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除了吃喝拉撒睡以維持肉體生存以外，人還需要精神生活，因為人是靈與肉的統一體。肉體是短暫的，而靈魂卻是不滅的。宗教性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人的靈性生活的核心就是信仰。

中國人曾經是一個篤信上帝的民族，中國的宗教傳統相當久遠，上古中國有“神州”之稱，一直到今天還是這麼叫。今天所見出土文物中最精美的器物幾乎都是祭祀用品。“上帝”這個詞並不是舶來品，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概念，在甲骨文里就已經存在了。“上帝”一詞在《詩經》中就出現421次之多。《詩經》分三部分：風、雅、頌，其中“頌”就是祭祀上帝的詩篇。有人考證，《周易》、《淮南子》、《尚書》、《山海經》以及屈原的《天問》有許多記載和《聖經》中創世記記載的某些事件相同，《春秋左傳》記載的“實沉”和“閼伯”的故事，和《聖經》中該隱與亞伯的故事很相似。《山海經》和《穆天子傳》記載上帝是“和平樂園”或“野禽獰獵園”或“空中花園”的主人，所描述的環境與《聖經》中之“伊甸園”十分相似。屈原《天問》說:“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登即安登，就是Adam（亞當）的音譯。意大利人安東尼奧阿馬薩里博士通過對甲骨文所記載內容的深入研究，發現商人的上帝與古希伯來人的上帝“耶和華”有着驚人的一致性。

上帝也稱作“天帝”，再簡化一下，便直接稱“天”。商王朝是神權政治，商王凡事占卜，也有正式的祭祀活動。到了周朝初年，祭祀制度定型，周公建立了完備的周禮，這是一套宗教、政治、社會三合一的制度。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北京的古蹟還保留有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太廟、社稷壇等宗教建築。

大量事實證明，上古華夏人是信仰上帝的。可是，三代以降，中國人漸漸背離了上帝，這種終極信仰為何中斷？原因不明，有人認為很可能與殷周之際中國政治與文化大變革有關。當然，中國人仍然保持敬天傳統，只是重心已經轉向了人事。皇帝自稱“天子”，就是天的兒子；皇帝發詔書開頭要說“奉天承運，皇帝昭曰”；遇到天災，星象異動，皇帝要向上帝懺悔，發布“罪己詔”。有人造反，便說要替天行道。無不冒上帝之名，行一己之私。於是，神州大地上演着一幕幕以人的權謀、詭計、暴力所主導的活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堅持仁義原則的宋襄公直到今天仍在遭到人們的恥笑。“竊鈎者誅，竊國者諸侯”。自從秦末陳勝吳廣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以後，中國的政治唯一需要的是軍事實力，以暴力攫取國家最高權力。一將功成萬骨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血泊中最後站起來的人將成為一個新王朝的奠基者。

這種只看結果不管程序正義的政治哲學在中國盛行了幾千年，使得中國的權力角力充滿了不確定因素。可能沒有人會想到，陳勝吳廣大澤鄉揭竿而起，最後竟成就了沛縣一個叫劉邦的小官吏；又有誰會料到，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跨塞北”為號發動起義，最後坐上大明江山寶座的竟然是皇覺寺的小和尚朱元璋？因此，中國皇權更迭從來不考慮什麼門第、血統、家世等因素，更不需要治國理念、世俗學問的資格考試，不斷重複的只是以暴力為基礎的權力更替。這種權力更替的模式不改變，中國政治就難免再次陷入動盪。

中國兩千年來封建社會實行的實際上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制度。有人把這種維持皇權制度的宗教稱為儒教。但是，也有人認為，所謂的儒教其實並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學說。孔子的《論語》當然並不是一部宗教著作，但是孔子本人是參與祭祀、禱告等宗教活動的，他自己就說，“丘也禱久矣。”“我日三省吾身”。儒經中的“三禮”就是這種祭祀儀式的規定。後代歷朝都設有禮部，專司宗教祭祀活動。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壇齋戒、沐浴、祭天。這種政教合一的專制主義制度的特點是宗教異化為政治的工具，除了道德教化之外， 根本不可能發揮對皇權的制衡作用。

中國人的確是一個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國人憑着自己的智慧也有了“四大發明”，對人類文明做出過貢獻。但是中國人所缺少的是來自上帝的大智慧。借着來自上帝的大智慧，人會因信仰而產生探尋生命的終極意義和上帝創造規律的衝動，由此催生了震撼人心的文學、哲學、美學、音樂、藝術，以及光怪陸離的現代科學。而離開了從上帝而來的智慧，僅憑着人的小聰明，人是無法進步的。一個失去了終極信仰的民族，喊出“人定勝天”的狂妄口號並不奇怪，這是公然與上帝為敵，後果是嚴重的。失去了對上帝的敬畏之心，道德便無約束，行為便可任意放蕩，人便沒有什麼不能幹，不敢幹的。私慾泛濫、貪污腐敗、假冒偽劣產品、毒牛奶、地溝油猖獗就是這種“智慧”的最好註腳。上帝是慈愛的，但上帝更是公義的、全能的、威嚴的，斷不以有罪為無罪，人必須承擔自己犯罪的後果。

毋庸置疑，中國人正面臨着嚴重的信仰危機。中國人需要上帝的智慧，更需要上帝的救贖。

有人說現在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如果什麼都不信，為什麼過年時那麼多人擠破頭要上廟裡燒香拜佛？很多哲學家認為，“信”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出外旅行，坐飛機，你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給了航空公司，具體一點說，交給了飛機駕駛員，你相信他的經驗、技術過硬，一定能帶你到達目的地，否則，你就不可能坐他的飛機。這個“信”沒有前提條件，沒有理性根據，你不可能把飛機駕駛員的駕駛紀錄、飛機的每一個零件的安全可靠性檢查清楚才上飛機，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簡單的“信”。聖經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11:1）

信仰是宗教的核心，但是真正的信仰應該是一種終極信仰。歷史證明，拜偶像，即把世界上的人或者事物作為崇拜對象已經造成了無數人間悲劇。中國人的信仰為什麼缺少終極關懷的內容？我認為，這和中國歷史上宗教傳統中的等級制有着直接關係。這種宗教上的不平等從周代就開始了，周禮規定，只有“天子”才可以祭天，諸侯、大夫只能祭遠祖，老百姓只能祭近祖。北京的天壇只有皇帝才能進去獻祭，皇帝其實承擔了祭祀的職責。“天”似乎離老百姓越來越遠，雖然老百姓絕望時也會呼喊“天哪！”但是，總的來說，皇帝所敬的“天”似乎和他們沒有什麼關係。這樣，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普遍的宗教神聖感的淡漠，老百姓不能敬天，只能各家分頭祭祀自家的近祖，那種統一的超越性、終極性的宗教情感就建立不起來。

中國真正的宗教信仰從周代就開始衰落了；明清以後，准信仰儒釋道也開始衰落，整個社會進入一個世俗化時代。二十世紀中葉，失去信仰的中國人開始了一個新的造神運動，進入了一個全民說謊的“偽神聖”時代，因為只有說假話才能顯得“高尚”、正確，說真話肯定禍及自身。這種拜偶像的惡果在今天已經充分顯現。

中國需要尋找失去了的真正的宗教信仰，再次仰望星空，去追尋人生的終極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