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設國民黨戰犯風波

原標題為“特赦國民黨戰犯：有10人申請去台灣而被拒絕”；發表於2013年12月29日 中華網。本文經過刪節和摘編。

自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偕“國民政府”要員自四川成都機場乘飛機逃往台灣，到1987年11月2日，台北當局正式允許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時止，台灣海峽兩岸在長達38年的時間裡，一直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狀態之中。其間，雖也曾有過高層間多次秘密接觸，但最為轟動一時的，要算1975年3月最後一批特赦國民黨戰犯時，有10人申請去台灣而被拒絕接收的事件。

最後特赦戰犯前的海峽兩岸態勢

1774年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總理在公安部送來的末赦323名戰犯情況表上批示：

“請謂公安部分類處理，進行準備，以便在人大會後送中央、主席審批。”

公安部送來的處理方案，按立即特赦、刑滿釋放、提前釋放（刑期未滿者）、保外就醫和繼續關押等不同類別分別列出了名單。儘管周恩來看了名單一再指示，這次特赦要儘可能放寬，但經各地管教單位和主管部門反覆研究，還是有13人要繼續關押改造，理由是“他們確無改惡從善表現”。

當時幾個戰犯管理所的所長都被關了起來，戰犯們被關在什麼地方也不十分清楚。後來，好不容易地從牛棚里和五七幹校里找回來幾位老所長和老管教幹部，總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戰犯的人數及其現實政治表現、身體狀況等等，列出了準確的名單。當時尚在關押的戰犯還有29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29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ｌ名，這些戰犯將全部釋放。討論研究這批戰犯的名單及釋放後的安排、待遇等問題有好幾個月。經與當時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公安部軍管幹部負責人施義之等反覆商討，最後形成了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報告《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

據檔案資料記載，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病重時批閱的那個在押戰犯名單（表）是323名，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正式批示時，因在此期間又病故5人，因而實際人數成為318名。經核心小組填重研究，又將其中的25人單獨提出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給落實政策。所以，經核心小組反覆清查結果，最終列入仍在押戰犯名單的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看到公安部核心小組《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和準備送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說明書後，作正式批示。

當時在長沙的毛澤東在聽秘書讀報告時說道：“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要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當秘書談到，報告中提出仍要繼續關押改造13人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道：“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註：指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當談到報告中提出安置在農村的釋放人員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貼費15元至20元時，毛澤東明顯地表示出不滿意，說道：“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澤東又說：“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華國鋒在獲悉毛澤東主席的批示後，立即主持召開核心小組成員及公安部主管戰犯工作的負責人員會議。關押戰犯最多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負責人員也被召來列席了會議。幾乎所有與會人員，都對毛澤東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長時間準備的大量分類處理在押戰犯的材料一律作廢，所有在押戰犯則不分有無“改惡從善表現”一律特赦。釋放後也不分他們原有的級別與表現，都一律安排在城鎮。複雜的事情竟然變得如此簡單。

會議期間，華國鋒對毛澤東在審議時提出的“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有放”的問題，反覆同撫順戰犯管理所來人進行訊問調查，會後，又指派專人與解放軍總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被俘獲的國民黨戰犯確實都已特赦安置完畢，現押的戰犯多為在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地被俘獲者。在清查過程中，又發現在全國各地的勞改機關（監獄）還關押着大批被俘的國民黨人員，有的還是將軍級別。據統計，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戰犯之前，正式聽候處理的在押國內戰犯總數為856名。至1975年3月19日第7批全部戰犯被特赦止，共特赦釋放589名，刑滿釋放65名，另案處理釋放10名，經審查按起義投誠對待、立即釋放的25名，病亡167名。這些人員，除病亡的外，都按黨的政策作了妥善安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在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對已處理的前戰犯（如沈醉等）經複查並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糾正，又按起義政策對待。

中共批准10名戰犯申請去台灣的請求

中國政府7次特赦國內戰爭罪犯。1975年3月釋放全部國內戰犯。在這些戰犯中，有10名前國民黨軍官提出回台灣的申請被批准。他們是：王秉鋮，原國民黨第五十一軍中將軍長；陳士章，原國民黨第二十五軍中將軍長；蔡省三，原國民黨青年救國團贛東青年警務總隊少將總隊長；周養潔，原國民黨軍統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局長；王雲沛，原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段克文，原國民黨軍統局少將專員；楊南郵，原國民黨一五零師上校團長；趙一雪，原國民黨二八一師上校團長；張鐵石，原國民黨六十八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張海商，原國民黨青年軍二零四師上校團長。

