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就是个二杆子
伍加，2010年10月9日，周六
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我对刘晓波并不了解，仅从他在 1988 年回答记者的的材料（“
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看，说他是典型的愤青绝不为过。他说中国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但是，说刘晓波就是个愤青又不太确切，因为愤青通常有强烈的本土民族主义信念，特别喜欢表达“爱国主义”信念，具有较激进的思想、言论或行动。反观刘晓波，他说“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就是遮羞布”，中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孔子是个庸才”，“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从这些说法看，刘晓波不是愤青，而是个“二杆子”。
什么是“二杆子”？“二杆子”通常是指脾气莽撞、火爆；爱打架、惹是生非的人。在四川方言中，“二杆子”有时指不务正业，浪荡的无业流氓，黑社会份子；而在北方方言中，“二杆子”是指称疯癫、鲁莽、粗野、轻狂、蠢笨、弱智和盲目自大之义的一个词。
为了挑战权威而故作惊人之语，为了显示独特的个性而把“国骂”挂在嘴边，为了表达对现实不满就要砸烂整个世界，这是不负责任的二杆子行为。社会的发展必须是渐进的理性发展，任何抛弃理性的偏执都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的二杆子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大多数殖民地都获得独立，旧的世界殖民体系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呼唤对本民族再殖民三百年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对本民族极端失望，或有精神上的问题。最近我到北非的摩洛哥一周旅行使我对殖民地有了新的认识。摩洛哥曾经被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殖民，至今还带有宗主国的深刻影响。的确，宗主国通过向殖民地输出资本和技术，促使了殖民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把原本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地区变成了经济繁荣的地区。但是，殖民地的破坏性绝不容忽视。比如在摩洛哥，当地传统的经济结构被瓦解，当地的传统文化受到破坏。自然原始的田园风光被电线所分割，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出现成千上万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子。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汽车拥堵，空气污染。摩洛哥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可是现在摩洛哥的教育系统十分落后。被殖民就一定是好事吗？
在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大规模地扩张和殖民。相反，原来臣服于中国、向中国进贡的藩属小国都纷纷倒戈一击，反目成仇。反过来看看其它大国，它们对外不断扩张殖民，对当地的土著民族大开杀戒，对当地资源疯狂掠夺，还在当地留下不少混血后代或者说杂种。这些杂种们成为当地精英，成为沟通殖民者与当地民族的重要桥梁，成为殖民者在当地的代言人。其实中国也被殖民过，日本人就从上个世纪初期到中期对中国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殖民，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之后，这种殖民行为达到了顶峰。于是，中国的大地上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不少日本人的杂种。这些杂种们在当年就曾红极一时，占尽了当“良民”的便宜，今天他们的后代大多都成为社会精英，有些成为知名学者，更有些进入了政府高层，台湾的李登辉和陈水扁就是很好的例子。对外殖民的最大好处不在于获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而是在长时期殖民中掌握了当地的人才资源。这些带有殖民者基因、土生土长的人才依赖于原本就有的殷实家境，或者是得益于后来外来殖民者的提携，这些人很容易成为当地的精英，掌握着话语权和管理权。中国不就有个“知名学者”近日撰文称“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他认为，中国各地的二战纪念宣传，都是以“宣仇”为基本目的，这种宣仇式纪念和宣传只会让参观者内心充满仇恨。
怪不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喜欢刘晓波，他们需要这样的二杆子，以便能再到中国殖民三百年。
伍加，2010年10月9日，周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