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昆明記憶

郭永凡

 

“盲老人的竹杖，毛驢兒的瘸腿，
量得盡麼？是一段荒唐的歷史啊……
收舊貨的叫喚，推開太史府深掩的門。
那面古銅的大圓鏡，多像老祖母的眼睛，
昏濛濛的，昏濛濛的……
是誰？拖着一串泥草鞋……
瘦狗兒夾着尾巴箭一般……
噯，夥計，涼了，開水……” 

    這是一首小詩的片段，詩的標題是：“昆明小街景”，作者汪曾祺。發表於1941年“雲南日報”副刊。每當我想到昆明，就會想起這首小詩。想起那方磚鋪成的街道，想起那透明的藍天、白雲，落日的餘暉，古老的瓦房，古老的石板路，還有那些趕起毛驢的人，收舊貨的沿街吆喝，拖泥草鞋的孩子，悠閒的茶客（昆明人和成都人一樣，喜歡坐茶館），還有繫着藍布頭巾的船娘…… 

    我這一生去過不少城市。要是誰問我：你最喜歡哪一個城市？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昆明。

    昆明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天空之藍。這種昆明特有的藍天是其他任何城市看不到的，我一到昆明就被它迷住了。它是藍得如此深邃，澄澈，晶瑩剔透，深不可測，藍得那樣神奇，讓你遐想聯翩，似乎穿透這片藍天，可以一直通到宇宙深處。就像現在熒屏上常見的科幻穿越劇，說是有那麼一條時空隧道，通過它，可以穿越到過去和將來。如果真的有這條隧道，它應該就在昆明，就藏在昆明的藍天深處。

    昆明市中心有一座牌坊（這座牌坊現在已經沒有了），牌坊上四個金碧輝煌的大字：《天開雲瑞》。這四個字形象多麼生動，氣勢多麼磅礴，色彩多麼鮮明，這就是昆明，只能是昆明，唯此而已，豈有它哉！ 

    昆明人是好樣的，他們敢於把這個城市的最鮮明的色彩和獨特的自然景觀寫在牌坊上，豎在市中心：《天開雲瑞》，多麼響亮。這就是昆明人的胸懷，昆明人的驕傲，昆明人的氣派，這種氣派是任何城市都找不到的。我也曾在其他城市見過很多這樣的牌坊，比如北京，那些牌坊上的匾額不是歌功頌德，就是故弄玄虛。

    當然，談到昆明的藍天，我就不得不說一說和藍天相伴的白雲。昆明，是雲南省的省會。雲南，顧名思義就是“彩雲之南”，是雲的故鄉，雲的王國。在雲南的地圖上，可以找到很多與“雲”有關的地名：祥雲、雲龍、雲縣、白雲、瑞麗……（最後這個地名雖不含“雲”字，卻也與雲有關）。這也應該算是一種“圖騰”吧。這種對雲的情有獨鍾，對雲的崇拜和痴迷，並且把它作為省和縣市的命名，這在全國，甚至全世界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吧。

    昆明的雲，和它的藍天一樣地迷人，多姿多彩，變化萬千。人們常說：白雲蒼狗。其實昆明的雲不只像狗，像馬，像獅子老虎，而更多的是像花朵，像積雪，像飛絮，像巨石奇峰。這些變幻不定的浮雲在藍天的襯托下，使人仿佛置身於蓬萊仙境。即使在山雨欲來，“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時候，那一團團濃重的黑雲，鑲上耀眼的金邊，被掩的太陽從黑雲背後散射出萬道霞光，那種雲蒸霞蔚的壯麗景觀，使人驚嘆，使人懾服，目眩神迷，不可逼視。“天開雲瑞”，信非虛語。

    其次，就是昆明的花。

    人們習慣於把廣州叫做“花城”，而把昆明叫做“春城”。其實，昆明才真是一座名副其實的花城。

我第一次來到昆明是1940年12月。我是從桂林乘飛機經重慶到昆明的，在昆明巫家壩機場降落的那一瞬間，突然發現，跑道兩側全是鮮花，五光十色，爭奇鬥豔。直到轉入滑行道，進入停機坪，四周仍是被花叢圍繞。這些花全是矢車菊、雛菊、萬壽菊之類，都是野生的，不是刻意種植的。紅的、白的、紫的、黃的……一望無際，整個機場就是一片花的海洋。這種被鮮花灑滿的機場，全世界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吧。

    如果說昆明的機場是一片花海，圓通山就是一座花山。

    圓通山在昆明市內，山不高，一溜小跑就能跑到山頂。這座山最大的特色，就是滿山遍野的海棠花。千樹萬樹連成一片，人一走進去仿佛進入花的迷宮，找不着北。每到春夏之交繁花似錦，遊人如織，紅男綠女，老人小孩，從四面八方湧來，一上了山，就一個也看不見了，原來全被花“吃”掉了。

    圓通山的海棠，當然不是賈寶玉和林黛玉詠嘆的“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的那種白海棠，而是火紅的硃砂海棠。放眼望去，紅霞一片，滿山遍野，這種壯美奇麗的景色。恐怕也只有昆明才能見到。

    除了海棠，昆明最多的花就是山茶。昆明的廟宇多，遠的不說，光是昆明市內據說有52座寺廟，凡有廟處必有山茶。昆明的茶花也和別處不同，中國很多地方都有茶花，但最高也只能長到一人多高，昆明茶花卻都是參天大樹，最低的也高過屋檐。這些茶花都是大紅的，好像整年都掛滿了花，熱鬧非常。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廣東福建一帶的紅棉樹（四川叫攀枝花），花開時也是一樹火紅，絢麗無比。