在這10名願意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中，除蔡省三外，其餘9人都有直系親屬若干在台灣島內。

1974年12月末，在中央決定全部釋放在押的國內戰犯之前，毛澤東說：“國民黨那些戰犯放出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嘛！”為此，1975年3月20日，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共同擬定，並經中共中央同意，向各地下達了《關於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實施意見》，其中第6條即明確規定：“凡願意回台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在前三天的3月17日全國人大四屆二次常會上，審議全部特赦在押戰犯議案時，華國鋒副總理到會作說明，代表國務院明確宣布：“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197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鴨店，為王秉鋮等一行10人即將離開北京前去台灣餞行。

4月13日，王秉鋮等10人啟程離京時，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童小鵬、喬連新、彭友今，以及愛國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鄭洞國、龐鏡塘、黃維、文強等均到機場送行。當送行人員與之緊緊握手，依依惜別時，杜聿明、黃維等人還一再囑託去台人員給在台的舊部、故友問好。

在登機之前，蔡省三還笑着問童小鵬：“副部長，我的親人都在大陸，我到台灣後，若是讓我的親人申請去台灣可以嗎？”

童小鵬肯定地回答：“黨的政策是儘可能照顧親人團聚，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內，能夠做到的，當然可以。”

4月14日上午，王秉鋮等10人由廣州乘91次特快到達深圳，在這裡每人領到路費港幣2000元、新制服裝ｌ套，及往返通行證一張。通行證有效期半年，半年後隨時都可申請辦理入境簽證手續，陪同人員中央統戰部一局局長焦琦一再重申：各位先生到達香港後，已委託由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負責安排日常起居，但辦理回台灣的手續、打電話、發電報、找親友、見記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發表談話，對各方表態，也請各位自定。

台灣當局拒絕10人去台，張鐵石自縊身亡

但是，台灣島內的新聞輿論對中共特赦戰犯及允許前“國軍”軍官申請去台之舉緘口無言，甚至刊載此類新聞的港澳等地的報紙運抵台灣之後，也一律予以查禁。後來，迫於形勢，也僅有簡短報道。據港澳地區報紙披露，台灣輿論界之所以先對特赦戰犯消息避而不登，隨後雖有簡略報道但並不刊登獲釋人員名單，是有其難言苦衷的。因台灣當局一直把有些在押戰犯當做“烈士”，並把他們牌位供奉在台北的“忠烈祠”內，如已“慷慨就義”的周養浩等人。

當時的蔣經國剛接管了政權，便面臨着中共釋放國民黨戰犯，並有10人要求去台的棘手難題。一方面，王秉鋮等10人都是國民黨軍事將領，在內戰戰場上被俘，現在獲得特赦，要求到台灣同自己的親人會麵團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絕接受。而且，在國際上也沒有對對方寬大釋放的人員拒絕接受的先例，如果執意拒絕，恐難避免國際輿論的譴責；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許這10人進入台灣島內，又勢必會衝擊和動搖島內的“民心”和“軍心”，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將要陷入極大的被動。

此時台灣當局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以台灣的所謂“大陸救濟總會”會長、國民黨元老谷正綱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長”張群等人在內，極力主張應立即接受這10人赴台，以消除台灣當局已在國際上造成的惡劣影響；但島內掌握實權的少壯派軍官，以及軍警特部門的首腦，則堅決反對讓這10人進入島內，認為只有如此，才能使長期營造的反共心態不致潰散，軍隊的士氣也能得以維持，在激烈的分歧與爭吵中，蔣經國一時難於作出決斷。於是，先由“中央社”社長曾恩波出面，於4月初發表談話稱：“中華民國政府歡迎該批前國民黨軍官及黨政官員重投祖國懷抱。”

隔幾日，於4月18日，繼任“總統”嚴家淦在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說：“政府歡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灣來，但不讓共產黨間諜和統戰人員進來。”嚴家淦還說：“中華民國政府歡迎任何向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求援的人。”4月22日台北消息改稱：“台北政府對宗事件，將採取堅定立場。除非該10名中共釋俘，在香港發表其反共態度，同時自動向自由中國救濟總會申請，否則國府沒有讓步餘地。”但當10名獲釋人士在香港拒絕以“難民”身份申請入境，並嚴詞拒絕“發表反共聲明”之後，香港《明報》6月6日卻又發表專訪稱：

