家，有位姓周的空军干部部副部长在我去东大桥干休所的路上认出了我，跟踪我至后来的岳父家，我走后，他问来人是不是叫潘涌，如果是，他可是空军大院有名的坏孩子。还好这位老岳父当年不在空军大院，他也想象不出当时北京的情况，没太在意。

随着文革不断深入，空军大院治安越来越差，我也开始了混水摸鱼，我没事儿喜欢偷个自行车骑骑，夏天晚上喜欢翻进将军家的院子偷个桃儿.苹果什么的。何廷一家当年桃树结了不少桃子，我们每晚都去光顾，何伟老抱怨桃子刚熟就没了，那时何廷一已被打成“三反”分子，再无警卫把守，院可落雀了。陈熙家有棵梨树，前几年梨子被人偷掉，这年梨子快熟时，每天晚上派小警卫员在树下坐着。有一次我带杨宏宾去，他的百米速度小于11秒，正好碰上小警卫员回屋小解，由陈熙在树下坐着，杨宏宾一看不好飞身窜墙跑掉，我被陈熙一把抓住，那时陈熙年不过五十，还有在兴国时的余勇。王平水家没有光顾，王燕蓉当时对我不依不饶，在大，警卫森严，无从下手，现在已是“历史的遗憾”了。更危险的是我认识了许多破落八旗子弟的后代，那时他们除了有几间瓦房外几乎一贫如洗，一些孩子不得已在公共汽车上以夹包为生。我认识一个孩子，他称溥仪为姨父，曾因偷钱包被判刑十年，改革开放后，以他过人的机警迅速发达，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公司主要班底多是当年审判他的老公安老法官。

当时的空军党委本着抓几个可以教育一批的原则，作为大案要案处理。一共抓了七个孩子，除我外还有李强.魏小欧.杨亚平.蔡克仁.杨广学.黄友林。说老实话，我和李强确实有些问题外，其他那几个孩子纯属误抓，可能是父亲站错了队，特别是黄友林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黄玉昆以前不知得罪了谁，有人把他的孩子也往死了整。我们前后被关押了四十天，其间让我尝到了审问交代揭发以及文革中常用的“逼供信”的滋味儿。还好我不仅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还练了钢笔字，我至今毛主席话语朗朗上口，写着一笔好字可能跟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一天警卫班长给我们戴上手铐，说是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而且让我排在第一个，进了空军营建礼堂我才明白是批斗大会。全空军大院的干部家属子女都参加了，我母亲也去了，我父亲借口支左有事儿拒绝了。大会由空司政治部于副主任主持，军务部部长杨彩章代表空军党委参加并讲话。当时杨彩章紧跟林彪.吴法宪，掌握着全空军干部子女当兵入伍分配大权，后因“林彪事件”受到降职处分。他同我岳父是同乡，一九八七年临去世前见到我岳父时，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名字，好像有点儿内疚似的。

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只听一声“把潘涌等人带上来”，我们一个个按指定路线被带到台上，低头站好。头顶上的强光灯照得我两眼发白，稍微稳定了一会儿，我微微抬起头来，啊！台下黑压压一片，整个礼堂坐满了人，我再斜眼看看台上另外几个孩子，早已吓呆了，头低得不能再低了。

于副主任宣布批判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情报部参谋李云初，代表情报部批判我，因为我父亲时任情报部付部长。这时政治部的一位姓梁的保卫干事在台下大喊：“叫潘涌把头低吓去！”我赶紧把头低下，忍不住笑了起来，怎么我也成了走资派了。接着台下又传出“打倒潘涌！”的口号，我听得出是贺德全夫人梁玉环带头喊的，贺德全原是部里的处长，文革中跟对了人，后来突击提升情报部部长，据说后又内定空军参谋长。“林彪九一三”事件后被定为死党开除军籍回乡劳动。一九九五年我曾与贺德全电话长聊一个小时，那时他已是七十的老人了。他对我说，你梁阿姨已经去世，自己到目前还未平反，生活仍没有着落。我说，搞政治如投机，您是虽败犹荣。

李云初负责我的专案，他像批判走资派一样列举了我的许多罪状，当然这不是他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无中生有。他用十五个字概括了我的童年：打砸抢抄抓，吭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由于年代太久实在回想不出他的发言是怎样结尾的，这时全场气氛还算温和，特别是李云初指着我脚上穿的白回力鞋说也是抢来的时候，群众也没有过激行为。会后这双鞋被没收，我母亲又给要了回来，她坚持认为是她给我买的。李云初最感兴趣的是想找到我男女方面的问题，我坚持说没有，要不然在那个年代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接着其他部代表批判发言，整个过程像是在过流水帐，没有人喊打倒另外几个孩子。杨彩章代表空军党委作最后发言，之前我们被带到台下第一排坐好，我看看旁边的李强，还呆得像木鸡一样。杨彩章说总的处理原则是坦白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算阶级敌人。后来母亲对我说，那天我看见你长高了，长胖了，这些孩子中你表现得最有气质。

一天，一束阳光射进了我的房间，开始我分不清是朝霞还是夕阳，是日出还是日落，我静静地坐着，细细地观察，才看清楚：是朝霞而不是夕阳，是面向旭日而不是面对落日，是展望一天的开始而不是走向一天的结束。几天后，我和李强.杨亚平被送到陕西省大荔县黄河滩空军农场劳动改造，其余四人因父亲有严重问题被送到内蒙东北类似宁古塔等边远地区插队落户。

从此我离开了家，离开了乱轰轰的北京，不显山不露水开始了新的人生，那年我不满十六岁。

又是一个多少年过去了，当您回首往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因文革使您一生碌碌无为而悔恨。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大舞台，文革只是其中小小的独幕剧，可能没有掌声，演砸了，没关系，继续练，总会出现鲜花和掌声，要不然还修那么多剧院干什么！

09/2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