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枝管制与自由的权力 西西里柠檬 【缘起】 其实枪枝泛滥与同性恋、死刑等等都是同根同源的问题，都和西方契约文化“人权”、 “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有关。 【地壳、地幔 ── 契约与人本】 老夫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有「人本」和「契约」两个层面，从 人本层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内指的，指向人的内心，指向人的良知，指向人 性，其核心即是仁者爱人，爱人如己。如果社会人人都能做到，那就是“大同世界”。 从契约层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外指的，指向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孔子这句话 把“人权”、“自由”、“平等”这些基本概念都完全含摄了，而人权、自由、平 等也必须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础而不是反之。能做到这个外指层面，即为“小 康社会”。广义来讲，东方文化「礼」的契约是以自然人伦为基础，西方「法」的契 约则以个体利益为基础。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仅仅依靠契约层面的价值观念和原理原则，都不可能保证 社会和谐，因为社会和谐的本体建立在人本层面，也就是人的内心、人的良知和人 性层面 ── 在东方是儒家的仁者爱人，在西方是宗教的爱人如己。现代人对人的 内在的良知和道德存在两重常识性的误解：一是把良知、道德绝对化，认为人类无法 做到，其实良知、道德的社会和个体水平有个程度上的差别，在人人皆尧舜与一片 鬼魅世界之间，存在极为广褒的平野，而这趋向两极以及中央地带，便是东、西方 圣贤教化的区域；二是把良知、道德理想化，认为那是一种乌托邦，其实这又犯了双 重标准的错误，比如契约层面的法制社会人们不遗余力去建设，到今天不是一样千 疮百孔吗？为什么不把它弃之如敝屣呢？ 事实上一个社会真正的法治水平，并不以健全的制度为唯一标准，一个社会的法治 水平还以法律中所体现的人类良知与人性为最后的根据 ── 正是一个社会的良知、 道德水平，决定了它自身的法治所可能达到的公正与正义的水平。 【打磨自由与平等】 我们前面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权、自由、平等的前提，也就是说己 不欲勿施人是个「普世价值」，而人权、自由、平等是「衍生价值」。有朋友也许 会反问说，真正懂得人权、自由、平等的人，也一定会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 甚至可能倒过来认为，如果不懂人权、自由、平等，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己不欲勿施人， 这也好象讲得通。 东方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了人本和契约两个层面，即人与人相互关 系的契约涵义，是出自于人本定义，是由人本定义来解释，以人本定义也就是人的 良知和人性的理性表达 ── 仁者爱人为出发点的。反观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 念（人权观源自平等、自由观，所以事实上只有平等、自由两大概念），自由、平等 除了契约层面的涵义之外，它们赖以存在的人本涵义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西方世 俗文化中，自由是个终极概念、终极价值，但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逻辑基础只是自 由的反命题，即不自由。但用反命题逻辑只能证明自由的合理性，并不能证明自由是 终极性的最高价值，事实上也的确存在著对自由的更深层的人本追问，即自由的人 性基础是什么？ 所以我们从人本层面对自由发出更深的人性追问之后就会发现，自由无法对自身的 根本价值做出人本、人性的解释 ───自由源自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呢？我们当然 可以说，给予他人自由是人性善的体现，但问题是自由的诉求本身是善是恶？善者 追求自由，恶者难道就不追求自由了吗？这一问就给问哑了。所以契约文化的自由概 念，无法和人性概念对接，这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契约文化价值观念远远没有达到东 方人本文化价值观念所达到的人性深度，我曾反复指出，西方文化达到人性最深处 的价值存在于宗教之中，而西方世界的世俗精神与宗教精神却又是基本对立的。事实 上西方世俗文化的自由理念，正是发端于世俗人文精神复兴以及对宗教世界逃离的 时代思潮，既不是古希腊、也不是希伯莱文化型态中原生的最深刻的人文理念。最 后直指心性地叩问一句，到底什么是自由？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存在两种自由，一 种是东方文化中佛教和庄子的超越的自由，一种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这种自由形而 上的表达是“自由意志”，形而下的表达就是人类精神、肉体、心灵的林林总总的 所有欲望，所谓西方的自由概念，本质上就是人类可欲的道德化的包装。所以依据 自我的可欲为人性立法，这正是西方自由概念的逻辑起点。“自由啊自由，有多少人 间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罗兰夫人这句话是在维护人类自由纯洁、神圣的一面，但 从另一面讲，自由本身就是罪恶的渊薮。 西方平等概念的命运要比自由幸运得多。我曾提到过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概念 中，自由属于世俗价值，博爱属于宗教价值，平等居中，近、现代西方的平等，既 渗透了宗教精神，也渗透了世俗精神。宗教意义的平等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的， 深俱人性基础，世俗意义的平等虽然本于契约精神，但也常常能够透出宗教情怀，所 以平等的意义完全取决于社会与个人的平等观的出发点。 