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 在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方正縣“中日友好園林”內，一座刻有日本“滿洲開拓團”逝者名字的石碑在“日本人公墓”旁建成，這裡的“日本人公墓”安葬的是二戰期間日本關東軍帶來的日本開拓團成員。這個石碑的建成，在中國國內引起軒然大波，反對為日本開拓團建立紀念碑的抗聯老戰士、抗聯犧牲將士後代和部分專家學者發表聲明，要求方正縣消除負面影響，撤銷錯誤決定，推倒“日本開拓團碑”，儘快完善建立抗聯紀念設施。 而在日本，有許多中國人殉難者的慰靈碑，
甚至在靖國神社中，也有一個“鎮靈社”，悼念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各國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但是日本人一般沒有異議，從這一點看，這次的爭論也體現了中日生死觀的不同。

據方正縣透露，在二戰後期日本關東軍補給基地所在的方正縣遭到蘇聯軍隊攻擊後，來自日本各地的開拓團成員準備回國，但約5000人由於饑寒和傳染病死亡。中方於1963年將屍骨埋葬並建成公墓，這次立的石碑由方正縣投資約70萬元人民幣建成，碑上刻有通過日方提供的信息等途徑已確認身份的250名逝者，但由於不少開拓團成員無法確認身份，墓碑並未刻上其姓名，而方正縣政府外事辦公室主任王偉表示：“和所屬國家無關，死去的日本人也有他們的名字，我們是帶着反省歷史祈願和平的想法立碑的。”據悉，該縣還將繼續調查開拓團成員的姓名並將之刻上石碑。此外，刻有在華日本遺孤養父母姓名的石碑也在該友好園林建成。當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松本盛雄等中日相關人士28日前往墓前獻花。

而筆者就此事採訪了日本方正友好交流會的事務局長大類善啟先生，據大類先生說:在戰爭結束以後，約有4500--5000日本開拓團員和家屬在方正縣死去，1963年，經過周恩來總理的批准，在方正縣建立日本人公墓，在1984年，又在這座墓的旁邊建立了在方正縣麻山地區戰後被迫自殺的400多開拓團員及其家屬的公墓。
而這次建立這個刻有開拓團員名字的石牆，是完全由方正縣政府主持建立的，日本人沒有參與。在建這座石牆之前，方正縣外事辦公室曾向他們詢問，是否能提供一些死難的開拓團員的名單，這樣北海道和長野的一些遺屬提供了一些名單。

7月28日，他為了“蓮花節和中日文化交流會”訪問了方正縣。

8月1日 ，就這座石牆的建立，“九一八”全國鳴警報首倡者、中日關係觀察家王錦思、 軍旅作家、抗聯史專家、趙尚志頭骨發現者姜寶才、著名學者、原解放軍報高級編輯李庚辰、
抗日將領楊靖宇嫡孫、吉林省靖宇縣縣長助理馬繼民 、抗日將領趙尚志外甥、李龍、李明 等發表一份聲明，聲明指出:近日，黑龍江哈爾濱市方正縣投資約70萬元，為日本“滿洲開拓團”逝者立碑，激起全國各界的極大憤慨。我們——長期從事抗聯精神宣傳的抗聯老戰士、抗聯犧牲將士後代和部分專家學者更是無比憤怒，特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就這一事件發表嚴正聲明。

聲明要求:為“日本開拓團”立碑，不管是哪個人或哪個部門批準的，都要追查到底，如有腐敗行為要嚴懲不貸。要求方正縣消除負面影響，撤銷錯誤決定，推倒“日本開拓團碑”，儘快完善建立抗聯紀念設施。

對於日本右翼勢力以金錢為誘餌在我國境內保存“戰爭遺蹟”的行為，要引起國家和人民的足夠警惕。對有損國格人格的行為，不管有什麼“招牌”和後台，都要堅決地抵制、嚴肅處理，防止類似把“日本開拓團碑”也當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荒唐醜陋事情再次發生。

8月3日下午3點30分左右，5名男子從北京出發到達黑龍江方正縣，將“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碑砸毀。事發後，5男子與當地民警發生推搡，後被帶到了方正縣公安局接受訊問。8點40分左右釋放，5人離開方正縣，乘火車回京。

　5人自稱“湘軍五百”，把他們的行動通過手機微博發出後，迅速引發輿論注意。

他們砸壞了石碑的一部分，並將石碑上塗上紅漆，他們其中一人說，前幾天方正縣為“日本開拓團”逝者立碑的消息傳開後，他和4名相熟的網友頗為氣憤，認為開拓團是日軍侵華的一部分，是中國國恥，不應當被紀念。前天，5人相約抵達哈爾濱，打算去方正縣砸碑。

在日本，有幾百個中國人慰靈碑，多是被抓到日本當勞工死去的中國人的慰靈碑，如北海道的室蘭、熊本縣的荒尾市、秋田縣的大館市，都有這樣的碑。在甚至在靖國神社中，也有一個“鎮靈社”，悼念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各國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但是日本人一般沒有異議。而且日本還有一種專為敵人慰靈的傳統。

日本著名文化學者、哲學家梅原猛指出：“ 如果以《古事記》中的神道為(日本的)傳統神道的話，則《古事記》中的神道是由祭祀自己（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和祭祀被天照大神的子孫所滅的大國主命的出雲大社這兩個神社構成，而出雲大社比伊勢神宮還要大。為在自己奪權時所滅掉的人們鎮魂的神社，要建得比自己祖先的神社大──這才是日本的傳統。在抗擊元寇之戰以後，鎌倉建立了祭祀元朝戰死者的寺廟，就是豐臣秀吉那個時候，也為在朝鮮被(日本軍隊)殺害的朝鮮人建立了耳冢。”

