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經被“打倒”過

“打倒”這個詞今天不常用了，確切些說不用了。現在誰要是開會時喊“打倒 xxx”，大家都會覺得這個人可能神經有毛病。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這個詞除了“萬歲”.“永遠健康“外，可能是使用頻率最高的。大到國家主席.中央部長.元帥.將軍.省長.廠長，小到小學校長.老師.工友，都可以用作“打倒”的賓語。從時間上看，“打倒四人幫”應該最後一次使用，它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從年齡上看，年齡最小的，遭萬人大會批鬥,正式作為“打倒”的賓語，應該算是我了。當時的審訊記錄.會議記錄和處理決定如沒有被銷毀的話，應該存於空軍司令部政治部保衛處。如果沒有異議的話，應該算作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年齡最小之最了。

一九六六年，在毛澤東的“停課鬧革命”最高指示的號召下，學校停課了，把我過早地推入社會。我參加了紅小兵.紅衛兵和糾察隊，參加了寫大字報批鬥老師.抄家.大串聯.步行長征，以及後來的打砸搶。在後來的幾年中，中國處於嚴重的無政府狀態，這不僅給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動亂，而且還毀掉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多少年後，我在New Haven開小酒莊，我經常同Yale教授閒聊，有的還是好朋友，他們覺得我智商不低，我也覺得他們沒有什麼特別，令他們不解的是我開小酒莊為生。其實，我在那一代人當中已經算是幸運兒了。

男孩子不上學就打架，開始是歲數大的打歲數小的，兒子多的打兒子少的，官大的打官小的，最後發展到樓與樓之間打，大院與大院之間打。王朔小說《陽光燦爛的日子》所提到的小混蛋就是大院與大院之間孩子打架為文革殉葬的，其實小混蛋當時是個孩子，只不過個子高點兒，有人吹捧鼓動。來美國前我見過一個當年打架最凶的孩子，那時的他已是一片菩薩心腸了，看樣子人都是有良心的，只不過是文革時有些變態而已。

我在空軍大院是最出名的，以至到後來想在大院女孩子中找位青梅成個家都很難。我大學畢業分到空一所後準備成家，有位姓周的空軍幹部部副部長在我去東大橋干休所的路上認出了我，跟蹤我至後來的岳父家，我走後，他問來人是不是叫潘涌，如果是，他可是空軍大院有名的壞孩子。還好這位老岳父當年不在空軍大院，他也想象不出當時北京的情況，沒太在意。

隨着文革不斷深入，空軍大院治安越來越差，我也開始了混水摸魚，我沒事兒喜歡偷個自行車騎騎，夏天晚上喜歡翻進將軍家的院子偷個桃兒.蘋果什麼的。何廷一家當年桃樹結了不少桃子，我們每晚都去光顧，何偉老抱怨桃子剛熟就沒了，那時何廷一已被打成“三反”分子，再無警衛把守，院可落雀了。陳熙家有棵梨樹，前幾年梨子被人偷掉，這年梨子快熟時，每天晚上派小警衛員在樹下坐着。有一次我帶楊宏賓去，他的百米速度小於11秒，正好碰上小警衛員回屋小解，由陳熙在樹下坐着，楊宏賓一看不好飛身竄牆跑掉，我被陳熙一把抓住，那時陳熙年不過五十，還有在興國時的餘勇。王平水家沒有光顧，王燕蓉當時對我不依不饒，在大，警衛森嚴，無從下手，現在已是“歷史的遺憾”了。更危險的是我認識了許多破落八旗子弟的後代，那時他們除了有幾間瓦房外幾乎一貧如洗，一些孩子不得已在公共汽車上以夾包為生。我認識一個孩子，他稱溥儀為姨父，曾因偷錢包被判刑十年，改革開放後，以他過人的機警迅速發達，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再見到他時，他的公司主要班底多是當年審判他的老公安老法官。

當時的空軍黨委本着抓幾個可以教育一批的原則，作為大案要案處理。一共抓了七個孩子，除我外還有李強.魏小歐.楊亞平.蔡克仁.楊廣學.黃友林。說老實話，我和李強確實有些問題外，其他那幾個孩子純屬誤抓，可能是父親站錯了隊，特別是黃友林從小就是品學兼優的好孩子，黃玉昆以前不知得罪了誰，有人把他的孩子也往死了整。我們前後被關押了四十天，其間讓我嘗到了審問交代揭發以及文革中常用的“逼供信”的滋味兒。還好我不僅通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還練了鋼筆字，我至今毛主席話語朗朗上口，寫着一筆好字可能跟這也有一定的關係。