西方文化中平等的价值往往游走于世俗契约与宗教伦理之间，不过我们中国人往往 把人格的绝对平等和社会相对平等混淆了，用内在人格尺度来剪裁外在自然存在的 社会差别，把「平等」当成了「均等」。孟子在近两千年前，就对这种伪平等进行 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事实上西方除去宗教之外，契约文化的平等观根本无法与东方人 本文化的平等观相提并论。 西方平等的人本基础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是建立在“生命尊严”的基础之 上的。而生命的尊严到底是什么？东方文化的回答很清晰明确 ── 是人的良知、 理性与人性。生命尊严的理性精神在东方人本文化中形成得很早，“曲礼曰：毋不 敬”（《礼记》）这里「敬」有广、狭二义，广义而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 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 不慑。”（《礼记》）东方文化讲人的尊严以及对所有人的敬重，而“自卑而尊人” 则是平等意识得以产生的一种内在修养和基础，所以在东方人本文化中，平等观是完 整人格的一部分，不是一种旁无所依的独立的价值。 【案例分析的原则】 再回到西方文化语境，自由、平等的精神表达和社会归宿，在契约文化中就是律法。 但契约性质的律法只能含摄自由、平等中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却常常无法有 效地调和自由、平等概念下相异的利益、相异的价值（尤其是社会群体之间的）， 而这也正是契约伦理的边际，而这种契约伦理的边际，也正是律法自身的边际和常常 存在的内在深刻悖论的缘起。 在对枪枝泛滥、死刑、同性恋这些问题的争论中，出现尖锐对立双方都有理的局面， 本身就说明人权、自由、平等这些基本概念所存在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 原则在 现实中出现悖论，自由的悖论、平等的悖论、人权的悖论。而产生这些悖论的根本 原因，则在于西人把自由、平等、人权当成了最高的绝对价值，事实上如果无法对自 由、平等、人权作更深的追问并且找到更为普遍的基本价值，那么枪枝管制、死刑、 同性恋这些问题就永远无解。 比如赞成拥枪者认为拥有枪枝是个人自由，而且人人都享有拥有枪枝的平等权力。 形而下的理由也很多，比如拥枪可以自卫防暴，防止以强欺弱等等，但反对者则认 为护枪使社会暴力更容易，从而也增加了严重暴力如凶杀事件，而从形而上来讲， 当人的生命都遭到剥夺或威胁的时候，人的自由又体现在哪里？所以最后问题就变成 了这样 ── 人有拥枪的权力和自由，但人也有生命的权力和自由，而当这两种权 力和自由相冲突的时候，两种自由是否等价？如果不等价，那么哪一种自由高于另 一种自由？就象我在前面所讲的，从自由、平等、人权这样的衍生概念来看，问题是 无解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提审自由、平等、人权，并对它们一一作更深的追问。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指出：“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 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伏尔泰认为自由“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 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自由不仅应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为不受束缚，而且 应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为对某种权利的保护。如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所表达的：“我坚 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孟德斯鸠对自由的解释是：“做 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可以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说或禁止写 的东西”，或“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在这种法 律之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而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又无 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上述三人之中，孟德斯鸠最浅。首先法律并非上帝，法有已立和未立，对于未立之 法而言，人类自由的尺度是什么？另外立法本身就往往需要依据保护自由的原则， 那么孟德斯鸠这里的讲法就倒果为因了。事实上赞成拥枪者一条很强有利的理由， 就是拥枪是受宪法保护的神圣权力和个人自由。 在契约社会中，法律是正义与公正的象征，但法不是至高无上的，不是超然的绝对 权威。法由人立、由人解释、由人执行也由人修正，法律为人服务，人并非法律的 奴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产生于1791年，两百年前的拓荒时代和今天的美国社会 已经全然不同，拓荒时代拥有枪枝是个人生命财产的基本保证，而在高度都市化的当 代社会则是对他人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拓荒时代枪枝保护个人生命财产的功能已 经被现代社会警察和保安制度所取代，所以宪法第二修正案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客 观语境。如果它不能被修改，那就说明人类是法律的奴隶；如果人们不愿意修改，那 就是社会上拥有枪枝者把拥枪的自由高置于他人的生命之上，这实际上也正是对自 由的最大嘲弄，而这种嘲弄的种子，却又正是自由本身所孕育的。 【结语】 所以说或者自由有问题，或者法律有问题，事实上是自由和法律都有问题。记得好 象是同一个孟德斯鸠还曾经说过，你有随意挥动拳头的自由，但必须止于我的鼻端。 什么是自由？我们一方面可以往深处不断追问，而从另一面看，它本来又是个极为 简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