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博士：我为什么说中国不存在 “剩女”

7月初，洪理达从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她穿着红色的博士服站在一堆中国同学中间，有一种 奇怪但坚定的和谐感。她对中国并不陌生，年轻时洪理达在哈佛和斯坦福学习东亚文化，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不同媒体报道中国问题。也许是出于女性的自 觉，她在过去几年中，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今年5月，她将这些观察写成了一本书——《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

在这本书里，洪理达批评中国媒体从2007年开始频繁报道的“剩女”问题，实质上掩盖了中国男性人口过多的事实。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男女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值，天津甚至达到了114.52:100。媒体造成的社会舆论大环境引起女性焦虑的泛滥，她们纷纷为了“不被剩下”匆忙结婚，甚至妥协到放弃房产证上的名字。

对于一个普通中国家庭来说，房屋是夫妻双方拥有的最重要财产，放弃在房产证上的署名，也就意味着几乎放弃了财产权。媒体为掩盖男女比例失衡所刻意放大的“剩女”问题，有可能会在婚姻选择、家庭关系和女性权利等方面产生连锁反应。

洪理达将她的观察写成了一本书——《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

莫名其妙的“剩女”焦虑

2010年年底，洪理达在北京进行房产市场社会调研时发现，很多房子的所有权都登记在男人名下。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婚姻法的新解释，其中对如何处理房产的归属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条款不出意外地迅速点燃了国内的舆论场。虽然各种观点相互僵持拉锯，但已经显示出房产问题在中国人婚姻关系中占据的特殊位置。

从这以后，洪理达开微博、做访谈、招聘志愿者参加她的研究，她还为此申请了一个专门的邮箱，对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25-32岁年龄段的人进行深度访谈，这其中既有女性，也包括男性，家庭背景涵盖了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家庭。

“我在跟这些年轻女性做访谈的时候，发现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经常会把她们的积蓄交给男朋友，用来买婚房、付首付，可是婚房最后常常只登记了男人的名字。我问那些受过教育的、能干的女性，为什么会愿意只登记男人的名字？有一个访谈对象跟我说，她已经26岁了，马上就要进入到剩女的年龄段，所以非常急着结婚。”洪理达说。

就是在这个时候，“剩女”这个词成为洪理达用以解开自己疑问的钥匙，房屋、婚姻和“剩女”构成了她观察中国社会的关键。

洪理达曾在斯坦福和哈佛学习东亚文化

2007年8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了171个汉语新词，“剩女”名列其中。在此之前，“剩女”大多被媒体用以描述那些超过27岁仍然单身，且自身条件比较优秀的女性。将“剩女”收入官方词汇库，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认证了一项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所谓的“剩女”现象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范畴，她们在香港被称为“中女”，在台湾和日本则又变为“败犬”，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变得更为自由和多元常常被视作时代进步的标志，但是这一情形在中国大陆却变得有些微妙。

“我在调查中发现，25岁以上女性的中国父母非常着急，他们为了让女儿嫁出去，就不要求男方 做什么了。很多父母还说，女儿自己着急，希望房产证上能登记自己的名字，但父母反而会劝她不要跟男人争，因为父母就怕她嫁不出去。”洪理达说，“这其实是 一种偏见，也是一种性别歧视。媒体观念就是中国女性非常贪心，都是丈母娘的错，都是中国女性的错。”

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

洪理达说：“有的女人为了爱情结婚，有的女人为了金钱结婚，但是在中国，有一批女性却是为了摆脱羞耻感而结婚。”

她的这本新书在中国引起的争议，除了“剩女”和房产问题之外，还有她在副标题中重点强调的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洪理达认为，中国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里，她梳理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在就业方面所遭遇到的歧视，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洪理达问那些受过教育的、能干的女性，为什么会愿意只登记男人的名字？有一个访谈对象说，她已经26岁了，马上就要进入到剩女的年龄段，所以非常急着结婚

“当年女性下岗的比例远高于男性。许多妇女后来再就业的工资也大大低于男性。大概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女性回归家庭’的运动，呼吁在失业率攀升之时，女性辞职，为男性让出道路。经过多年时间，这种态度深入人心：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又再度盛行。”洪理达说。

洪理达在书名中用了“Resurgence”这个词——这是“复燃”的意思。然而，有人对“复燃”一词表达了抗议，他们认为中国的性别不平等不存在再次抬头的意味，这种现象一直存在，自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男女就从未平等过。

中国女性不仅在财产权和就业等方面面临着性别歧视，在面对家庭暴力时也同样存在很大的误区，2012年由国内首个民间女性公益组织——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持的《中国家暴现状》调研报告显示：1858名受访者中，54.6%的受访者曾遭遇家庭暴力，而女性是受暴的主体，占90%。这些受访者大部分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女性，而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在农村地区几乎是一件被默认的平常事。

更为紧迫的变化出现在整个社会就性别平等问题所产生的分歧上。如果说60年前“解放妇女”以及促进男女平等是全社会的共识，那么60年后的今天，这一共识已经被人们过于乐观的想象所撕裂，精英男性经常以周遭的女性为例说明中国的女人们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而这实质上是另一种漠视。虽然中国在提高女性地位和促进男女平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但显然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