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十五）

　　“上山下乡”的九年多，妈妈始终牵挂我，毕竟是做母亲的。１９７０年夏我在农场得了肝炎，长时间的肠炎、痢疾搞得我非常消瘦。放马又传染上一身的黄水疮。我请假回家时并没有告诉家里人。到家打电话告诉母亲，她这才匆匆忙忙从郊区的学校赶回来。见了我她仔细端详，“我还以为你长得很高大了呢，怎么一点没长？这么瘦小！”她一眼就看出我在生病，“你得病了吧？”

　　我那时去农场还不到一年，就算长个子能长多少？说实话，“北大荒”的那个农场是大骨节病地区，当地的孩子都非常矮小。我们去农场时大部分才１６岁，喝当地的水，身体发育必受影响。

　　面对妈妈的关切我没什么反应。忽然冒出一句“有吃的吗”。别看我得了急性肝炎，可食欲极佳。很快把家里所剩的饭菜一扫而光。农场伙食实在太差了。

　　在我刚到家的时候，母亲总不自觉地要抚摸我，都被我回避了。经过“文革”这几年的动荡，在感情上已经对妈妈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她觉察出来了，恐怕心里难过，内疚。但她没表现出来。其实妈妈的性格一贯坚强。

　　我从农场带回来的破旧棉衣、棉裤都立即被她送到街道服务站拆洗、缝补。而且以后年年如此。在家里她尽可能地加强我的营养。三个月后我回农场时，她还特意买了些肉罐头和葡萄糖让我带到农场。她还有什么办法体现母亲的爱呢？

　　回到农场后身体进一步康复。我给妈妈的信中写道“身体正在恢复中”。那时我怕写信。一来没什么好说的，不像其他青年对家，对父母非常依恋。我则没这些人之常情；二来，我实在写不出什么完整的句子。吭哧半天也就写半篇信纸，且字都歪歪扭扭。我这“身体正在恢复中”到了妈妈手里怎么也辨认不出来，后来被她理解成“身体正在浮肿”，顿时天旋地转，连声哀叹。妹妹抢过信来辨认，说“妈妈，他说‘身体正在恢复’嘛”。母亲赶紧再辨认，认为妹妹说得对，这才放心。这件事成了家庭中的经典笑话。

　　那些年，尽管母亲一直真心地爱着我，我也清楚地感觉得到。但我却没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激，一点都没有。因为我认为自己需要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某些东西无论如何也得不到。那就是我的“出身”。“出身”让我任何时候都自卑，都低人一等。潜意识里我对父母的是“就是因为你们，我是个下等人”。

　　冬天探亲之后，我每每是在情绪消沉中回“北大荒”的农场的。别以为我会因为离开需要“划清阶级界限”的父母觉得得到某种解脱。那年头儿，糟糕的“出身”就像紧箍一样死死地箍在我的头上，是谁都可以念，都可以随意地念的“紧箍咒”，让我头疼不已，又无法摆脱。从我知道自己的“出身”后我就懂得了。

　　在我“上山下乡”出发的那一天，学校给每个“上山下乡”者都发了两张印有毛主席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站台票，家里人可来两个送行。那两张特别的站台票印得很大，烫金套红，像个请柬。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父母送我。但我又希望他们最后发现那两张票。我要报复！另外我也怕认识他们的人敌视或冷漠的目光。

　　我做得很成功。我先告诉二老，学校没发站台票，不让家长送行，怕火车站出乱子。这种话妈妈和爸爸怎能相信？妈妈问了好几次，我都冷冷地说“确实没有站台票”。我现在还记得母亲那狐疑的目光，隐隐的还透着哀伤。当然，在我走后的下午收拾我的床铺时，在褥子下发现了这两张站台票。爸爸可能有所触动，他从来不提这事情。可妈妈那些年总要提这事情，好像有着多么大的遗憾。

　　妈妈像爸爸一样，希望我在农场被“磨练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她和爸爸分别给我的信都一个论调，像人民日报社论。这些鼓励我的话，在那时真让我倒胃口。难道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后面还有“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话一看就是昏话。我在１５岁时就暗自觉得荒唐。怎么父母都奉为圣旨？母亲如此地牵挂着我，却得不到一点回报，这该多么悲凉。

　　我现在想，如果我去“北大荒”后，母亲一天到晚就是盼着我能回来，再也不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我是否会和妈妈亲近起来？还是别假设吧。过去的生活再假设也不会改变了。

　　你问：不是有个高干的舅舅吗？是啊。这位不到１６岁就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在“文革”初期被投入大狱，罪名也是“叛徒”。前边说了，皖南事变中他被俘又逃脱，最终找到新四军部队。不过其中有２１天历史除了他自己没有第二个人证明。因此，在“文革”之初以“叛徒”的罪名进了大狱。我相信他是讲述的２１天历史是真实的。后来他的“专案”撤销，有关历史疑点“维持原结论”－－也就是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相信本人自辩和日后革命工作中的一贯表现”。他后来曾向我说到那２１天都是怎么过的。说是三次被国民党军抓住，又三次顺利逃脱。他说到这段经历时很是激动，可我根本没心思听。

　　知道这位高干舅舅又重新工作，他的子女很快“工农兵学员”的“工农兵学员”，当兵的当兵。我也有非分之想，知道他们姐弟感情非常深厚，便暗示母亲能否在舅舅那里给我“像点办法”。母亲明确地拒绝。理由是舅舅从来不是“走后门”的人，他的子女都是靠自己的表现上学和当兵的。真是这样吗？舅舅历史问题“搞清楚了”以后就又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地位马上天壤之别了。他的子女还用得着他去“打招呼”帮忙去上大学或当兵吗？

　　舅舅在“恢复工作”后，每到我从农场探亲回家，都要我去他家吃饭。而且每次都要提到“相信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大方向，在农村好好干”。而后就说到自己子女是如何在农村政治表现出色，被选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他总是这样讲，估计是堵我的嘴。因为一旦我提出要求“帮忙”，他会“很不好办”，对自己“喜欢的外甥”不知道该如何打消非分之想，又不伤害亲情。其实我已经知道他不会给我“走后门”，就是妈妈求他也如此。你说他“谨小慎微”也好，“党性强”也好，或者“特别自私”也好，反正我想“走后门”离开农场甭想指望当高干的舅舅。不过每次他邀请我都去，能大吃一顿为什么不去？有酒有肉，然后抽好烟。滋润。舅舅二两酒下肚，只要是聊家常，他就是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儿。

　　父母、舅舅都希望，甚至是要求我在“北大荒”农场“始终如一地积极要求进步”，然后“取得不断进步”。我无言。

　　靠自己？和我一起干活的“知青”中有位“革干子弟”，也就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这“出身”该是没问题的吧？但他好几年争取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愿望都受挫。他“积极要求进步”，干活拼命的程度是有目共睹的。那一年，他从家探亲回来带回了很多当时最好的香烟和好酒，全部送给当地干部进行贿赂，结果“立竿见影”，他成为农场群众“推荐”，干部“选拔”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了，如愿以偿了。

　　我在农场没有对当地的干部进行过贿赂。可为什么盼着父母能给我“想点办法”？实际上这种想法是我的懦弱表现。既然知道社会已经如此的不公正，为什么不像那位“知青”那样公然地贿赂干部呢？或许今天我提及这些，更多地是想客观地刻画父母的精神境界，并非要谴责他们吧？尽管他们当时坚持自己的理念无形中伤害了我们彼此的亲情，尽管他们的种种想法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大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