台灣“救總”理事長谷正綱，最近致函“救總”辦事處（注，指在香港九龍），轉達國民黨最高當局處理戰俘入台方案的要點，並不要求戰俘公開發表《反共宣言》……“谷正綱函件”僅要戰俘補呈現《申述信》作為入境申請表格的附件。該信包括三項內容：ｌ、說明入台動機；2、表明入台是無條件的（不提任何條件）；3、入後願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違法律，願接受法律制裁。此間“救總”負責人謝伯昌，曾電召戰俘前往辦事處，將“谷正綱函件”給他們看，有九名戰俘看完函件，覺得沒有什麼為難，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絕呈交。谷正綱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十個常委之一，系國民黨決策機關的權要，但他主持的“救總”，只是民間團體，沒有黨政機關的權力。10戰俘入境手續的文件傳送，雖由“救總”辦理，奉命負責審核者，卻是“總統府”的“國家安全局”。

但是，台北“救總”卻又出爾反爾於6月17日在國民黨機關《香港時報》登出啟事：“查本會谷正綱理事長從未對港九救濟機構有過上述函件，所載全非事實。”

另據港澳報紙披露，實權人物蔣經國，採用“大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訣應付局面。香港《明報》披露：“權威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說，上月他赴台參加已故蔣介石總統的喪禮時，蔣經國先生曾親口對他說：國府對十名戰俘申請赴台所采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蔣經國對這八個字並無進一步地解釋。權威人士個人認為台北顯然並不歡迎他們前往，決定用'拖'字訣來應付問題，拖得一時算一時，和中共實行比斗'忍耐力'，直至一方忍無可忍，自動召回十名戰俘為止。”

被拒去台人員的歸宿

為了更加要妥善地處理好獲釋人員的回台事宜，在張鐵石被逼自殺後的第三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灣研究組組長黃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專案小組匯報情況，對其餘9人今後的去向進行了研究與安排。決定：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態處理9個人的去向。由於已經確悉國民黨當局不讓10人回台的決策已定，留港的9個人可以自由選釋，願意回內地的，歡迎，回來後由內地安排工作；願意赴外國的，繼續給予協助，幫助旅費；願意留在香港的，國家長期照顧他們的生活。至於張鐵石的遺體，讓國民黨人員領取。最後，張鐵石的遺體是由他的兒子自台來港處理，火化後把骨灰帶回台灣。

被拒的9人中，趙一雪自香港返回大陸後在上海安家落戶，因其妻子、子女均在上海，即被中共統戰部和上海市政協聘為上海市政協委員。同他一起自香港返回內地的張海商和楊南郵，因他們在湖北和四川有親人，則根據本人意願，被分別安排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協委員。其餘6人的歸宿，陳士章於1975年7月4日由女婿接往美國住印第安納州女兒家中，他的夫人及兒子仍住台灣。7月14日，段克文經向“國際救濟總會”申請，離港去了美國紐約。段在美國無親人，靠給一家親台灣的中文報紙當編輯謀生，期間曾秘密去了一趟台灣，1991年客死美國。王秉鋮因有兒子、女兒和侄女在美國，於1975年9月26日離港赴美，居住在女兒家中。1979年，正在台灣任“國大代表”的夫人李志衡，留赴美國與其聚了兩個多月後又返回台灣。後經其夫人多方周旋，終使王秉鋮由美國轉道秘密去了台灣，但不得長期居留。周養浩直到1975年11月12日乘飛機到了美國住在一個女兒家中。周在美國有三子二女，但他的妻子卻因思念丈夫不久即在台灣病故。

最後，在香港只留下了王雲沛和蔡省三。住在蘭宮酒店的王雲沛，為急於去台灣，離店另租房屋居住。他的夫人為了同其會面，急急與兒子由台灣移居美國，王則在香港向美國領事館申請去美國會親，竟然不予核准。無奈中，1978年5月，王雲沛的夫人張佩霞則由美國來到了香港同其團聚了一段時間。可惜好景不長，1979年10月8日王雲沛先生即因病故去，骨灰由在家鄉的長子王敏惠專程自內地來港領回，葬於浙江省相廬縣原籍。至此，滯留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他決定一面以寫作為生，一面主動從事海峽兩岸的溝通工作。到90年代初，蔡省三曾多次赴台灣參觀訪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