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枝管制與自由的權力 西西里檸檬 【緣起】 其實槍枝泛濫與同性戀、死刑等等都是同根同源的問題，都和西方契約文化“人權”、 “自由”、“平等”這些基本價值觀念有關。 【地殼、地幔 ── 契約與人本】 老夫子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有「人本」和「契約」兩個層面，從 人本層面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內指的，指向人的內心，指向人的良知，指向人 性，其核心即是仁者愛人，愛人如己。如果社會人人都能做到，那就是“大同世界”。 從契約層面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外指的，指向人與人的關係。事實上孔子這句話 把“人權”、“自由”、“平等”這些基本概念都完全含攝了，而人權、自由、平 等也必須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基礎而不是反之。能做到這個外指層面，即為“小 康社會”。廣義來講，東方文化「禮」的契約是以自然人倫為基礎，西方「法」的契 約則以個體利益為基礎。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化，僅僅依靠契約層面的價值觀念和原理原則，都不可能保證 社會和諧，因為社會和諧的本體建立在人本層面，也就是人的內心、人的良知和人 性層面 ── 在東方是儒家的仁者愛人，在西方是宗教的愛人如己。現代人對人的 內在的良知和道德存在兩重常識性的誤解：一是把良知、道德絕對化，認為人類無法 做到，其實良知、道德的社會和個體水平有個程度上的差別，在人人皆堯舜與一片 鬼魅世界之間，存在極為廣褒的平野，而這趨向兩極以及中央地帶，便是東、西方 聖賢教化的區域；二是把良知、道德理想化，認為那是一種烏托邦，其實這又犯了雙 重標準的錯誤，比如契約層面的法制社會人們不遺餘力去建設，到今天不是一樣千 瘡百孔嗎？為什麼不把它棄之如敝屣呢？ 事實上一個社會真正的法治水平，並不以健全的制度為唯一標準，一個社會的法治 水平還以法律中所體現的人類良知與人性為最後的根據 ── 正是一個社會的良知、 道德水平，決定了它自身的法治所可能達到的公正與正義的水平。 【打磨自由與平等】 我們前面提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人權、自由、平等的前提，也就是說己 不欲勿施人是個「普世價值」，而人權、自由、平等是「衍生價值」。有朋友也許 會反問說，真正懂得人權、自由、平等的人，也一定會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 甚至可能倒過來認為，如果不懂人權、自由、平等，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己不欲勿施人， 這也好象講得通。 東方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包含了人本和契約兩個層面，即人與人相互關 系的契約涵義，是出自於人本定義，是由人本定義來解釋，以人本定義也就是人的 良知和人性的理性表達 ── 仁者愛人為出發點的。反觀人權、自由、平等這些概 念（人權觀源自平等、自由觀，所以事實上只有平等、自由兩大概念），自由、平等 除了契約層面的涵義之外，它們賴以存在的人本涵義是什麼？我們都知道在西方世 俗文化中，自由是個終極概念、終極價值，但自由作為終極價值的邏輯基礎只是自 由的反命題，即不自由。但用反命題邏輯只能證明自由的合理性，並不能證明自由是 終極性的最高價值，事實上也的確存在著對自由的更深層的人本追問，即自由的人 性基礎是什麼？ 所以我們從人本層面對自由發出更深的人性追問之後就會發現，自由無法對自身的 根本價值做出人本、人性的解釋 ───自由源自於人性善還是人性惡呢？我們當然 可以說，給予他人自由是人性善的體現，但問題是自由的訴求本身是善是惡？善者 追求自由，惡者難道就不追求自由了嗎？這一問就給問啞了。所以契約文化的自由概 念，無法和人性概念對接，這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契約文化價值觀念遠遠沒有達到東 方人本文化價值觀念所達到的人性深度，我曾反覆指出，西方文化達到人性最深處 的價值存在於宗教之中，而西方世界的世俗精神與宗教精神卻又是基本對立的。事實 上西方世俗文化的自由理念，正是發端於世俗人文精神復興以及對宗教世界逃離的 時代思潮，既不是古希臘、也不是希伯萊文化型態中原生的最深刻的人文理念。最 後直指心性地叩問一句，到底什麼是自由？在整個人類文化中，存在兩種自由，一 種是東方文化中佛教和莊子的超越的自由，一種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由，這種自由形而 上的表達是“自由意志”，形而下的表達就是人類精神、肉體、心靈的林林總總的 所有欲望，所謂西方的自由概念，本質上就是人類可欲的道德化的包裝。所以依據 自我的可欲為人性立法，這正是西方自由概念的邏輯起點。“自由啊自由，有多少人 間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羅蘭夫人這句話是在維護人類自由純潔、神聖的一面，但 從另一面講，自由本身就是罪惡的淵藪。 西方平等概念的命運要比自由幸運得多。我曾提到過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大概念 中，自由屬於世俗價值，博愛屬於宗教價值，平等居中，近、現代西方的平等，既 滲透了宗教精神，也滲透了世俗精神。宗教意義的平等是建立在愛的基礎之上的， 深俱人性基礎，世俗意義的平等雖然本於契約精神，但也常常能夠透出宗教情懷，所 以平等的意義完全取決於社會與個人的平等觀的出發點。 