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不象其他參加六四的學生領袖那樣先後地當了逃兵並用無辜學生的血作為她們在西方為自己謀私利的資本;而且劉一直生活在中國大陸,受到的政治壓力絕不低於常人,但仍敢公開說出寫出頂撞當局的話。就憑這點,本定理就敬他是個好漢。
至於他的言論是否深刻,是否有可笑可惡之處,這種關於其言的問題,比起其行,都是次要的,不必太計較。
劉的獲諾貝爾‘和平’獎,並不能讓他更可敬,只說明西方某些利益團體認為劉的形象是個可以利用的砝碼。為甚麼?因為明眼人都知,諾貝爾和平獎是個政治工具,是個利用與之同名的科學獎項的名望墊高起來的花一百多萬美刀買起來的一個政治宣言。去年把獎送給奧巴馬來拍一個屁政績都還沒有的美帝總統固然貽笑方家,以前把‘和平’獎送給在互相搞種族仇殺殺得累了暫時坐下來談談喘口氣的阿拉發特和佩雷思更是ironic. 送給達賴拉嘛和戈爾之流,則是為了迎合西方中上流有閒階級的急於找些另類的但又成本不太高的時尚來附庸一下的猴急態。
就算是科研方面的諾貝爾獎,其選拔過程也充滿着政治力量的角逐,只不過這些政治力量,不是中國美國這類,而是那行當內的各門派。一般來說,一個大家的門生越多,其獲獎的呼聲就越大。之所以偶爾地有象納殊那樣的天涯孤客獲獎,主要原因是因為用他發明的均衡理論而創立學說的人多之又多。
總之,諾貝爾和平獎只是一個政治力量的角逐的工具。拿它來作為普世價值的標誌,是對普世價值的褻瀆,假如普世價值真地存在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