    昆明還有一種花，就是杜鵑。當然，杜鵑花各處都有，北方叫它“山丹丹”，南方叫它“映山紅”，西藏人把它叫做格桑花，蒙古人叫它押不蘆，朝鮮把它叫做金達萊……但昆明的杜鵑卻別具特色。雲南是杜鵑的王國，據說有500多種。別處的杜鵑都是灌木，長不大，即使種在花壇里，最多也就長到一兩公尺的樹冠而已，而雲南的杜鵑卻都能長成大樹。雲南騰衝高黎貢山中有一棵杜鵑王，樹冠直徑達20多公尺，開花數千朵，花朵比百合花還大。可惜我沒有去過騰衝，未能親眼一睹它的王者風範，但我卻看見過宣威的杜鵑山。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次在貴州六盤水開全國訂貨會，會後主人邀請我們去雲南看杜鵑。六盤水在雲貴交界處，開車不到半小時就進入雲南宣威地界，那才真是壯觀。滇黔交界一帶屬於雲貴高原的腹地，崇山峻岭，高山深壑，連綿不斷，縱橫交錯，翠峰如簇，山外有山。遠處近處，從峰頂到谷底，布滿了杜鵑樹。我說它是樹，一點也不誇張，這些杜鵑全是不折不扣的大樹，千樹萬樹，繁花壓枝，萬紫千紅，爭奇鬥豔，每朵花都比百合花還大。競相開放，幾乎看不見綠葉，形成一道絢麗無比的神奇景觀。這時，不管是北國的山丹丹，還是南方的映山紅，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常說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這裡似乎還應該加上一句：雲南歸來不看鵑。

    除了花之外，昆明的樹也是別具一格的。

    一談到昆明的樹，人們首先就會想到翠湖的垂柳。還是那個汪曾祺，他寫過一篇散文，叫“昆明的雨”。他說：“昆明的樹到了冬天也還是綠的，翠湖的柳樹真是綠得好像要滴下來。” 

    好個“要滴下來”，妙不可言，也只有汪曾祺才能想得出來。

    還有一首詩也是寫翠湖垂柳的，它開頭幾句是這樣的：

“湖水平到像堅厚的琉璃鏡，
月亮在中天掛一盞水晶燈，
老楊柳散開萬千條亮發，
露水在草尖上灑一地銀星。……
雪兔們瞪着透明的寶石眼，
碧枝上花蛇倒掛着珊瑚弓。
靜止的魚群排成了刀仗，
在琉璃鏡里吞吐着光明。……” 

    原詩很長，最後一句好像是：

“月亮，下來吧，我將凝成一座金剛鑽的燈檠。”這首詩也是發表在41年“雲南日報”副刊上的，作者叫唐魚，論功力顯然不及汪曾祺，但卻把月夜的翠湖寫活了，而且有一股童話般的神奇夢幻色彩。 

    但我這裡要說的樹，卻不是柳樹。柳樹各處都有。西湖十景中就有“柳浪聞鶯”。我這裡要說的是昆明所特有的一種樹：尤加利樹。

    尤加利樹（Eucalyptus），昆明人又把它叫做油架梨，樹冠龐大，樹幹筆直，昆明到處都是這種樹，機場內、馬路旁、公園裡、山坡上……成排、成片，樹幹挺拔，枝葉茂盛，直插雲天。它有點像北方的鑽天楊，但比楊樹要高大得多。楊樹的葉子是圓形，有一個心形的尖，而尤加利樹的葉形狹長如柳葉，但比柳葉大得多也厚得多，葉面翠綠，葉背銀灰色，颳風時樹浪翻滾，翠綠銀白交相輝映，配合着簌簌的響聲，襯托着昆明特有的藍天白雲，形成一道奇麗無比的景觀。尤加利樹也是我這一生之中所見過最高大的樹種，它成片成排地拔地而起，似乎要刺破藍天。人一走近它，頓時變得非常渺小，好像走進了小人國，又像變成了童話中的愛麗絲，眼前出現的是一片奇幻的巨無霸森林世界。這種樹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樹皮、樹葉都會瀰漫出一股特異的芳香，有點像萬金油的氣味，如果隨手拾起一片落葉，把它揉碎，這種香味會長期停留在掌上指間，肥皂也褪不去。    當然，昆明最負盛名的，還是它的山和水。山，就是西山，水，不消說就是昆明湖了。無獨有偶，北京也有西山，也有一個昆明湖，好像西安也有（杜甫詩：“昆明池水漢時功”）。但只有昆明這一個才是正宗，才是貨真價實的山，才是名副其實的湖，其他那些，都是具體而微，不過是東施效顰，徒有其名而已。

    昆明人把西山叫做“睡美人”，非常貼切。西山的確像一位美女，靜悄悄地躺在昆明湖畔，山體瀕湖這一側是一長列紅色的岩壁，面向東方，每天太陽升起時，迎接第一道陽光的就是她，此時此刻，不管你是置身於昆明的哪個角落，總能看到她。這時的西山就像一個剛從睡夢中醒來的少女，迎着朝霞，而昆明湖就像一面鏡子，映照着她鮮艷的酡顏，這時，湖山才真正溶為一體，密不可分。     是的，西山和昆明湖本來就是一個整體，它們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是與生俱來的，從地球形成的那一天起，應當就有這座山，這片水，山伴着湖，湖伴着山，天老地荒，億萬斯年。或許有那麼一天，它們也將與生俱去，“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假如真的有世界末日的話。 

