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十七）

　　父親的家族中的人們卻和母親這邊不同。是不是因為真是因為父親的家族是“破落官僚地主”階層呀？反正相比之下，我還是覺得舅舅、姨母們能親近。不過話說回來了，父親家族這邊的關係也複雜。

　　爸爸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有四個。其中一個姐姐在１９４８年隨丈夫去了台灣，之後多少年都杳無音信。另一個姐姐精神不太正常，住在老家。大哥去世較早，二哥被父親告發是國民黨特務被判２０年徒刑，死於獄中。但父親和堂弟、堂妹們來往很多。這是父親的叔叔的兒女。我的這些堂叔、堂姑們別看沒讀過多少書，一個個後來都成了文化名人。更重要的是，他們可比父親機靈得多，什麼政治運動都能順利過關。他們活得可真痛快。

　　有位堂叔曾在國民黨軍隊裡混個文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誰知道他怎麼一下子成為部隊文藝工作者。他是專門寫電影劇本的，不過沒見他寫出什麼像樣的劇本。如果有那麼一、兩個劇本有幸被拍成影片，那也是極其乏味的故事，和宣傳口號沒什麼兩樣。他在“文革”後也承認這一點。但他有解釋的理由：“那個年代什麼都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你讓我怎麼寫？”他這麼一說，我還真不能指責他。

　　如果他真是不願意寫“政治宣傳”倒也罷了，實際上他粗製濫造的劇本一大堆，主要人物都是一個味道――“高、大、全”。這就讓咱不以為然了。他後來終於成功，寫了個特別符合“上面”胃口的劇本，很快被拍成電影在全國公演，他爭取多年的入黨的願望得以實現。後來，在父親“右派平反”的慶祝飯局上，我的這位堂叔喝得有點高，對父親笑道：“大哥，”他管我父親叫“大哥”，“您得趕緊抓緊機會入黨。入黨之後，這就‘上了一個新台階’，以後什麼都好辦，以後……不說了，您心裡明白。”他舉自己的例子。自從寫了那個讓“上面”賞心悅目的劇本很快入黨之後，“政治待遇”提高，領導重視。他還曾經代表中國的作家前往越南南方越共根據地體驗生活，不過這回還沒寫出上面賞識的“好段子”就“文革”啦。

　　“文革”初期他也被“揪斗”。曾是國民黨兵，怎能不被“審查”？這沒什麼。他講話，“大家都得過篩子，沉住氣就行了。”“檢查”不斷地寫，“認識”不斷地提高。不幾年這些文人們就先後“解放”，接下來還是為“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我那堂姑也是作家。“文革”中，不，“文革”前就開始讚頌“上山下鄉”啦。“文革”結束後她也有不安，曾問我“你對我寫支持‘上山下鄉’的作品如何評價”。你看這不是假惺惺嘛。“那要看您認為自己是御用文人，還是人民作家。”我給了這麼不陰不陽的一句，有點裝模作樣，卻也擊中要害。後來她寫信給父親，說我罵她。老爺子把我好一頓責怪，說我不給面子，讓人家下不了台。

　　心說了，這些市儈還有自尊嘛？父親被打成“右派”前，他們是我們家的常客，開口閉口稱“大哥”，吃吃喝喝不分你我。這“大哥”遭了難，我們家立刻門可羅雀。他們甚至落井下石。２２年後父親“右派平反”，他們又來認親戚。太勢利了吧！但父親認為“這很正常”。嘿，老爺子還挺寬容嘛。嗯，以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這點世態炎涼又算得了什麼呢？

　　這麼說，父親心裡知道他的堂弟、堂妹們是什麼“鳥”？知道，心裡明白得很，只不過他認為該寬容。既然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為什麼不容人呢？再說，他們還是血緣關係很近的親戚。我現在明白了，父親堅持自己的理念，不曾改變，但也不求改變他人。你看他還真把自己當成“無產階級先鋒隊”呢。

　　父親的思想意識真的一成不變嗎？或許你可以說他某些具體的看法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他相信馬列主義能夠救中國的信念從未改變。不但他沒改變，他的志同道合者――多數是上大學結識的，也未曾改變。嗯，也難說，我就知道有兩位父親的摯友在晚年懷疑了自己追求的理想。

