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十五）

　　“上山下鄉”的九年多，媽媽始終牽掛我，畢竟是做母親的。１９７０年夏我在農場得了肝炎，長時間的腸炎、痢疾搞得我非常消瘦。放馬又傳染上一身的黃水瘡。我請假回家時並沒有告訴家裡人。到家打電話告訴母親，她這才匆匆忙忙從郊區的學校趕回來。見了我她仔細端詳，“我還以為你長得很高大了呢，怎麼一點沒長？這麼瘦小！”她一眼就看出我在生病，“你得病了吧？”

　　我那時去農場還不到一年，就算長個子能長多少？說實話，“北大荒”的那個農場是大骨節病地區，當地的孩子都非常矮小。我們去農場時大部分才１６歲，喝當地的水，身體發育必受影響。

　　面對媽媽的關切我沒什麼反應。忽然冒出一句“有吃的嗎”。別看我得了急性肝炎，可食慾極佳。很快把家裡所剩的飯菜一掃而光。農場伙食實在太差了。

　　在我剛到家的時候，母親總不自覺地要撫摸我，都被我迴避了。經過“文革”這幾年的動盪，在感情上已經對媽媽產生了很大的隔閡。她覺察出來了，恐怕心裡難過，內疚。但她沒表現出來。其實媽媽的性格一貫堅強。

　　我從農場帶回來的破舊棉衣、棉褲都立即被她送到街道服務站拆洗、縫補。而且以後年年如此。在家裡她儘可能地加強我的營養。三個月後我回農場時，她還特意買了些肉罐頭和葡萄糖讓我帶到農場。她還有什麼辦法體現母親的愛呢？

　　回到農場後身體進一步康復。我給媽媽的信中寫道“身體正在恢復中”。那時我怕寫信。一來沒什麼好說的，不像其他青年對家，對父母非常依戀。我則沒這些人之常情；二來，我實在寫不出什麼完整的句子。吭哧半天也就寫半篇信紙，且字都歪歪扭扭。我這“身體正在恢復中”到了媽媽手裡怎麼也辨認不出來，後來被她理解成“身體正在浮腫”，頓時天旋地轉，連聲哀嘆。妹妹搶過信來辨認，說“媽媽，他說‘身體正在恢復’嘛”。母親趕緊再辨認，認為妹妹說得對，這才放心。這件事成了家庭中的經典笑話。

　　那些年，儘管母親一直真心地愛着我，我也清楚地感覺得到。但我卻沒有“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感激，一點都沒有。因為我認為自己需要從母親那裡得到的某些東西無論如何也得不到。那就是我的“出身”。“出身”讓我任何時候都自卑，都低人一等。潛意識裡我對父母的是“就是因為你們，我是個下等人”。

　　冬天探親之後，我每每是在情緒消沉中回“北大荒”的農場的。別以為我會因為離開需要“劃清階級界限”的父母覺得得到某種解脫。那年頭兒，糟糕的“出身”就像緊箍一樣死死地箍在我的頭上，是誰都可以念，都可以隨意地念的“緊箍咒”，讓我頭疼不已，又無法擺脫。從我知道自己的“出身”後我就懂得了。

　　在我“上山下鄉”出發的那一天，學校給每個“上山下鄉”者都發了兩張印有毛主席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站台票，家裡人可來兩個送行。那兩張特別的站台票印得很大，燙金套紅，像個請柬。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讓父母送我。但我又希望他們最後發現那兩張票。我要報復！另外我也怕認識他們的人敵視或冷漠的目光。

　　我做得很成功。我先告訴二老，學校沒發站台票，不讓家長送行，怕火車站出亂子。這種話媽媽和爸爸怎能相信？媽媽問了好幾次，我都冷冷地說“確實沒有站台票”。我現在還記得母親那狐疑的目光，隱隱的還透着哀傷。當然，在我走後的下午收拾我的床鋪時，在褥子下發現了這兩張站台票。爸爸可能有所觸動，他從來不提這事情。可媽媽那些年總要提這事情，好像有着多麼大的遺憾。