    未免扯得太遠了，有點杞人憂天，畢竟，現在還正是它的全盛時代呢！（龔自珍詩：“天將何福與娥眉，生死湖山全盛時”）。

    西山的紅色崖壁上，鑿有一條鳥道，是鑿在懸崖上的，很窄，僅能容一人，從山腳順着這條路可以一直走到山頂。在快到半山腰的時候，要經過一個關口，叫做“龍門”，它的外側有一處小平台，從這裡憑闌遠眺，懸崖峭壁，上接高天，下臨無地，湖光山色，一覽無餘。“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我想，孫髯翁這位可愛的老頭兒一定來過這裡，否則他不會寫出這一副流傳千古的長聯，而且寫得如此傳神，如此出色。 

    昆明湖在地圖上叫做滇池，昆明人喜歡把它叫做滇海。那位以“孔雀膽”而聞名的美麗善良的蒙古公主，寫過很多詠贊昆明的詩篇，其中就有：“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這樣的句子。我覺得，把昆明湖叫做“海”，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它的確有海的氣魄，海的胸襟；煙波浩淼，氣勢磅礴。點蒼山下的那個湖，不也叫做海麼？順便說一句，關於《孔雀膽》，于堅在他的《昆明記》中談得很多，他說：“孔雀膽是昆明歷史上出現過的最美麗的悲劇，它完全可以造就一個昆明的莎士比亞。郭沫若拿它寫了一個劇，但他沒有成為莎士比亞。”這點我非常贊同，好好的一個曠世悲劇，被他活活地糟蹋了。

    無巧不成書，繼“孔雀膽”之後，最近又看了一出與昆明有關的電視劇。這齣劇的時代背景和地域背景與“孔雀膽”完全相同，劇里都寫到了梁王巴扎拉瓦爾密。唯一不同的是女主角從蒙古公主變成了彝族公主，兩個公主都具有相同的品格：美麗，善良，勇敢，果斷，深明大義……而且都熟諳漢文化。故事情節也很相似，顯然作者是有意步郭老的後塵，寫一部“新孔雀膽”或“孔雀膽第二部”。遺憾的是，他犯了和郭老一樣的錯誤，活活把一個美麗的故事給糟蹋了。這齣戲是在中央電視台一套黃金時段播出的，能夠在中央台黃金時段播出的，一般都是“主旋律”的戲，這齣戲當然也不能例外，顯然作者是為了達到某一種宣傳效果預先設計了框架，因而給女主人公肩負上神聖的使命，給她頭上套上耀眼的光環，給歷史染上一層鮮艷的彩色，結果只能是寫得面目全非。畢竟莎士比亞就是莎士比亞，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

    但是那時人們仍然習慣地把滇池叫做昆明湖，這樣會感到更親切，就像是稱呼一個老朋友。每到假日，大家就會約在一起，“到昆明湖去玩去”，誰也不會說“到滇池去”，那只是在地圖上才存在的名詞。記得那時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叫做“昆明湖的兒女”，四十年代很多人都會唱它。

    昆明之有西山，就像南京的紫金山，廣州的白雲山一樣，它是這個城市特有的地標和名片。但和後兩者比起來，西山卻更顯出它的卓爾不凡，特別是那一列四十多公里長的紅色懸崖，壁立千仞，橫空出世，相比之下，紫金山和白雲山就顯得氣勢舒緩，平淡無奇。再從高度上說，西山也比後者峻拔得多，西山最高處海拔2400公尺，減去昆明湖面海拔1892公尺，它的相對高度是508公尺，遠比紫金山和白雲山高（紫金山海拔448，白雲山382）。何況，西山還面臨那一片煙波萬頃的昆明湖，而紫金山下，只有豆大的玄武湖而已。

    那個年代，昆明還沒有公共汽車，當然更沒有旅遊車，要去昆明湖，只能乘船。這是一種小型的短途木船，最多只能坐十來個人，由兩個船娘划船，一前一後。從市區到昆明湖畔的大觀樓，有一條小河，叫大觀河，從武成路西頭一個叫“篆塘”的小碼頭上船，不到一小時就進入昆明湖。大觀河兩岸都是郊區和農村，田疇綠野，景色宜人。河畔還有個小村落，叫白馬廟，白牆灰瓦的農家小屋，雞犬之聲相聞，翠柳掩映，活脫一幅宋代水墨畫。

    那時，只要你一走到篆塘河邊，馬上就會有船娘把船划過來向你兜售生意：“先生，您家可是要搭船嘛！” 

    昆明話有一種很特殊的腔調，特別是從這些年輕的船娘口中說出來，真是玉潤珠圓。昆明話有點像成都話，但比成都話更加輕柔動聽，特別是那一聲“您家”，先輕輕地滑出一個“您”字，隨後帶出的那個“家”字幾乎聽不出元音，只留下一個輔音“J”從唇齒間滑過。“可是”兩字非常之輕，聽起來好像“果是”，最後以一個輕柔的“嘛”結束，稍微帶一點拖音。

    “先生，您家可是要搭船嘛！”這一聲招呼縈徊耳際，確是過耳難忘，使你非坐她的船不可。

    事情還不止此。等你上了船，一路上傾聽兩個船娘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那才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享受。它會聽得你走了神，甚至船靠了岸都不覺得。

    龔自珍愛聽靈簫說話，他曾用“小語精微瀝耳圓，況聆珠玉瀉如泉”來形容靈簫的吳儂軟語（靈簫是蘇州女子），昆明女子的“小語”，比吳儂軟語還要柔和百倍。記得小時候愛聽成都女孩子說話，覺得成都話好聽，但從昆明女子口中說出來，才知道世界上原來還有這麼美妙動聽的語言。就拿一個“是”字來說，北京人說“是”，西安人說“對”，成都人則用一個拖長的“哦……”（第一聲）來表示肯定，而昆明人的回答卻是“是勒嘛……”，用兩個語音來修飾一個“是”字，韻味無窮。