　　梅原猛在這裡所講的是日本“為敵人的慰靈”的傳統。的確，和其它的文化與國家相比，日本人的這一傳統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在抗日戰爭中，日本的軍隊也時常展開“為敵人慰靈”的活動。如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軍漢口廣播電台中止正常廣播，插播一則消息：

　　“ 據前方戰報，大日本皇軍第三十九師團長在本日掃蕩湖北宜城溝沿的作戰中，向敵三十三集團軍總部發動了決定性打擊而將其消滅。在遺屍中發現了支那大將張自忠總司令及其下屬幕僚、團長多人，同時繳獲大量軍事文件和軍用地圖，收到極大戰果。”

　　“張自忠總司令，字藎忱，盧溝橋事件爆發時，是天津市長兼當地中國軍第三十八師師長，性格溫厚，威望極高。中國事變爆發以來，如此高級的指揮官戰死，這是第一個。張自忠總司令泰然自若之態度與大將風度，從容而死，實在不愧為軍民共仰之偉丈夫。”

　　“ 我皇軍第三十九師團官兵在荒涼的戰場上，對壯烈戰死的絕代勇將，奉上了最虔誠的崇敬的默禱，並將遺骸莊重收殮入棺，擬用專機運送漢口。”據說在這之後日軍為張自忠將軍進行了“慰靈的活動”，並將張自忠將軍安葬。

　　筆者在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朝日新聞》上找出約16條日本軍隊為作為敵人的中國戰死者慰靈的新聞,當時他們也稱中國的戰死者為“英靈”。日軍也曾為戰死的楊靖宇將軍立碑。

日本人認為，人一旦死了，無論生前做了什麼，都會成佛。
死是一種全方位的肯定。

中國人一般認為，人死了，其罪孽仍然存在，如在晉朝張晉的《博物志》中就有“泰山地獄”的說法，認為生前做了惡行，犯了罪的人，死後要進地獄受罰，而中國接受佛教以後，有些人將佛教的地獄觀念與道教的地獄觀念結合，認為罪人就是死了也要進地獄的受懲罰。

但是中國的傳統又是複雜的，主張對死者寬容的思想也大量存在，中國佛教也有“放下屠刀，立即成佛”的思想。
　一些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人的生死觀時，以中國和日本相對照，說中國人沒有尊重死者的傳統，是“ 鞭屍的民族”。確實，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伍子胥鞭楚平王”的記載。伍子胥為春秋時代楚國人，其父伍奢和其兄伍尚為楚平王所殺，他被迫逃亡吳國。後隨吳軍攻陷楚都，當時平王已死，昭王即位。伍子胥舊恨難消，破平王墓拉出平王的屍體，抽了三百鞭。

　　其實當時的人們對伍子胥的這種做法也是不贊同的。伍子胥在楚時的好朋友包申胥聽說伍子胥的行為後，派使者去責問伍子胥說：“ 你難道不覺得太過分了嗎?更何況他曾是你的君主。”

　　伍子胥辯解道：“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施之。”

　　看來，當時伍子胥自己也認為他的行為是“ 倒行逆施”。後來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伍子胥的這一行為加以“ 酷評”：“ 怨毒於人，甚哉!”

在歷史上，中國人也有“為敵人慰靈”的活動，當然不像日本那樣普遍。如曹操厚葬關羽就是一例。另外，日本人伊藤桂一所著《伐采隊的體驗》一書中記載了抗日戰爭中這樣一件事：十二名日本兵去採伐構築陣地用木材，途中被八路軍包圍，這十二名日本兵全部戰死。後來日軍救援隊找到了他們的屍體，他們全部被八路軍掩埋。那裡是一個柿樹林，而掩埋他們的地方插着十二根柿樹枝，作為他們的墓碑。

中國人“ 以德抱怨”的傳統感動過無數日本人，我曾經經常採訪日本的一個民間組織，叫做“中國歸國者聯絡會“，他們都是從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回到日本的老人，按普通人理解，這些人聚集在一起，理應是發泄積怨，傾訴苦難，因為戰犯管理所是監獄，而他們是犯人。然而恰恰相反，他們之所以成立“中國歸國者聯絡會“，是為了緬懷他們在中國的生活，傾訴他們在撫順的感動，他們會向着大海，用他們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用過的洞簫，吹一首深情的曲子，傾訴他們綿綿的思念；他們把逝世的原看守的遺影，放在家裡，事務所里，以示永遠的思念；他們把原看守們請到日本，傾訴惜別的深情；他們不遠萬里，親赴撫順，去慶祝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五十周年……

　　他們之所以有這種奇特的感受，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他們雖然是戰犯，但是當時的撫順戰犯管理所貫徹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把他們當人看，既尊重他們的人格，也尊重他們的民族習慣。看守們吃的是粗糧，他們吃的是白米，管理所還從全國各地請來會做日本料理的櫥師，給他們做天婦羅、壽司、醬湯……沒有任何辱罵體罰，沒有強迫勞動，有充分的娛樂，有完備的醫療……反省發自於內心，認罪來源於感動。

而我認為:日本開拓團主要的一面是戰爭受害者，中國人不應該忘記我們前輩的寬容的美德，對死後的世界，更應該如此。

照片:大類善啟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