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博士：我為什麼說中國不存在 “剩女”

7月初，洪理達從清華大學社會學專業畢業，她穿着紅色的博士服站在一堆中國同學中間，有一種 奇怪但堅定的和諧感。她對中國並不陌生，年輕時洪理達在哈佛和斯坦福學習東亞文化，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為不同媒體報道中國問題。也許是出於女性的自 覺，她在過去幾年中，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今年5月，她將這些觀察寫成了一本書——《剩女：中國性別不平等死灰復燃》。

在這本書裡，洪理達批評中國媒體從2007年開始頻繁報道的“剩女”問題，實質上掩蓋了中國男性人口過多的事實。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的男女比例均高於全國平均值，天津甚至達到了114.52:100。媒體造成的社會輿論大環境引起女性焦慮的泛濫，她們紛紛為了“不被剩下”匆忙結婚，甚至妥協到放棄房產證上的名字。

對於一個普通中國家庭來說，房屋是夫妻雙方擁有的最重要財產，放棄在房產證上的署名，也就意味着幾乎放棄了財產權。媒體為掩蓋男女比例失衡所刻意放大的“剩女”問題，有可能會在婚姻選擇、家庭關係和女性權利等方面產生連鎖反應。

洪理達將她的觀察寫成了一本書——《剩女：中國性別不平等死灰復燃》

莫名其妙的“剩女”焦慮

2010年年底，洪理達在北京進行房產市場社會調研時發現，很多房子的所有權都登記在男人名下。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婚姻法的新解釋，其中對如何處理房產的歸屬問題做出了詳細的規定，這些條款不出意外地迅速點燃了國內的輿論場。雖然各種觀點相互僵持拉鋸，但已經顯示出房產問題在中國人婚姻關係中占據的特殊位置。

從這以後，洪理達開微博、做訪談、招聘志願者參加她的研究，她還為此申請了一個專門的郵箱，對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25-32歲年齡段的人進行深度訪談，這其中既有女性，也包括男性，家庭背景涵蓋了獨生子女家庭和非獨家庭。

“我在跟這些年輕女性做訪談的時候，發現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經常會把她們的積蓄交給男朋友，用來買婚房、付首付，可是婚房最後常常只登記了男人的名字。我問那些受過教育的、能幹的女性，為什麼會願意只登記男人的名字？有一個訪談對象跟我說，她已經26歲了，馬上就要進入到剩女的年齡段，所以非常急着結婚。”洪理達說。

就是在這個時候，“剩女”這個詞成為洪理達用以解開自己疑問的鑰匙，房屋、婚姻和“剩女”構成了她觀察中國社會的關鍵。

洪理達曾在斯坦福和哈佛學習東亞文化

2007年8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了171個漢語新詞，“剩女”名列其中。在此之前，“剩女”大多被媒體用以描述那些超過27歲仍然單身，且自身條件比較優秀的女性。將“剩女”收入官方詞彙庫，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認證了一項根本不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所謂的“剩女”現象是一個相當寬泛的範疇，她們在香港被稱為“中女”，在台灣和日本則又變為“敗犬”，女性在婚姻選擇上變得更為自由和多元常常被視作時代進步的標誌，但是這一情形在中國大陸卻變得有些微妙。

“我在調查中發現，25歲以上女性的中國父母非常着急，他們為了讓女兒嫁出去，就不要求男方 做什麼了。很多父母還說，女兒自己着急，希望房產證上能登記自己的名字，但父母反而會勸她不要跟男人爭，因為父母就怕她嫁不出去。”洪理達說，“這其實是 一種偏見，也是一種性別歧視。媒體觀念就是中國女性非常貪心，都是丈母娘的錯，都是中國女性的錯。”

性別不平等死灰復燃？

洪理達說：“有的女人為了愛情結婚，有的女人為了金錢結婚，但是在中國，有一批女性卻是為了擺脫羞恥感而結婚。”

她的這本新書在中國引起的爭議，除了“剩女”和房產問題之外，還有她在副標題中重點強調的中國的性別不平等。洪理達認為，中國的性別不平等問題由來已久，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文章里，她梳理了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在就業方面所遭遇到的歧視，這一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表現得尤為明顯。

洪理達問那些受過教育的、能幹的女性，為什麼會願意只登記男人的名字？有一個訪談對象說，她已經26歲了，馬上就要進入到剩女的年齡段，所以非常急着結婚

“當年女性下崗的比例遠高於男性。許多婦女後來再就業的工資也大大低於男性。大概在同一時期，出現了‘女性回歸家庭’的運動，呼籲在失業率攀升之時，女性辭職，為男性讓出道路。經過多年時間，這種態度深入人心：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又再度盛行。”洪理達說。

洪理達在書名中用了“Resurgence”這個詞——這是“復燃”的意思。然而，有人對“復燃”一詞表達了抗議，他們認為中國的性別不平等不存在再次抬頭的意味，這種現象一直存在，自中國的封建時代開始男女就從未平等過。

中國女性不僅在財產權和就業等方面面臨着性別歧視，在面對家庭暴力時也同樣存在很大的誤區，2012年由國內首個民間女性公益組織——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主持的《中國家暴現狀》調研報告顯示：1858名受訪者中，54.6%的受訪者曾遭遇家庭暴力，而女性是受暴的主體，占90%。這些受訪者大部分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女性，而家庭暴力和性別歧視在農村地區幾乎是一件被默認的平常事。

更為緊迫的變化出現在整個社會就性別平等問題所產生的分歧上。如果說60年前“解放婦女”以及促進男女平等是全社會的共識，那麼60年後的今天，這一共識已經被人們過於樂觀的想象所撕裂，精英男性經常以周遭的女性為例說明中國的女人們已經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而這實質上是另一種漠視。雖然中國在提高女性地位和促進男女平等方面已經取得了非常巨大的進步，但顯然還遠遠不夠。