西方文化中平等的價值往往遊走於世俗契約與宗教倫理之間，不過我們中國人往往 把人格的絕對平等和社會相對平等混淆了，用內在人格尺度來剪裁外在自然存在的 社會差別，把「平等」當成了「均等」。孟子在近兩千年前，就對這種偽平等進行 了鞭辟入裡的批判，事實上西方除去宗教之外，契約文化的平等觀根本無法與東方人 本文化的平等觀相提並論。 西方平等的人本基礎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是建立在“生命尊嚴”的基礎之 上的。而生命的尊嚴到底是什麼？東方文化的回答很清晰明確 ── 是人的良知、 理性與人性。生命尊嚴的理性精神在東方人本文化中形成得很早，“曲禮曰：毋不 敬”（《禮記》）這裡「敬」有廣、狹二義，廣義而言“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 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 不懾。”（《禮記》）東方文化講人的尊嚴以及對所有人的敬重，而“自卑而尊人” 則是平等意識得以產生的一種內在修養和基礎，所以在東方人本文化中，平等觀是完 整人格的一部分，不是一種旁無所依的獨立的價值。 【案例分析的原則】 再回到西方文化語境，自由、平等的精神表達和社會歸宿，在契約文化中就是律法。 但契約性質的律法只能含攝自由、平等中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價值，卻常常無法有 效地調和自由、平等概念下相異的利益、相異的價值（尤其是社會群體之間的）， 而這也正是契約倫理的邊際，而這種契約倫理的邊際，也正是律法自身的邊際和常常 存在的內在深刻悖論的緣起。 在對槍枝泛濫、死刑、同性戀這些問題的爭論中，出現尖銳對立雙方都有理的局面， 本身就說明人權、自由、平等這些基本概念所存在的深刻的內在矛盾 ── 原則在 現實中出現悖論，自由的悖論、平等的悖論、人權的悖論。而產生這些悖論的根本 原因，則在於西人把自由、平等、人權當成了最高的絕對價值，事實上如果無法對自 由、平等、人權作更深的追問並且找到更為普遍的基本價值，那麼槍枝管制、死刑、 同性戀這些問題就永遠無解。 比如贊成擁槍者認為擁有槍枝是個人自由，而且人人都享有擁有槍枝的平等權力。 形而下的理由也很多，比如擁槍可以自衛防暴，防止以強欺弱等等，但反對者則認 為護槍使社會暴力更容易，從而也增加了嚴重暴力如兇殺事件，而從形而上來講， 當人的生命都遭到剝奪或威脅的時候，人的自由又體現在哪裡？所以最後問題就變成 了這樣 ── 人有擁槍的權力和自由，但人也有生命的權力和自由，而當這兩種權 力和自由相衝突的時候，兩種自由是否等價？如果不等價，那麼哪一種自由高於另 一種自由？就象我在前面所講的，從自由、平等、人權這樣的衍生概念來看，問題是 無解的，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提審自由、平等、人權，並對它們一一作更深的追問。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裡指出：“沒有一個詞比自由有更多的涵義，並在人們 意識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伏爾泰認為自由“既不在於使別人痛苦，也不在 於以別人的痛苦使自己快樂”。自由不僅應從消極的意義上理解為不受束縛，而且 應從積極的意義上理解為對某種權利的保護。如伏爾泰的一句名言所表達的：“我堅 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孟德斯鳩對自由的解釋是：“做 法律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可以說或寫一切法律所沒有明文禁止說或禁止寫 的東西”，或“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不被強迫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在這種法 律之下，“一個公民不懼怕另一個公民”。而盧梭認為：“人是生而自由的，又無 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 上述三人之中，孟德斯鳩最淺。首先法律並非上帝，法有已立和未立，對於未立之 法而言，人類自由的尺度是什麼？另外立法本身就往往需要依據保護自由的原則， 那麼孟德斯鳩這裡的講法就倒果為因了。事實上贊成擁槍者一條很強有利的理由， 就是擁槍是受憲法保護的神聖權力和個人自由。 在契約社會中，法律是正義與公正的象徵，但法不是至高無上的，不是超然的絕對 權威。法由人立、由人解釋、由人執行也由人修正，法律為人服務，人並非法律的 奴僕。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產生於1791年，兩百年前的拓荒時代和今天的美國社會 已經全然不同，拓荒時代擁有槍枝是個人生命財產的基本保證，而在高度都市化的當 代社會則是對他人生命財產的嚴重威脅，拓荒時代槍枝保護個人生命財產的功能已 經被現代社會警察和保安制度所取代，所以憲法第二修正案已經失去了其生存的客 觀語境。如果它不能被修改，那就說明人類是法律的奴隸；如果人們不願意修改，那 就是社會上擁有槍枝者把擁槍的自由高置於他人的生命之上，這實際上也正是對自 由的最大嘲弄，而這種嘲弄的種子，卻又正是自由本身所孕育的。 【結語】 所以說或者自由有問題，或者法律有問題，事實上是自由和法律都有問題。記得好 象是同一個孟德斯鳩還曾經說過，你有隨意揮動拳頭的自由，但必須止於我的鼻端。 什麼是自由？我們一方面可以往深處不斷追問，而從另一面看，它本來又是個極為 簡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