一天警衛班長給我們戴上手銬，說是參加一個重要會議，而且讓我排在第一個，進了空軍營建禮堂我才明白是批鬥大會。全空軍大院的幹部家屬子女都參加了，我母親也去了，我父親藉口支左有事兒拒絕了。大會由空司政治部於副主任主持，軍務部部長楊彩章代表空軍黨委參加並講話。當時楊彩章緊跟林彪.吳法憲，掌握着全空軍幹部子女當兵入伍分配大權，後因“林彪事件”受到降職處分。他同我岳父是同鄉，一九八七年臨去世前見到我岳父時，嘴裡反覆念叨着我的名字，好像有點兒內疚似的。

我當時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只聽一聲“把潘涌等人帶上來”，我們一個個按指定路線被帶到台上，低頭站好。頭頂上的強光燈照得我兩眼發白，稍微穩定了一會兒，我微微抬起頭來，啊！台下黑壓壓一片，整個禮堂坐滿了人，我再斜眼看看台上另外幾個孩子，早已嚇呆了，頭低得不能再低了。

於副主任宣布批判開始，第一個發言的是情報部參謀李雲初，代表情報部批判我，因為我父親時任情報部付部長。這時政治部的一位姓梁的保衛幹事在台下大喊：“叫潘涌把頭低嚇去！”我趕緊把頭低下，忍不住笑了起來，怎麼我也成了走資派了。接着台下又傳出“打倒潘涌！”的口號，我聽得出是賀德全夫人梁玉環帶頭喊的，賀德全原是部里的處長，文革中跟對了人，後來突擊提升情報部部長，據說後又內定空軍參謀長。“林彪九一三”事件後被定為死黨開除軍籍回鄉勞動。一九九五年我曾與賀德全電話長聊一個小時，那時他已是七十的老人了。他對我說，你梁阿姨已經去世，自己到目前還未平反，生活仍沒有着落。我說，搞政治如投機，您是雖敗猶榮。

李雲初負責我的專案，他像批判走資派一樣列舉了我的許多罪狀，當然這不是他個人行為，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是無中生有。他用十五個字概括了我的童年：打砸搶抄抓，吭蒙拐騙偷，吃喝嫖賭抽。由於年代太久實在回想不出他的發言是怎樣結尾的，這時全場氣氛還算溫和，特別是李雲初指着我腳上穿的白回力鞋說也是搶來的時候，群眾也沒有過激行為。會後這雙鞋被沒收，我母親又給要了回來，她堅持認為是她給我買的。李雲初最感興趣的是想找到我男女方面的問題，我堅持說沒有，要不然在那個年代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接着其他部代表批判發言，整個過程像是在過流水帳，沒有人喊打倒另外幾個孩子。楊彩章代表空軍黨委作最後發言，之前我們被帶到台下第一排坐好，我看看旁邊的李強，還呆得像木雞一樣。楊彩章說總的處理原則是坦白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仍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算階級敵人。後來母親對我說，那天我看見你長高了，長胖了，這些孩子中你表現得最有氣質。

一天，一束陽光射進了我的房間，開始我分不清是朝霞還是夕陽，是日出還是日落，我靜靜地坐着，細細地觀察，才看清楚：是朝霞而不是夕陽，是面向旭日而不是面對落日，是展望一天的開始而不是走向一天的結束。幾天后，我和李強.楊亞平被送到陝西省大荔縣黃河灘空軍農場勞動改造，其餘四人因父親有嚴重問題被送到內蒙東北類似寧古塔等邊遠地區插隊落戶。

從此我離開了家，離開了亂轟轟的北京，不顯山不露水開始了新的人生，那年我不滿十六歲。

又是一個多少年過去了，當您回首往事的時候，千萬不要因文革使您一生碌碌無為而悔恨。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大舞台，文革只是其中小小的獨幕劇，可能沒有掌聲，演砸了，沒關係，繼續練，總會出現鮮花和掌聲，要不然還修那麼多劇院幹什麼！

09/2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