　　其中一位１９８０年代初就因為肝硬化去世。臨死前拉着父親的手淚流滿面，“國家腐敗成這個樣子，我真懷疑當初我們滿腔熱血為之奮鬥新中國其實錯了。”那是１９８０年代初，如果他有幸多活二十年，見到今天的腐敗程度，他該如何評價？這位建國後身居高位，但沒人知道他不苟言笑的內心。他肝硬化完全是由於他過度飲酒。肝硬化後還喝，結果造成大出血。父親講，這位伯伯在大學是學習尖子，本來立志要獻身科學的，結果跟隨共產黨後走了當官的路。在“文革”中也沒怎麼挨整。誰也沒看出他思想上是這樣無出路，這樣痛苦。他臨終很羨慕他們另一位大學同學。那位老先生建國後走的完全是另一條路――脫離公職一心一意搞翻譯。他還是父親介紹到出版部門工作的，可很快就要求退職，因為他覺得“太多的雜事干擾他搞翻譯”。父親那時是個官，多次勸阻，還進行了好幾次詳談。但這位老先生執意“單幹”。

　　１９６０年代初我有這樣的印象。因為父親劃成“右派”後的工作是編輯，他的那位老同學的翻譯稿件基本都是他經手。所以他們之間書信往來很多。每次老先生來信，那信封不是舊信封翻過來用，就是自己糊的信封。信紙也常常是廢棄稿紙的背面，字寫得密密麻麻。父親總在抱怨，說“省錢也不用省到這個程度”。實際上老先生就是這樣窘迫。

　　“文革”剛結束不久我到上海遊玩，父親囑託我看望這位老先生。我到那兒才知道，他們一家老小擠在一間屋子裡住。晚上連睡覺都得現搭床。老先生搞翻譯竟在床板上。白天算是“寫字檯”，困了放下鋪蓋就睡。就是這種環境下，他翻譯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大量科學論著。老先生在１９８０年代去世，是肝癌。得病後曾寫信給父親，說他很後悔當初退職。這輩子不但自己搞得很苦，妻子兒女也都日子不好過。他生病連醫藥費都無法報銷，住院費也出不起。

　　嘿嘿，“圍城”啊，“圍城”。

　　１９４８年父親的入黨介紹人也是同學，比父親低幾屆。當年父親的這位摯友只有２５歲，卻已經是中共地下黨的書記。建國後他一直在科技界擔任各種領導工作。繁忙的工作使他積勞成疾，人到中年已經有很嚴重的心臟病。但他一直保持樂觀，就是長期住院也常公務纏身。“文革”後他繼續當頭兒，１９８０年代他調任到父親所在部委。父親搞聚會他也常來。我當時對他印象甚佳，因為他總談笑風生，是非常豪爽之人。１９９２年父親忽然告訴我說，他的這位摯友忽然心臟病發作去世。當時不到７０歲。

　　父親私下裡跟朋友們講，說其實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後他的這位摯友開始消沉，“文革”後更是牢騷滿腹。不過他並沒有因此不干工作，因為他是個閒不住的人，即使重病在身也是這樣。他最常說的話就是“苟延殘喘不符合我個人的性格”。

　　我真想不到，這樣一位看起來精神矍鑠的老人就忽然沒了。父親說他第一次認識他就是見此君在山頂上叉着腰高歌，透着豪邁。從１９５７年以後就不滿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但他只能憋在心裡。估計這心臟病就是這麼得的。

　　不管怎麼說，甭管父親和這些老頭兒、老太太如何評價自己，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而且價值觀念上是傳統中國文化之人。而我們這一代就有質的區別。我們的下一代就更別提了。

　　父親走後我常回憶１９８０年代父親和他的朋友們聚會時的情景。那時他們大都六十多歲，人生大半已走完，可仍有着激情，如同一個個老天真。嗨，我還真羨慕他們呢。在人生之路建立起自己的理想，並有如此之多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為之奮鬥，到了晚年還沉浸在理想之中，直到人生之路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