    蘇州、杭州也有船娘，龔自珍的詩：“鳳泊鸞漂別有愁，三生花草夢蘇州，兒家門巷斜陽改，輸與船娘住虎丘”就是描寫蘇州船娘的。和江南的船娘比起來，昆明的船娘卻又別具一格。她們清一色地穿着自己織的藍色土布衣褲（四川叫“家機布”）頭上扎着藍布頭巾，褲腿捲得高高的，露出一段健美的小腿和一雙赤腳，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還帶着一股高原女子特有的野性和英氣，卻少幾分江南女子的那種媚氣。

    記得“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有一首詩：“多情千古犯情痴，最愛江南唱竹枝；蓮底女郎雙白足，不知紅豆是相思。”他這裡寫的是江南的採蓮女。黃慎沒有去過昆明，也沒有見過昆明的船娘，因此詩中充滿了一股子媚氣，假如他到了昆明，見到昆明的船娘，他的詩一定會是另一種寫法吧。

    昆明又是一個個性鮮明的城市。

    四十年代初，正是烽火連天的歲月。我初去時，住在歐亞公司拓東路宿舍，在尚義街3號（當時歐亞總公司所在地）上班，後來由於敵機轟炸頻繁，總公司搬到東郊的龍頭村，最後又搬到了崗頭村（即現在世博園所在地）。

    尚義街是一條法國風格的小街，在金碧路東頭路北，和金碧路平行。這條小街兩旁沒有店鋪，全是一棟棟相連成片的住家小院，都是紅色的房頂。公司所在的尚義街3號卻是一所深宅大院，可能原來是某個顯赫人物的府邸，前後好幾進，房間很多，有花園，有假山，綠樹蔭濃，環境非常幽靜。這條街上住了很多越南人，我們的左鄰右舍都是越南人，他（她）們都會說一口流利的昆明話。

    我們下班後常去這些越南人家中串門，和他們混得很熟。那時越南還沒有文字改革，他們的書都是用漢字印刷的，但拿出來翻卻完全看不懂。

    金碧路是昆明的主要街道，正東西走向。昆明的主要街道幾乎全是東西走向，南北向的馬路似乎只有一條正義路，而且是掐頭去尾，它南端止於金碧路口，北頭止於近日樓，無法形成中軸線。昆明可說是一個沒有南北中軸線的城市，這在全國大城市中是很獨特的（三十多年後，才打通了一條南北通道---北京路，這是後話）。

    金碧路上有兩座金碧輝煌的建築，就是金馬坊和碧雞坊，東西對峙，兩坊相聚不到一百公尺。青年作家于堅把它譽為“昆明的凱旋門”，說它是“古代中國建築智慧的偉大結晶”。于堅是昆明人，他對這個城市懷有特殊的感情，我不是昆明人，對於昆明而言，我只是一個過客，但我同樣對它懷有一份感情，一種發自內心的偏愛。

    金馬碧雞的傳說給這個古老的城市蒙上一層神話色彩，就像廣州“五羊”的傳說一樣。不同的是越秀山下那一尊五羊塑像是後來補上去的，而金馬坊和碧雞坊卻古已有之。不幸這兩座昆明的凱旋門，昆明人的傳世瑰寶在六十年代那一場文化大劫難中被徹底摧毀，片瓦無存，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哀，當愚昧橫行的時候，文化其實是不堪一擊的。

    那時的金碧路，全部是方磚砌的路面，這樣鋪出的路面有一種古老的圖案花紋，配合着古老的牌坊和兩旁的建築，顯得非常厚重和諧。五十年代我又一次來到昆明重尋故地，金碧路已經變成柏油馬路，兩座牌坊孤零零地豎在那裡，看起來很不是滋味，想不到再過十年，連這兩座僅存的牌坊也消失得無影無蹤。（昆明市於1997年決定在改造擴寬金碧路的同時，恢復重建“金馬壁雞坊”，1999年4月下旬，“金馬壁雞坊”已建成開放，供遊人參觀。） 

    關於這兩座牌坊還有一個神奇的傳說，如果剛巧碰上那年的農曆二月十五是春分，八月十五是秋分，就在這天的酉時（17:00—18:00），月亮從東方升起，太陽從西方落下，太陽把碧雞坊的影子投向東方，月光把金馬坊的影子投向西方，金馬坊和碧雞坊在地面的投影會在某一瞬間疊合，形成“金碧交輝”的奇景。這種機遇是很難碰到的，何況還得在那一瞬間正巧東邊西邊的天空都沒有雲彩遮蔽才行。因此，傳誦這個故事的人很多，但誰也沒有親身經歷過這個神奇的瞬間。    不過，金碧路上看日出日落，確也很令人神往。

    前面說過，昆明的主要街道都是東西走向，後來才明白其中的奧妙。原來這個城市位於低緯度地區，一年之中絕大部分時間太陽總是從正東西升起和降落，這種東西向的格局可以讓每一條街道都能夠充分地接受陽光，它使這座城市成為一個陽光普照的城市，而且，不管你走在哪條街上，都能欣賞絢爛的朝霞和落日的輝光，金碧路當然更不消說。 

      昆明還有一條南屏街。 

    這條街很短，但卻很有特色。它位於護國路和正義路之間，一條東西向的橫街。從尚義街一直向西，到護國路口向北拐，然後再向西拐就到了。這條街和金碧路平行，離金碧路很近，它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昆明市的市中心，是昆明的商業區，拿現在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是昆明的CBD。如果把金碧路比作成都的東大街的話，那南屏街就好比是春熙路。當然，這只是一個粗略的比方，昆明是昆明，成都是成都，二者之間其實是沒有多大的可比性。

