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不象其他参加六四的学生领袖那样先后地当了逃兵并用无辜学生的血作为她们在西方为自己谋私利的资本;而且刘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受到的政治压力绝不低于常人,但仍敢公开说出写出顶撞当局的话。就凭这点,本定理就敬他是个好汉。
至于他的言论是否深刻,是否有可笑可恶之处,这种关于其言的问题,比起其行,都是次要的,不必太计较。
刘的获诺贝尔‘和平’奖,并不能让他更可敬,只说明西方某些利益团体认为刘的形象是个可以利用的砝码。为甚么?因为明眼人都知,诺贝尔和平奖是个政治工具,是个利用与之同名的科学奖项的名望垫高起来的花一百多万美刀买起来的一个政治宣言。去年把奖送给奥巴马来拍一个屁政绩都还没有的美帝总统固然贻笑方家,以前把‘和平’奖送给在互相搞种族仇杀杀得累了暂时坐下来谈谈喘口气的阿拉发特和佩雷思更是ironic. 送给达赖拉嘛和戈尔之流,则是为了迎合西方中上流有闲阶级的急于找些另类的但又成本不太高的时尚来附庸一下的猴急态。
就算是科研方面的诺贝尔奖,其选拔过程也充满着政治力量的角逐,只不过这些政治力量,不是中国美国这类,而是那行当内的各门派。一般来说,一个大家的门生越多,其获奖的呼声就越大。之所以偶尔地有象纳殊那样的天涯孤客获奖,主要原因是因为用他发明的均衡理论而创立学说的人多之又多。
总之,诺贝尔和平奖只是一个政治力量的角逐的工具。拿它来作为普世价值的标志,是对普世价值的亵渎,假如普世价值真地存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