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庭 –樺樹 幾個月前，我偶爾興起，寫了一篇調侃潘涌先生優越感的小文，於是就被貼上了什麼紅色公主的標籤，而遭到眾人的的憎恨。 為此，我很榮幸能讓我今天有機會談談我的幼年，青少年時期和我的家庭。 我的父親是個普通農民的兒子，他自小資質聰穎，悟性很高，經過後天外界和自身的教育，變成了一個心胸寬闊，開明儒雅的人；他讀萬卷書，寫一筆和書法家一樣漂亮的字。我的母親是個遠近出名的大美人，異常漂亮，這是我們後輩的幸運。母親是醫生，儘管沒有頂尖的醫術，但她一生努力，盡責盡力。父母在青少年時期，就為了反抗黑暗，參加了革命，從此他們過着把腦袋掖在褲腰帶里的艱苦危險生活，只為去尋找他們心中的光明。 我父母都十分簡單，別人家裡經常計較的事情從未在我家發生過，比如說金錢。 從我記事起，我父母拿到薪水後就平均分成4份：一份寄給我的姑姑，她丈夫去世，自己要養活6個孩子；一份寄給我的舅舅和大姨，我舅舅抗戰時就是西海文工團團長，打仗受傷後，被調去管宣傳工作。反右時期，為了湊名額，他就領導犯傻自報當了右派，罪名是批准演了劇目《寶蓮燈》，從此發派到不毛之地勞動改造，沒有收入，我當中學老師的舅母以微薄的薪水養活他們的4個嗷嗷待哺的幼兒。我的大姨新婚不久丈夫就因病過世，留下一個遺腹子，孩子初長成人也去參加革命，一去不返，杳無音訊。後來大姨孤獨癱瘓在床，由我母親月月接濟；第三份錢我媽媽交給我年僅十歲的姐姐，由她負責家裡每個月的伙食，通常都是捉襟見肘；另外一份由母親收起，以便不時之需。 我的少年時期，可以說受盡欺凌，四處漂泊，永遠被逼迫在黑暗的角落。我去過勞改農場，五七幹校，偏僻的小城，大深山溝的里插隊，自八九歲起，我已經會做所有的農活；從我8歲到14歲中間我沒有上過一天正式的學校，我更沒有通過父母走後門當過兵找工作或上大學。工作以後，我也從沒有問家裡要過一分錢。 我的父母生活極為節儉，做人光明磊落，潔身自好。他們從沒有貪過污，也沒有做過任何壞事。他們不是什麼政治局高幹，也沒有什麼特權。我父親離休後，家裡沒有請保姆，父親每天買菜做飯，還把我80多歲的大姨接到我家。我大姨患非常嚴重的高血壓心臟病，當時搬動極為不易，父親用兩隻胳膊在車上托着這個80多歲的老太太坐了4個多小時。後來在我家，當大姨不小心拉屎拉到褲子裡時，都是我父親主動幫她刷洗，從無怨言，直到送終。就連我媽媽都做不到。我現在一低頭，想起的就是父親在傍晚才去買菜討價還價，一分一分地講價；又一低頭想起得是寒冬臘月，他每天清晨黑麻麻4點為我姐姐剛出生的嬰兒去取牛奶，從不間斷。 他那麼節省，卻一次一次地把工資寄給貴州深山溝那個根本不太了解的希望小學。我父親死後，除了4萬多元的喪葬費，我又加了一點給他買了一塊墓地以外，他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只有他書房的那些藏書搬到了我的書房，還有給我留下了一根他的拐杖作為留念。父親死亡我們沒有通知任何人，可在遺體告別時卻看到了四面八方來的漆黑的一大片哭泣的臉。 我看到的大院的孩子和哪裡的孩子都一樣，有好有壞，但大多數都是很好的人。 儘管我此生平庸，只是一個瘌痢頭，但我多麼地希望，我能成為我父親心目中的公主。儘管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