    在四十年代，人們常把南屏街比作昆明的百老匯、購物的天堂，這裡的商店鱗次櫛比，櫥窗布置爭奇鬥豔，陳列着當時最時尚的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滿目，其品種之豐富，在大西南首屈一指，凡是成都重慶買不到的，這裡都有。每一個來到昆明的人，別處可以不去，南屏街是非去不可的，哪怕你什麼也不買，空手逛一圈，也能讓你大飽眼福。

    南屏街還有個南屏電影院。

    據說，南屏電影院是當時西南大後方最豪華的電影院，它完全按照上海大光明的規格建造的，容量也超過成都重慶的一流影院，而且它的座位安排，坡度設計，牆壁回音，都是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它也是當時大後方首先安裝冷氣設備的影院（現在叫空調）。因此，南屏電影院也成為我經常光顧的場所。直到我離開歐亞進入空運隊之後，西南航線仍是當時一條主要航線，每月總要飛幾趟昆明，而每次來，總要去南屏看電影，它幾乎成了一項嗜好，一番享受，一層境界，目的已不限於電影本身，只是迷戀於那片氛圍，那種情趣，它似乎有一股引力，使你非去不可。 

    於是，就有了後來一次意外的邂逅。

    時間大約是43年春天，執行一次成都飛昆明的任務，降落後來不及換裝，穿着一身皮飛行服就進了城，逕直去了南屏電影院，入場時電影已經開映，記得那天上映的是米高梅的豪華歌舞大片《坐花醉月》，場面富麗堂皇，美女如雲。看到一半時，前排的一位老兄突然發出鼾聲，這時身旁傳來一個女孩的笑聲，回頭一看，正好和她四目相對。她笑着對我說：“你看，他被陶醉了！”我覺得用“陶醉”來形容一個在影院裡打呼嚕的人，很有意思。可能我的這身裝備使她看出了我的身份，便和我攀談起來，大部分時間都是她提問、我作答。大概那個年代的女孩子們對於干飛行這一行的總是充滿了好奇心，我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她的好奇，她問得最多的是關於駝峰航線的情況，我也盡我所知的回答了她。最後我告訴她，我是飛國內航線的，我並沒有飛過駝峰航線。

    散場後，她在隨身攜帶的小本上撕下一頁，寫上她的姓名地址，她要我把我的姓名地址留給她。我便把彭永棠的地址給了她。我告訴她，我們大隊的基地在成都，我每次來昆明是住在彭永棠的宿舍，只要到那裡總能找到我。彭是我在歐亞時的同事，也是我的好友，我離開歐亞後每逢來昆明總要去找他，他那時住在歐亞公司拓東路修理廠宿舍，和戴銘鶴住在一起，有時談得太晚就住在他那裡。

      從這次交談中，知道這個女孩叫倪小慧，住在岔街17號，從言談中看出，她有一定的文化素養，談吐也還不俗。後來她的確到彭永棠那裡去找過幾次。我碰到彭時，他總是告訴我：“岔街女郎又來找過你。”岔街是巡津街旁邊的一條胡同，地處盤龍江畔，清一色的紅色法式樓房，是昆明的高檔住宅區。按理說她幾次三番找我，至少我應該“回訪”一次才是，但我卻始終沒有去找過她。這可能與我當時的心情有關，那時我剛遭受失戀的打擊，因而對異性不感興趣。

    昆明是歐亞總公司所在地，因此，昆明電台的人員也特別多，約有二三十人，除台長蔣體元外，從年齡上大約可以分為兩組，其中年紀較大的如李文光、馬國賢、程法伋、侯偉民、楊東寰、袁定、康正之……算是老一輩，和我們玩不到一起。剩下的就是一夥小年輕：林大華、陳炳南、陳棣年、陳郊農、汪聲和……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小傢伙。彭永棠不是電台的，他屬於儀電股，還有一個黃維德，有一副胖胖的圓臉，綽號膨膨。再就是許道同和許道俊兄弟倆，都是儀電股的，由於年齡相近，吃、住在一起，因此關係很好，成為密切的“玩伴”，其中和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彭永棠和汪聲和。

    彭永棠是上海人，為人直爽、熱情，汪聲和是北平人，是一個很開朗的小伙子，面貌清秀，愛說愛笑，話特別多，只要有他在一起，場面就變得熱鬧起來。昆明那時經常挨敵機轟炸，但並沒有減少我們的興致。我們總是結伴在昆明湖上泛舟，一同登上西山龍門，去過黑龍潭、金殿、石林。圓通山和翠湖更是我們常去的地方。不管走到哪裡，汪聲和都充當義務導遊和講解員，他好像什麼都知道。他還帶我去品嘗“牌坊米線”，米線是昆明特有的一種小吃，吃法很特別，關鍵是那一碗湯，是原汁雞湯，燒得滾燙，湯麵上浮着厚厚一層油，因此不冒熱氣。然後端來幾碟切得很薄的雞肝、雞腿肉，都是生的，倒進湯內燙熟，然後再來一碗極細的米粉，也一起倒進湯里。由於這種特殊的吃法，因而被叫做過橋米線。賣米線的店很多，幾乎每條街都有，只有這家“牌坊米線”最有名，鮮美可口。它正好位於“天開雲瑞”牌坊旁邊，所以得名。後來牌坊被毀，這個小店還存在過一段時間，現在不知是不是還有，即使有，是否還保持當年的原汁原味，那就很難說了。昆明的小吃除了米線外，還有餌塊，其實就是成都的涼粉。不過成都的涼粉可以冷吃，也可熱吃，昆明的餌塊只能熱吃，而且是炒着吃，其實還不如成都的涼粉好吃。 

