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在“六-四”風波之後，狂妄地叫囂要中華民族“改變人種”，要“解散中國”，要“做三百年殖民地”，為此，他曾經荒唐地提出：中國要“引進總理”。經歷了十幾年後的今天，劉曉波不僅沒懸崖勒馬、痛改前非，反而在賣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在這篇文章中，一方面吹捧美國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又要中國“學習”美國。怎樣學呢？他竟然要求中國政府把叛逃國外、一心想把西藏從祖國的版圖上分裂出去的達賴喇嘛“請回來”，讓他來當中國的“國家主席”。他說：“中共政權有足夠的政治智慧，漢人有足夠的心胸，那就把達賴喇嘛請回來擔任國家主席，漢藏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他還煞有介事地擺出四條理由，其中一條胡說：“達賴喇嘛構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將是一個政教分離的民主西藏，這種民主試驗已經在流亡政府的轄區內進行多年。在達賴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進行民主試驗的成功率極高，如同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做的一樣。

1989年“六四風波”時，他是個上竄下跳的“風雲”人物。風乍起的時候，他最早提出了“不信馬列，反對中共”的反動口號。4月22日，他在《世界日報》上發表文章，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專制政體”，攻擊毛主席是“暴君”。他一路罵下去，從毛澤東一直罵到馬克思。他與胡平、陳軍、陳小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煽動學生同國外敵對勢力勾結，以所謂“打倒暴政”為口號，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接着，他受反動組織“中國民聯”的派遣，由紐約趕到北京，直接插手動亂。5月22日，他盜用北師大的名義起草了題為《我們的建議》的反動傳單，打出要在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黑旗。他鼓吹多黨制，提出民主黨派要“有計劃的公開的明確的向政府提出獨立的參政要求，進一步成為真正的具有獨立權利的民主黨派。”他與同夥炮製了《絕食宣言》，策劃和導演了天安門廣場“絕食”的鬧劇。6月2日，他竄到香港發表錄音講話，猖狂叫囂：“我們必須在人民中組織武裝部隊”，妄圖武裝奪權。他從美國主子那裡弄到一筆美元，揚言：“此錢是用於推翻共產黨政權的”。他似乎認為，中國的天下即將成為他們這些人的天下，於是，便躊躇滿志地提出所謂“四個代替”的施政綱領，即：“用多黨制代替一黨制，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用多元的言論、思想的自由代替思想的一元化，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國傳統文化。”
    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給劉曉波又一次提供了巴結帝國主義、為美國統治者獻媚效勞的極好機會。於是，劉曉波與余杰、包遵信等人聯合寫了一封《致布什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令人肉麻的表示他們對主子的忠心：“大洋彼岸的我們為之無限悲憤。毫無疑問，……這是美國人民為捍衛正在建立之中的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價，我們對此表示沉痛的哀悼，……歷史的教訓屢屢告誡人類，民族主義往往是惡棍的最後一個避難所。……文明處於危機之中。……我們祈禱上帝再一次賜以力量，以幫助您的國家和人民度過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刻。我們相信，在這樣的日子裡……自由女神將屹立依然。……今夜，我們是美國人。願上帝保佑美國！”
    2003年3月，美國避開聯合國，悍然發動了侵略伊拉克的戰爭。劉曉波與其同夥又是“不失時機”的發表了支持美國的“簽名信”，無恥的把這種侵略行為美化成“解放伊拉克人民”。2008年7月4日，劉曉波針對美俄之間因美國在歐洲建立反導系統問題而展開的一場劍拔弩張的較量，他寫了一篇題為《普京逐漸露出克格勃真面目》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採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法，為美國霸權主義幫腔。他像瘋狗一樣，攻擊俄羅斯總統普京是什麼“反美”，“與西方對着幹”，“表現出明顯侵略性”，“依仗着石油武器來挑戰美國和歐洲”，“讓歐美聞到‘新冷戰’即將開始的味道。”云云。無數事實說明，劉曉波是一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劣跡斑斑、罪惡多端的民族敗類。俗話說，毒草除掉可以肥田。劉曉波這類帝國主義幫凶和吹鼓手，也有一個用處，那就是可以成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