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十七）

　　父亲的家族中的人们却和母亲这边不同。是不是因为真是因为父亲的家族是“破落官僚地主”阶层呀？反正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舅舅、姨母们能亲近。不过话说回来了，父亲家族这边的关系也复杂。

　　爸爸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有四个。其中一个姐姐在１９４８年随丈夫去了台湾，之后多少年都杳无音信。另一个姐姐精神不太正常，住在老家。大哥去世较早，二哥被父亲告发是国民党特务被判２０年徒刑，死于狱中。但父亲和堂弟、堂妹们来往很多。这是父亲的叔叔的儿女。我的这些堂叔、堂姑们别看没读过多少书，一个个后来都成了文化名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可比父亲机灵得多，什么政治运动都能顺利过关。他们活得可真痛快。

　　有位堂叔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个文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谁知道他怎么一下子成为部队文艺工作者。他是专门写电影剧本的，不过没见他写出什么像样的剧本。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剧本有幸被拍成影片，那也是极其乏味的故事，和宣传口号没什么两样。他在“文革”后也承认这一点。但他有解释的理由：“那个年代什么都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你让我怎么写？”他这么一说，我还真不能指责他。

　　如果他真是不愿意写“政治宣传”倒也罢了，实际上他粗制滥造的剧本一大堆，主要人物都是一个味道――“高、大、全”。这就让咱不以为然了。他后来终于成功，写了个特别符合“上面”胃口的剧本，很快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演，他争取多年的入党的愿望得以实现。后来，在父亲“右派平反”的庆祝饭局上，我的这位堂叔喝得有点高，对父亲笑道：“大哥，”他管我父亲叫“大哥”，“您得赶紧抓紧机会入党。入党之后，这就‘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后什么都好办，以后……不说了，您心里明白。”他举自己的例子。自从写了那个让“上面”赏心悦目的剧本很快入党之后，“政治待遇”提高，领导重视。他还曾经代表中国的作家前往越南南方越共根据地体验生活，不过这回还没写出上面赏识的“好段子”就“文革”啦。

　　“文革”初期他也被“揪斗”。曾是国民党兵，怎能不被“审查”？这没什么。他讲话，“大家都得过筛子，沉住气就行了。”“检查”不断地写，“认识”不断地提高。不几年这些文人们就先后“解放”，接下来还是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我那堂姑也是作家。“文革”中，不，“文革”前就开始赞颂“上山下乡”啦。“文革”结束后她也有不安，曾问我“你对我写支持‘上山下乡’的作品如何评价”。你看这不是假惺惺嘛。“那要看您认为自己是御用文人，还是人民作家。”我给了这么不阴不阳的一句，有点装模作样，却也击中要害。后来她写信给父亲，说我骂她。老爷子把我好一顿责怪，说我不给面子，让人家下不了台。

　　心说了，这些市侩还有自尊嘛？父亲被打成“右派”前，他们是我们家的常客，开口闭口称“大哥”，吃吃喝喝不分你我。这“大哥”遭了难，我们家立刻门可罗雀。他们甚至落井下石。２２年后父亲“右派平反”，他们又来认亲戚。太势利了吧！但父亲认为“这很正常”。嘿，老爷子还挺宽容嘛。嗯，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点世态炎凉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么说，父亲心里知道他的堂弟、堂妹们是什么“鸟”？知道，心里明白得很，只不过他认为该宽容。既然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为什么不容人呢？再说，他们还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亲戚。我现在明白了，父亲坚持自己的理念，不曾改变，但也不求改变他人。你看他还真把自己当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呢。

　　父亲的思想意识真的一成不变吗？或许你可以说他某些具体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他相信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从未改变。不但他没改变，他的志同道合者――多数是上大学结识的，也未曾改变。嗯，也难说，我就知道有两位父亲的挚友在晚年怀疑了自己追求的理想。

　　其中一位１９８０年代初就因为肝硬化去世。临死前拉着父亲的手泪流满面，“国家腐败成这个样子，我真怀疑当初我们满腔热血为之奋斗新中国其实错了。”那是１９８０年代初，如果他有幸多活二十年，见到今天的腐败程度，他该如何评价？这位建国后身居高位，但没人知道他不苟言笑的内心。他肝硬化完全是由于他过度饮酒。肝硬化后还喝，结果造成大出血。父亲讲，这位伯伯在大学是学习尖子，本来立志要献身科学的，结果跟随共产党后走了当官的路。在“文革”中也没怎么挨整。谁也没看出他思想上是这样无出路，这样痛苦。他临终很羡慕他们另一位大学同学。那位老先生建国后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脱离公职一心一意搞翻译。他还是父亲介绍到出版部门工作的，可很快就要求退职，因为他觉得“太多的杂事干扰他搞翻译”。父亲那时是个官，多次劝阻，还进行了好几次详谈。但这位老先生执意“单干”。

　　１９６０年代初我有这样的印象。因为父亲划成“右派”后的工作是编辑，他的那位老同学的翻译稿件基本都是他经手。所以他们之间书信往来很多。每次老先生来信，那信封不是旧信封翻过来用，就是自己糊的信封。信纸也常常是废弃稿纸的背面，字写得密密麻麻。父亲总在抱怨，说“省钱也不用省到这个程度”。实际上老先生就是这样窘迫。

　　“文革”刚结束不久我到上海游玩，父亲嘱托我看望这位老先生。我到那儿才知道，他们一家老小挤在一间屋子里住。晚上连睡觉都得现搭床。老先生搞翻译竟在床板上。白天算是“写字台”，困了放下铺盖就睡。就是这种环境下，他翻译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大量科学论著。老先生在１９８０年代去世，是肝癌。得病后曾写信给父亲，说他很后悔当初退职。这辈子不但自己搞得很苦，妻子儿女也都日子不好过。他生病连医药费都无法报销，住院费也出不起。

　　嘿嘿，“围城”啊，“围城”。

　　１９４８年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同学，比父亲低几届。当年父亲的这位挚友只有２５岁，却已经是中共地下党的书记。建国后他一直在科技界担任各种领导工作。繁忙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人到中年已经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但他一直保持乐观，就是长期住院也常公务缠身。“文革”后他继续当头儿，１９８０年代他调任到父亲所在部委。父亲搞聚会他也常来。我当时对他印象甚佳，因为他总谈笑风生，是非常豪爽之人。１９９２年父亲忽然告诉我说，他的这位挚友忽然心脏病发作去世。当时不到７０岁。

　　父亲私下里跟朋友们讲，说其实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后他的这位挚友开始消沉，“文革”后更是牢骚满腹。不过他并没有因此不干工作，因为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即使重病在身也是这样。他最常说的话就是“苟延残喘不符合我个人的性格”。

　　我真想不到，这样一位看起来精神矍铄的老人就忽然没了。父亲说他第一次认识他就是见此君在山顶上叉着腰高歌，透着豪迈。从１９５７年以后就不满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但他只能憋在心里。估计这心脏病就是这么得的。

　　不管怎么说，甭管父亲和这些老头儿、老太太如何评价自己，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且价值观念上是传统中国文化之人。而我们这一代就有质的区别。我们的下一代就更别提了。

　　父亲走后我常回忆１９８０年代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聚会时的情景。那时他们大都六十多岁，人生大半已走完，可仍有着激情，如同一个个老天真。嗨，我还真羡慕他们呢。在人生之路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并有如此之多的志同道合者一起为之奋斗，到了晚年还沉浸在理想之中，直到人生之路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