    我喜歡汪聲和，還由於他的見多識廣。他不是昆明人，但卻熟悉有關昆明很多歷史掌故，不管到那裡玩，他都能說出有關這個景點的前因後果，如數家珍。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個“金碧交輝”的傳說，就是他告訴我的，我甚至有點崇拜他，把他當作一個老大哥看待，其實他比我還小一歲。

    除了一起吃和玩之外，有時也和彭永棠一夥到許道同兩兄弟家裡打小麻將。許道同是杭州人，他們住在東城根一所幽靜的小院，父親許以廑是總公司財務科長，是個大胖子，有說有笑，和藹可親。許伯母是一位乾淨利落的杭州中年婦女，很隨和，也很好客，對我們這幫小年輕特別熱情。他們家還有一個聰明伶俐的小丫環，是許伯母從杭州帶出來的。看得出來，老二道俊很喜歡她，但最後她卻嫁給了許道同，成了他家的大兒媳。總而言之，這是個幸福和諧的小家庭，充滿了祥和溫馨的氣氛，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們這一群小年輕，來自四面八方，在這個歡樂的小天地里，能夠讓我們這些浪跡天涯的遊子們享受到珍貴的片刻天倫之樂，更何況我們當中很多人的家都在淪陷區，比如上海的彭永棠、福州的林大華、揚州的陳棣年、北平的汪聲和、廣州的陳炳南……，在仁慈的許伯伯和許伯母面前，，無形中獲得許多愛撫和慰藉。昆明東城根的那所小院，留給我們很多美好溫馨的記憶，至今難以忘懷。

    當然，我和許家還有一層關係，許道同的小叔叔許以桐是我在上饒參加甄別培訓時的主考之一，算是我的老師和兄長，40年我在桂林時剛巧他也在桂林。這是個很健談的年輕人，身材高大，面貌清秀，博學多聞，有濃厚的書生氣，是一個典型的錢塘才子。我們經常在灕江邊的一個小茶座，一坐就是一下午，面對“甲天下”的山光水色，娓娓清談，確也是人間樂事。後來許伯伯知道了我和他的小弟這一層師生情誼，對我也就另眼相看，常常留我在他家吃飯或參加他們的家庭牌局。

    41年初由於二戰爆發，歐亞公司是德資企業，中德絕交後，德方抽走了人員和資金並將停在香港啟德機場的飛機全部炸毀，公司宣布破產裁員，凡是工齡在兩年以下的，全部停薪留職，我們這一群小年輕也統統離開公司，各奔前程。    那時究竟年輕氣盛，雖然面臨失業，卻滿不在乎，處之泰然。正好我的一位好友蔡慶明在貴州畢節川滇路局當通訊科長，蔡是我早年的“閨中密友”，也是我在廣漢“海角紅樓”時代最親密的小夥伴（“海角紅樓”是我們對歐亞公司廣漢導航台的暱稱，盛棣華在那裡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蔡和我都是該小組的成員）。畢節離昆明很近，便決定去投奔他，並告訴他我要帶一個人去，他欣然同意。我帶的這個人，就是彭永棠。

    這裡，我還鬧了個小小的笑話。

    我和彭永棠交情雖深，但對他的工作情況卻毫無所知，只聽說他是儀電股的機械員，便告訴蔡說我帶一個機械員來。蔡問我他能不能修理收發報機，我滿口答應不成問題，蔡非常高興。到畢節的第二天便派他到曲靖出差，彭永棠面對沒有信號的收報機，一頭霧水，只好訕訕地回到畢節。後來我才弄清楚，他是修理陀螺儀表的。陀螺儀表（地平儀、轉彎儀……）是飛機專用儀表，儀表機械員離開航空部門就毫無用武之地。蔡也只好一笑置之，並給他分配了別的工作。幸好彭在畢節呆的時間不長，當年秋季，就接到儀電股長張景輝來信要他回公司復職，他也就於41年底回到昆明，在這之前我已經去了成都進了空軍，也沒有機會和他道別。之後我們還經常見面並一直有書信往來，直到五十年代改朝換代，便和他失去聯繫，後來聽說他去了香港。想不到半個世紀之後，94年春突然接到一封從吉林寄來的信，拆開一看，竟是失散多年的老友，真是喜出望外，連忙給他回信，並寄去一張和老伴的合照，他也寄來一張近照，才知道他的老伴已經先他而去，而且他也和我一樣，六十年代調離民航。當然，照片中的他和我，都已垂垂老矣，不再是當年意氣風發的小伙，那時我們兩人都還是單身，滄桑之感，恍如隔世。 

    那次能夠取得聯繫，應當感謝兩航聯誼會熱心的朋友們，特別是李子苗同志。他們編印的《兩航同仁通訊錄》起了很大的作用，彭永棠就是在這上面發現我的名字才發出這封信的。他當時也是抱着試探的心理，因為他也拿不準這個“郭永凡”是不是當年那個“郭永藩”。

    此後我們一直通信不斷，97年11月，突然接到他從大連來信，告訴我他已經參加了法輪功，並說：“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晚年生活精神上有很好的寄託。”對於法輪功這樣的邪門歪道，我一直是呲之以鼻的，覺得它是這個信仰缺失的時代應運而生的怪胎。想不到彭永棠這樣開朗的人竟也會迷上它，但人各有所好，不便強求一律，也就未予臧否。不幸的是，事隔五年，2002年2月，《聯誼通訊》上傳來他逝世的噩耗。在這之前，2001年底，曾接到他的信，說已臥病多日，“由於受法輪功誤導，有病不求藥，現在悔之晚矣。”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知道受騙上當，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這位失而復得的摯友，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走了，夫復何言！ 