　　媽媽像爸爸一樣，希望我在農場被“磨練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她和爸爸分別給我的信都一個論調，像人民日報社論。這些鼓勵我的話，在那時真讓我倒胃口。難道他們不知道毛澤東有關“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後面還有“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這話一看就是昏話。我在１５歲時就暗自覺得荒唐。怎麼父母都奉為聖旨？母親如此地牽掛着我，卻得不到一點回報，這該多麼悲涼。

　　我現在想，如果我去“北大荒”後，母親一天到晚就是盼着我能回來，再也不去“保衛邊疆，建設邊疆”，我是否會和媽媽親近起來？還是別假設吧。過去的生活再假設也不會改變了。

　　你問：不是有個高幹的舅舅嗎？是啊。這位不到１６歲就參加新四軍的老革命在“文革”初期被投入大獄，罪名也是“叛徒”。前邊說了，皖南事變中他被俘又逃脫，最終找到新四軍部隊。不過其中有２１天歷史除了他自己沒有第二個人證明。因此，在“文革”之初以“叛徒”的罪名進了大獄。我相信他是講述的２１天歷史是真實的。後來他的“專案”撤銷，有關歷史疑點“維持原結論”－－也就是在沒有其他證據之前，“相信本人自辯和日後革命工作中的一貫表現”。他後來曾向我說到那２１天都是怎麼過的。說是三次被國民黨軍抓住，又三次順利逃脫。他說到這段經歷時很是激動，可我根本沒心思聽。

　　知道這位高幹舅舅又重新工作，他的子女很快“工農兵學員”的“工農兵學員”，當兵的當兵。我也有非分之想，知道他們姐弟感情非常深厚，便暗示母親能否在舅舅那裡給我“像點辦法”。母親明確地拒絕。理由是舅舅從來不是“走後門”的人，他的子女都是靠自己的表現上學和當兵的。真是這樣嗎？舅舅歷史問題“搞清楚了”以後就又是軍隊的高級幹部了。地位馬上天壤之別了。他的子女還用得着他去“打招呼”幫忙去上大學或當兵嗎？

　　舅舅在“恢復工作”後，每到我從農場探親回家，都要我去他家吃飯。而且每次都要提到“相信黨和毛主席的革命大方向，在農村好好干”。而後就說到自己子女是如何在農村政治表現出色，被選為“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他總是這樣講，估計是堵我的嘴。因為一旦我提出要求“幫忙”，他會“很不好辦”，對自己“喜歡的外甥”不知道該如何打消非分之想，又不傷害親情。其實我已經知道他不會給我“走後門”，就是媽媽求他也如此。你說他“謹小慎微”也好，“黨性強”也好，或者“特別自私”也好，反正我想“走後門”離開農場甭想指望當高幹的舅舅。不過每次他邀請我都去，能大吃一頓為什麼不去？有酒有肉，然後抽好煙。滋潤。舅舅二兩酒下肚，只要是聊家常，他就是個和顏悅色的小老頭兒。

　　父母、舅舅都希望，甚至是要求我在“北大荒”農場“始終如一地積極要求進步”，然後“取得不斷進步”。我無言。

　　靠自己？和我一起幹活的“知青”中有位“革乾子弟”，也就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這“出身”該是沒問題的吧？但他好幾年爭取成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願望都受挫。他“積極要求進步”，幹活拼命的程度是有目共睹的。那一年，他從家探親回來帶回了很多當時最好的香煙和好酒，全部送給當地幹部進行賄賂，結果“立竿見影”，他成為農場群眾“推薦”，幹部“選拔”的“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了，如願以償了。

　　我在農場沒有對當地的幹部進行過賄賂。可為什麼盼着父母能給我“想點辦法”？實際上這種想法是我的懦弱表現。既然知道社會已經如此的不公正，為什麼不像那位“知青”那樣公然地賄賂幹部呢？或許今天我提及這些，更多地是想客觀地刻畫父母的精神境界，並非要譴責他們吧？儘管他們當時堅持自己的理念無形中傷害了我們彼此的親情，儘管他們的種種想法在當時就被認為是大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