    至於許家兄弟，弟弟道俊於45年底因先天性心臟病發逝世，死時才二十二歲。道俊少年英俊，和他父親一樣的大塊頭，喜歡打籃球，性格溫和，他的死訊使我很感意外。哥哥道同48年調重慶，曾和他夫人抱着孩子造訪我家（這位夫人就是當年那個聰明伶俐的俊俏丫頭）。正巧我們也有了一個女兒，見面暢談昆明往事，如在眼前。我問起許伯父和許伯母，才知道他們都已退休回杭州老家頤養天年。還有他的小叔叔許以桐，從離開桂林後就再也沒有聯繫。

    昆明的歐亞老同事，以後又重新遇到的還有下面幾位：

    一個是馬國賢，1948年我重回央航時（央航即原來的歐亞），第一個碰到的就是他，當時他是央航重慶電台的台長。他一見面就驚異地說：“咦，你不是當初尚義街那個小傢伙麼？”馬的年齡比我大得多，應該算是老前輩，以後我們就一直共事，想不到的是50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中，他竟被打成“老虎”，隔離審查了一個多月，他的夫人閔樹榮大喊冤枉。她說：唯一能證明她丈夫清白的，只有站長薛之同，但薛已去了台灣，怎麼辦，怎麼辦！馬是個老實人，由於他在49年底經手發放全台“應變費”，這筆錢是用黃金發放的，於是便說他從中貪污了多少兩黃金，成為當時三反中武漢民航三大案之一（汽油案、房產案、黃金案）。後來經查證，三大案全屬子虛烏有。以後不久馬國賢也就調離武漢。

    再就是汪玉明。我剛到昆明時，他替我安排住處，辦理伙食，照顧十分周到。汪是個非常熱情的人，他長着一副漫畫式的面孔，因此對他印象極深，後來在重慶電台又碰到他，這時他已結婚，夫人王主玉，成都人。五十年代他調北京民航總局。據說他在文革中吃了很大的虧。在關押審查中，大熱天不給他水喝，他渴了只好喝自己的小便。汪是一個工人出身的機械員，文化程度不高，不知為什麼文革之中也沒有放過他。

    陳郊農和他的夫人饒荔芬也曾來過我家。陳在我們這群小夥伴中年齡最大。他有點不修邊幅，有很濃厚的書生氣，我們曾開玩笑說他有名士派頭。在昆明崗頭村時，他和饒荔芬談戀愛談得熱火朝天，饒荔芬是總公司財務科的一個小會計，現在他們終於結婚了，而且雙雙來到我家。有情人終成眷屬，我衷心為他倆祝福。

    這裡還要談到一個人，就是李文光。 

    在昆明電台這一批報務員之中，李文光在年長一輩里算是最小的，而在這一群二十歲左右的小一輩里又是最大的。他那時剛結婚，住在拓東路一所小樓房內，他的太太尚健萍是總公司的一名小會計。我和袁定、楊東寰常常去他家玩橋牌，有時也在他家中吃飯。他太太是北方人，會做一手好麵食。她第一次見到我們，便自我介紹：“我叫尚健萍，”李文光就在一旁插嘴：“和尚的尚。”她馬上更正：“不對，是高尚的尚。”李文光又說：“貴賤的賤，”她連忙接上：“胡說，健康的健。”小兩口的日子是過得很輕鬆而甜蜜的。

    想不到七年之後我們之間竟以一次不愉快的會面而結束。那天，我被派到白市驛機場接機，這是報務員的任務之一，每逢飛機到站，就要派一個報務員接機，主要任務是提供降落時的機場情況和氣象條件。  我從飛行報告中看到機上報務員是V.K.Lee，知道是他，這是他一貫使用的簽名。飛機一降落，他逕直找到我，當然，他找我不是為了敘舊，而是大興問罪之師，一見我就氣勢洶洶：“你是怎麼搞的……”。其原因是我測報的雲底高度誤差太大。我見他這樣不留情面，當即頂了回去：“你說怎麼搞的，就是這樣搞的，你能給我提供一套測雲氣球麼！”    歐亞公司一直是由報務員兼任氣象觀測，但根本沒有什麼觀測設備，不但沒有測風測雲氣球，甚至連百葉箱都沒有，只有一個手搖式的乾濕球溫度計，掛在陰涼通風的走廊上，用的時候在手裡搖幾轉，然後觀測上面的乾濕球溫度指示，再從這個指示數值計算出氣溫和露點。測量風向風速，也沒有測風儀，只能觀察機場懸掛的布制筒形風向標。至於雲底高度，則全憑目測，特別是秋冬季節陰雨天的層雲（st）和層積雲（sc），目測誤差極大，只有用氣球才能準確地測出。這點一般飛行組都能理解，不會斤斤計較。而這次他卻如此較真，顯然含有藐視的意味。他當時穿着筆挺的飛行員制服和大蓋帽，確是頤指氣使，神氣十足。而我這個當初的小老弟，混了七八年還不過是個地面電台小報務員，當然會被他瞧不上眼了。總之，這是我所遇到的一個比較勢利的朋友，屬於那種“一闊臉就變”之流。其實，作為一個飛行報務員，也算不上闊，我自己也曾在衣復恩手下飛過幾年，並不覺得有什麼與眾不同，或者高人一等，不過是分工不同而已。

    幸好只此一次，以後再也沒有遇到他。

    但最令人想不到的，還是那位“陽光少年”汪聲和，當年昆明“三劍客”中的主要成員。“三劍客”是當時這群小夥伴對我和汪聲和、彭永棠三人的戲稱，由於我們三人總是出入相隨，形影不離，連吃飯也湊在一桌，所以給起了這個外號。現在，“三劍客”只剩下我一個了，彭永棠死於法輪功，已經出我意外，而汪聲和的死，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汪聲和和他的夫人裴俊（他們是46年在成都結婚的，裴俊是萬籟天的中國藝術劇團的演員）於47年8月到上海，進入國民黨民航局任電台台長。49年秋調香港，後又轉赴台北。50年2月在台北市廈門街133巷9號寓所被捕，當年9月6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夫婦兩人同時被蔣介石政權殺害，罪名是蘇聯間諜，這時汪聲和剛滿三十歲，他的夫人裴俊二十七歲。

    我的好友汪聲和，怎麼一下子變成蘇聯間諜，這還得從頭說起。

    原來，1941年他和我們一齊被裁員之後並未離開昆明，不久就通過張景輝的關係回到歐亞，並於1942年調歐亞公司蘭州電台，43年3月調成都電台。就在這時，他進了成都華西壩齊魯大學讀經濟系（當時華西壩有四所大學，就是華西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和齊魯大學），他還有個弟弟叫汪聲鳴在金大讀書，也是報務員，兄弟二人都是半工半讀。據說汪聲和在學校中很活躍，還當過齊魯大學的學生自治會主席。 

    大約就在這時，他參加了蘇聯遠東共產國際情報局，成為蘇共黨員。

    以後的一系列發展，從他脫離歐亞公司，進入國民黨的民航局，後來又由香港轉赴台灣，這都是蘇共情報局的安排。當時斯大林對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疑慮很深，他要儘量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以免引起戰端，因此必須在台灣設立情報機構，搜集有關美軍動態的情報。汪聲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到台灣的。他在家中架設秘密電台，直接對海參崴和赤塔通報，他和中共大陸方面並無聯繫。但是不管再怎樣隱蔽，他所發出的無線電訊號終究會被敵方截獲。國民黨的電訊情報部門就是利用訊號監測儀（其實就是飛機上的無線電羅盤），測出秘密電台的確切方位的。 

    當他們鎖定電台就架設在廈門街汪聲和寓所時，立即對他家進行搜查。當時負責搜查的是戴笠手下的紅人、當時台灣國防部技術實驗室主任、蔣經國麾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負責人魏大銘。他們先採取分區停電、查戶口、防空演習、修理水電為藉口幾次入室搜查，毫無所獲，最後才由魏大銘親自出馬，從天花板、牆壁、地板，上上下下，翻箱倒櫃，竟沒有查出絲毫破綻。就在魏大銘打算撤出時，他最後再回頭掃視一周，突然發現小客廳中一個小圓桌，桌腿特別粗大，和一般家具比起來，明顯不成比例，馬上回來撬開桌腿，發現了裡面藏有收發報機。    和他們同時遇害的還有西南聯大的同學李朋、廖鳳娥夫婦。四人同時在台北馬場町刑場執行槍決。

    這一切，都是在事隔六十多年之後，偶然從一篇報紙的報道中獲悉的。這就是2007年四月十九日《南方周末》，文章的標題是《紅色特工汪聲和傳奇》。文中消息來源，前半部分是根據汪聲和在齊魯大學時的同窗好友蘇良沛的回憶（此人現仍健在），去台灣後的經歷則根據魏大銘的回憶錄《無形戰爭》。我覺得這一切應當是可信的。

    老友死了，而且竟是死得如此悲壯。但作為美蘇爭霸過程中的一名馬前卒，我又為老友感到實在不值（雖然他後來被追認為烈士）。

    在我的記憶中，將永遠保留着那個像陽光一樣燦爛的少年，那樣樂觀、開朗、熱情，博學多聞、談笑風生，想不到他最後竟然選擇了這樣一條荊棘叢生的不歸之路，實在是不可思議。

    這裡還要補充一點，1946年夏天，他曾經在侯楓的“中國藝術劇院”作為特約演員參加了“清宮外史第一部”的演出，據說他演劇不挑角色，態度嚴肅認真，深得導演簫錫荃的讚許。而恰巧就在這之後，我和采芹也進入了“中劇”，並參加了“清宮外史第二部”的演出，一前一後，竟然和汪聲和擦肩而過，失之交臂，陰差陽錯，一至於此。

    昆明留給我最後一個難忘的記憶，就是45年元月那一次意外的蒙難，更確切地說是“被”蒙難。可以說是我一生中遭遇過最驚險的場面，甚至比我37年參加南京突圍還驚險得多。南京突圍穿過封鎖線時雖也遭遇敵人的裝甲車和探照燈掃射，但並未被發現，因而也未受到敵方炮火襲擊。而這一次卻是實實在在地從四面八方射來的流彈雨中穿過，最後能“殺出重圍”，安全脫險，至今仍覺得心有餘悸。 

    對於龍雲發動的這次未遂政變，事前既毫無所知，事後也是糊裡糊塗，只是莫名其妙的被碰上、被捲入。那天凌晨，在金碧路空軍招待所，睡夢中突然聽到外面槍聲大作，衣復恩匆匆把我們叫醒，跑出大門，正巧門外停着一輛大貨車，衣復恩二話不說，鑽進駕駛室，發動汽車，我們也全部爬進貨廂，風馳電掣穿過密集的槍林彈雨，終於到了機場。直到我們的這架C47離開跑道，飛上藍天，才算是鬆了一口大氣，大家面面相覷，好險，好險！

    當然，這次得以安全脫險，得虧有衣復恩臨危不懼，鎮定果斷，爭取時間，逃離險境。從此我才知道，衣復恩不但飛行技術卓越，開汽車也如此嫻熟，實在令人佩服。 

    往事如煙，這一切不知不覺就過去七十年了。昆明，的確是一個值得懷念的地方，有很多記憶，是終身難忘的。

         多想再去一次啊，我的老朋友，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